国际制度理论的基础路径
如第一章所述，在大量的国际制度研究中，直接涉及特定理论的研究十分有限，这是否意味着其他更多的研究完全脱离了国际制度理论或国际关系理论呢？在第一章理论回归界定以及基础路径讨论和本章第三节国际制度定义的基础上，本节认为，问题导向的国际制度研究逐渐聚集为五大基础路径：权力－结构、理性－功能、文化－建构、历史－阶级、反思－批判。相关经验研究可能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或不同的学科范式，也可能聚焦于不同的经验问题，但其解答特定问题的思路，有意或无意地归属于这些基础路径。
一、权力－结构基础路径
国际制度研究的权力－结构路径构建于理性主义哲学原理基础之上，认为理性（reason）是知识的主要来源，并从古典重商主义思想传统中汲取养分，从权力和国家利益的视角解释国际制度。如第一章中所述，关于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至少存在三个层次的不同含义：哲学元理论层面的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国际关系宏观理论的层面的理性主义研究范式和具体理论层面的理论。
权力－结构基础路径下的学科理论主要集中在政治学的国际关系亚学科里，尤其是古典现实主义制度理论和新现实制度主义，这与政治学聚焦权力的学科属性密切相关。虽然，具体研究解释国际制度的视角和结论都不相同，但都将国家权力及／或国际结构视为分析的核心变量，并因此强调国家利益对于国家行为的驱动性，且具体研究在中微观层面的理论定位愈发模糊。例如，在对国际投资体制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双边投资协议在执行条款上的差异主要由资本输出国的议价能力和偏好所决定，且这些投资协议主要体现大国的权力、利益和偏好；72另一项关于弱国在国际组织中议价能力的研究认为，政治和经济实力在正常情况下是议价能力的决定因素，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却不是;73艾莉森·卡内基（Allison Carnegie）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案例的研究认为，国际制度对那些彼此之间可能存在“敲竹杠”问题的国家更为有效。74这些分析并没有明确地运用特定的中观或微观学科理论，而是强调具体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正是前述“理论已逝”的论据，但其却有意或无意地透射出权力和结构的分析路径。
二、理性－功能基础路径
国际制度研究的理性－功能路径从理性行为逻辑和功能性的角度解释国际制度。理性行为逻辑一方面借鉴了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基本假设，即认为行为体将不断获得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如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契约主义（contractarianism）国际制度研究,75另一方面指国际关系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理性，即前文所述人“与其他个体友好交往并且结合成有序社会的天然倾向”。76例如，新自由制度主义正是基于此，对古典现实主义关于人性的假设进行批评，并因此论证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以及国际制度之于国际合作的作用。顾名思义，功能性强调国际制度的功能，以及由此产生的需求性和必要性，其思想主要来源于经济学组织研究和政治学国际组织研究中的功能主义，如国际贸易制度在减少贸易波动和贸易保护方面的功能、77国际组织对于促进国家民主的作用、78国际制度推动国内宏观经济改革和全球金融融合的作用等。79因此，理性－功能基础路径下的学科内理论广泛涉及了以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制度研究，以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为代表的经济学制度理论、行为经济学的有限理性理论、比较政治学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国际组织研究的功能学派、以斯蒂芬·克拉斯纳（Steven D. Krasner）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国际体制研究、以基欧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国际制度研究等。
总体而言，理性－功能基础路径下的国际制度研究，解释了国际制度推进国际合作和（国际）社会福利改进的行为逻辑和运作机理。相关国际制度研究逐渐摆脱特定学科内相对严格的理论约束，在更加宽泛的基础路径层面进行问题导向的研究，体现出学科内和学科间理论借鉴和综合的趋势。例如，借鉴经济学家哈耶克对制度的分析，将其批判性地运用到国际制度研究中；80沿袭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性思维，但放松国家中心主义的束缚，从非政府行为体和国内机制的角度讨论国际制度的作用和影响；81借鉴社会心理学中的公平分配原则，分析国际制度的福利分配；82从（国际）法学视角研究国际制度的功能有效性；83借鉴行为经济学有限理性理论解释发展中国家缘何参与国际投资协定等等。84
另一些研究并没有明确的理论借鉴，但其论述逻辑却透射出上述关于国际制度的特定思考路径。例如，在探讨国际制度法制化问题时，一些研究并没有限定于具体的中观或微观理论，而是或者直接在制度主义关于某特定问题的假设上进行分析，如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作为一种国际制度的有效性，取决于其制度设计；85或者从理性－功能范式下的微观视角进行问题分析，如从国际制度的程序成本（procedural cost）视角对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制化进行分析。86
三、文化－建构基础路径
与上述理性主义相对应，反思主义或其他非主流理论的国际制度研究也逐渐发展起来。基欧汉早期（1988年）指出，国际制度的研究存在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reflectivism）两种路径，87基欧汉所指的反思主义泛指挑战理性主义理论，并强调主观性和历史性的思想或理论。按照此划分，反思主义实质上是一系列理论的抽象概括，包括批判理论、规范理论、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历史社会学和建构主义等。随后不久（1992年），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将建构主义从反思主义的集体中抽离出来，并认为从广义而言，建构主义实质上在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88从温特的论述中可知，几大理论集团的核心争论在于代理人（或行为主体）身份和利益的外生性或内生性。围绕此核心问题，一系列非主流或批判性国际制度研究和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争论的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当前国际制度研究的基础路径，除了理性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下的权力－结构路径和理性－功能路径，还分别在建构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反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下，逐渐形成了文化－建构、历史－阶级和反思－批评三大基础路径。
国际制度研究的文化－建构路径在哲学元理论层面秉承了解释主义，即将主动认知和解释作为知识的主要来源，因此强调观念性因素之于国际制度的重要性。这一基础路径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学和比较政治学中的“观念性转向”或“社会学转向”，89具体表现为国际关系学中建构主义与理性主义论战，90以及比较政治学中“话语制度主义”“建构制度主义”或“观念制度主义”对其他新制度主义的挑战和补充。91正如秦亚青所述，此观念性转向深受社会学和语言哲学的影响，并借鉴了国际关系学中的英国学派、新功能主义和交流沟通理论。92随后，在观念性转向的旗帜下，不同概念和理论快速发展，并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混沌的局面。这一混沌状况从观念性因素的定义和建构理论的分类两个方面可见一斑。作为此观念性转向的最核心概念基础，观念性因素却缺乏清晰的定义，93相关研究广泛涉及文化、观念、规范、话语、身份、意识形态、知识等不同观念性因素，且这些概念的定义往往存在较多分歧。94建构主义呈现出了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别的理论化发展，既可区分为社会理论或实质理论，95也有现代、后现代和自然主义（naturalist）之分，96又具体涉及安全文化理论、战略文化理论、体系演进理论、结构建构主义、规范建构主义、规则建构主义等具体流派。97
文化－建构基础路径下的国际制度研究逐渐摆脱上述多种理论流派和思想的限制，在解决经验问题的过程中寻求理论回归，而非一味为特定理论寻求经验佐证或完全的问题导向。该路径下的不同研究共享特定的解释思路，即强调观念性因素在国际制度的形成、变迁和有效性等方面的决定性或主导性作用，其结果是相关学科间和理论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并出现理论综合的趋势。例如，在解释民族国家形成经典的政治学问题时，学者们从社会学社会互动的角度，将文化视为建构民族国家的重要因素。98另一大类研究并没有特定的理论归属，而是从广义的文化－建构路径进行问题导向的分析，如从规范变迁的视角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分析，99从话语和叙述（narratives）的角度对联合国安理会第1325号决议的分析，100从身份构建的角度对跨国反基地网络的分析，101从规范传播的角度对国际妇女权利及相关国际制度的研究，102从国际官僚文化的角度分析“南南合作”的叙述如何影响相关国际组织，103从社会化的角度讨论世界银行在国际发展规范传播上的积极作用，104从全球协商（global deliberation）的角度分析关于大坝建设的国际规范的形成和传播等等。105相较而言，理性－功能和文化－建构基础路径视角下的国际制度研究，依然是国际制度研究的主流。
四、历史－阶级基础路径
国际制度研究的历史－阶级基础路径可被视为古典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奉行历史唯物主义，并强调国际制度的历史性及／或（国家间或阶级间的）不平等关系。历史性即承认历史对认知和解释现实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继承古典马克思主义，强调历史的必然性和有效性，将历史的生产方式及由此产生的生产关系视为解释国际制度的逻辑起点，例如世界体系论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分析。106比较政治学历史制度主义在方法论属性、阶级与权力的结构性关系、历史观、个人作用以及制度变迁等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但更加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偶然性的观点，并因此用路径依赖解释制度变迁。107英国学派并不完全信奉唯物主义，但却强调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并从大历史的角度解释国际制度。108历史社会学同样追崇在历史过程中寻求社会发展的原因。不平等关系是指国家内或国家间所存在的不平等关系，如古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关系的论述，世界体系论和依附理论对于不同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角色的划分，新葛兰西主义关于社会各个阶级之间关系的论述，即“文化霸权”，考克斯批判理论对霸权世界秩序的思考，109后殖民主义关于现代化进程中东方和西方的关系等。因此，从历史性及／或不平等关系的视角解释国际制度的具体理论，至少涉及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新葛兰西主义、考克斯批判理论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后殖民主义、英国学派，以及历史制度主义比较政治理论等。
上述诸多理论通常具有较为严格的理论假设与推断，如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应具有冲突且动态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社会分析、社会主义的向往，110具体中微观理论又有更加严格且彼此存在差异的理论框架。然而，问题导向的经验研究，往往逾越或忽略了这些概括性理论界定要素和具体理论假设与推断，并因此打破理论间或学科间的界限，逐渐围绕更加宽泛的解释路径形成跨学科或跨理论的历史－阶级基础路径。例如，有学者认为，一个全球性政府（global state）的雏形正在形成，此全球性政府表现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国际制度网络体系，致力于为新兴的跨国资产阶级服务，并以牺牲其他阶级的利益为代价；111另一些研究从国际制度秩序的不平等性着手，批评并挑战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关于国际社会无序性的假设，并从等级性的视角对经验问题进行分析，如武器控制；112一些学者认为，某国的依附性网络（dependence network）是该国是否加入特定国际制度的决定性因素。113上述问题导向的研究都没有严格的理论归属和定位，但都不同程度地借鉴和综合了相关理论，并从不平等关系及／或历史性的角度，对不同问题领域的国际制度进行分析。
五、反思－批判基础路径
国际制度研究的反思－批判基础路径形成于对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和批判，即基欧汉所指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争，其思想源泉可见于哲学中理性主义和非／反理性主义的思辨。反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群包括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它们都形成了各自的理论假设、研究对象和研究路径，且彼此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其对主流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视角也存在差异。例如，批判理论质疑传统理论关于“既定”世界秩序的假设、后现代主义一系列思想对话语和文本的关注，以及对知识的权力和规范属性的研究，114女性主义理论对国际关系性别层面的思考等。但是，它们都共享一个基本的研究路径——对理性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反思和批判，或强调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伦理和道德的忽视，或突出诠释之于社会科学知识探索的不可或缺性，或反思国际关系的性别特性，或用解构、互为文本和谱系学解释国际关系等。在国际制度研究中，高举反／非理性主义大旗的研究潮流，在依然被理性主义主导的国际关系学界，时常涌动。
上述反思主义理论缘起并发展于对主流理性主义理论的批判，却并未形成严格的理论体系，而更多地表现为特定视角下的研究议题。例如，女性主义理论其实是一系列以性别为核心视角的研究路径的总称，这些研究路径至少包括自由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和观念女性主义等；115批判理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批判理论泛指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持批评态度的所有理论，即使狭义批判理论也至少包括两个分支：以考克斯为代表的、受新葛兰西主义影响的批判理论，以及以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K. Ashley）等为代表的、受法兰克福学派影响的批判理论；116后现代主义晦涩难懂，充满争议，无论其支持者和批评者都未对其理论内涵形成相对稳定的共识，其大致探讨知识与权力和政治的关系、政治中的伦理与道德因素、解构和文本的分析视角等等。117
上述反思主义理论的边界本就较为模糊，其涉及国际制度的研究更是逐渐超越具体中微观理论的界限，从更加微观的问题领域和更加宏观的理论视角进行研究，这也是前述“理论已逝”的经验证据。但是，相关国际制度研究也并未完全丢失其理论基础，而是围绕相较具体理论更加宏观的基础路径进行问题导向的研究。以女性主义理论为例，诸多女性主义理论分支更似不同宏观理论在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上的应用，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制度主义、心理分析、法学研究等与女性主义的结合，产生了不同的理论分支。从这些不同视角出发，女性主义国际制度研究更多表现为一系列与国际制度和性别平等相关的研究路径，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理论。例如，自由女性主义关注国际组织中女性代表性不足；118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将妇女地位不平等归咎于（国内或国际）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119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认为世界政治的结构与过程建构了女性的社会角色，120而此结构和过程本质上是广义的国际制度；观念女性主义认为与国际制度相关的知识、文化和观念需要从女性的视角进行再叙述，等等；121女性制度主义借鉴国际制度研究成果对女性不平等问题的分析；122女性主义法学研究探讨性别平等与国际法的关系。123
总结而言，上述基础路径的学术传统和思想起源，既可追溯至现代学科体系建立以前的理论思想，尤其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又广泛来源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如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和语言哲学等。这些基础路径是对国际制度相关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的回归，即在多层次和多学科的国际制度理论中拟合出最大共识（或最小差异）的研究路径。结合上文的分析，表2.2对多层次的国际制度理论及其形成的基础路径进行了总结。
表2.2 国际制度理论的多层次之争与基础路径
来源：作者自制。
注释
1. ［美］沃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页。
2. Geoffrey M. Hodgson, “What are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40, No.1, 2006, pp.1—25.
3. Leon Pompa, eds. & trans., Vico: The First New Science, Cambridge and Singapo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4. ［意］维柯：《新科学》（上、下册），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5． Pierre Charron, Of Wisdom: Three Books, George Stanhope trans., London: Printed for R. Bonwick etc., 1707. 此书原文为法语，英文译著中古英语“institution”的写法为“inftitution”。
6． 参见陈琪、黄宇兴：《春秋时期的国家干涉——基于〈左传〉的研究》，《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1期，第33—73页；徐进：《孟子的国家间政治及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期，第6—16页；王日华：《国际体系与中国古代国家间关系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2期，第58—68页；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桑玉成：《也谈春秋时期的诸侯国是否为主权国家——以〈墨子〉为例、以国际法为视角》，《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2期，第137—149页。
7．朱小略：《中国外交的起源问题再讨论》，《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第186—203页。
8. ［古希腊］修昔底德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黄贤全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Richard Crawley trans., Mineola, N.Y.: Dover Publications Inc., 2004。
9． 参见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六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页。
10．参见乔伟：《先秦儒家的法律思想及其历史地位》，《文史哲》1985年第3期，第68—73页。
11．参见杨师群：《论法家的“法治”及其法律思想》，《史林》1997年第4期，第11—17页。
12. （新）制度主义的发展还普遍存在于其他学科，如历史学、人类学、公共选择等。
13. Victor Nee, “Source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Mary C. Brinton and Victor Nee,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
14． 罗伯特·班尼斯特：《社会学》，载［美］西奥波·波特、［美］多萝西·罗斯编：《剑桥科学史（第七卷）：现代社会科学》，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285页。
15. Victor Ne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s in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in Neil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eds.,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second edition),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54.
16．秦海：《制度范式与制度主义》，《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5期，第38—67页。
17． 参见Mary C. Brinton and Victor Nee,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8．譬如，托斯丹·范伯伦强调社会文化心理和习惯，尤其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制度影响，参见［美］托斯丹·范伯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李华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约翰·康芒斯强调集体行动中法律制度的作用，参见［美］约翰·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下册），赵睿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约翰·康芒斯对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参见Wesley C. Mitchell, Business Cycles and Their Caus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0。关于经济学制度研究的详细发展脉络，参见Malcolm Rutherford, Institutions in Economics: The Old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19. Harold Demsetz, “Towards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57, No.2, 1967, pp.347—359; Armen Alchian and Harold Demsetz, “The Property Rights Paradigm,”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33, No.1, 1973, pp.316—327.
20.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Dennis C. Mueller, Public Choice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21. Michael C. Jensen and William H.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u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3, No.4, 1976, pp.305—360.
22. Ronald H. Coase,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Vol.140, No.1, 1984, pp.229—231; Oliver E. Williamson,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85.
23. Sven Steinmo, “What i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Donatella Della Porta and Michael Keating eds., Approach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50—178.
24. Kenneth A. Shepsle, “Studying Institutions: Some Lessons From the Rational Choice Approach,”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1, No.2, 1989, pp.131—147.
25．有学者将政治学“旧”制度主义研究总结为四大类：现代主义－经验主义研究、理想主义研究、正式－法律制度研究和社会主义制度研究，并认为此四类“旧”制度主义研究并未完全被“新”制度主义所取代。参见R. A. W. Rhodes, “Old Institutionalisms an Overview,” in Robert E. Good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41—158。
26. Stephen Bell, “Institutionalism: Old and New,” in Dennis Woodward, Andrew Parkin and John Summers, eds., Government, Politics, Policy and Power in Australia(eighth edition), Frenchs Forest, NSW: Pearson Education Australia, 2002, pp.1—16；陈家刚：《前言：全球化时代的新制度主义》，载薛晓源、陈家刚：《全球化与新制度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27. James G. March and Johan P. Olsen, 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 The Organisational Basis of Politic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9.
28. James G. March and Johan P. Olse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78, No.3, 1984, p.735.
29． 譬如，相关国家对石油危机、通货膨胀压力和失业等问题的不同反应使政治学理论的解释变得苍白无力。参见Kathleen Thelen and Sven Steinmo,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Sven Steinmo, Kathleen Thelen and Frank Longstreth, eds.,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31。
30. Stephen Bell, “Institutionalism: Old and New,” in Dennis Woodward, Andrew Parkin and John Summers, eds., Government, Politics, Policy and Power in Australia(eighth edition), Frenchs Forest, NSW: Pearson Education Australia, 2002, p.4.
31. James G. March and Johan P. Olse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 p.734.
32．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1984年发表于《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的文章“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被视为政治学中关于新制度主义研究的开端。参见陈家刚：《前言：全球化时代的新制度主义》，载薛晓源、陈家刚：《全球化与新制度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33. Karen L. Remmer, “Theoretical Decay and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The Resurgence of Institution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50, No.1, 1997, pp.34—61.
34. Kenneth A. Shepsle, “Studying Institutions: Some Lessons From the Rational Choice Approach,”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1, No.2, 1989, pp.131—147; VivienLowndes, “Varieties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74, No.2, 1996, pp.181—197.
35. 彼得·霍尔（Peter Hall）和罗斯玛丽·泰勒（Rosemary Taylor）1996年将新制度主义归纳为三大流派——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参见Peter A. Hall and Rosemary C. 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 Vol.44, No.5, pp.936—957。此三大流派划分后来又被加入了话语制度主义（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或建构制度主义，参见Vivien A. Schmidt, “Taking Ideas and Discourse Seriously: Explaining Change Through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as the Fourth ‘New Institutionalism’,”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2, No.1, 2010, pp.1—25； Colin Hay, “Constructivist Institutionalism,” in R. A. W. Rhodes, Sarah S. Binder and Bert A. Rockman eds.,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56—74。盖伊·彼特斯甚至将其归纳为七大类。参见Peters, B. Guy,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9。
36. Vivien A. Schmidt, “Taking Ideas and Discourse Seriously: Explaining Change Through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as the Fourth ‘New Institutionalism’,”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2, No.1, 2010, pp.1—25.
37. Ibid.
38. Sven Steinmo, “What i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Donatella Della Porta and Michael Keating eds., Approach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
39. Vivien A. Schmidt, “Taking Ideas and Discourse Seriously: Explaining Change Through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as the Fourth ‘New Institutionalism’,”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2, No.1, 2010, pp.1—25.
40. Colin Hay, “Constructivist Institutionalism,” in R. A. W. Rhodes, Sarah S. Binder and Bert A. Rockman eds.,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56—74.
41. Edward Hallett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
42. Oran R. Young, “International Regimes: Toward a New Theory of Institutions,” World Politics, Vol.39, No.1, 1986, pp.104—122.
43. “International Regime”存在不同中文翻译，主要包括“国际规则”“国际机制”“国际规制”等。本书认为“国际体制”更精确地概括了“International Regime”的内在含义，并与“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国际制度）更好地区分开来，因此统一使用“国际体制”一词。详见任东来：《对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的理解和翻译》，《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6期，第96—101页。
44. Jitendra Mohan, “Parliamentary Opinions on the Suez Crisis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 No.1, 1960, pp.60—79.
45. John Gerard Ruggie, “International Responses to Technology: Concepts and Tren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29, No.3, 1975, p.570；任东来：《对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的理解和翻译》，《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6期，第50页。
46． 关于“新现实制度主义”的提法参见Vinod K. Aggarwal, Institutional Designs for a Complex World: Bargaining, Linkages, and Nesting,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47.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48．参见Volker Rittberger,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 East-West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Printer Publishers, 1990。
49．参见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3, 1994—1995, pp.5—49。
50. 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36, No.2, 1982, p.186.(https://www.daowen.com)
51. Susan Strange, “Cave! Hic Dragones: A Critique of Regime Analysis,” in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343; Marc A. Levy, Oran R. Young and Michael Zur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 No.3, 1995, p.274.
52.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9, p.3.
53. Ibid.
54．参见Lisa Martin, “Interests, Power, and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6, No.4, 1992, pp.765—792。
55．参见Volker Rittberger,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 East-West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Printer Publishers, 1990。
56. Barbara Koremenos, Charles Lipson and Duncan Snidal, “The Rational Design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5, No.4, 2001, pp.761—799.
57． 田野：《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国际制度与国内政治：进展与问题》，《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2期，第55—62页。
58． 如不同理论视野下的国际体制研究，参见Andreas Hasenclever, 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国际组织常被更加明确地视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和方向，有相对聚焦的学术杂志（如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课程、教材和理论。参见J. Martin Rochester, “The Rise and Fall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s a Field of Stud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0, No.4, 1986, pp.777—813; J. Samuel Bark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heories and Institutions(second edi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59. John Duffield, “What Ar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9, No.1, 2007, p.6.
60. Lisa L. Martin and Beth A. Simmons eds.,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Reader, Cambridge and London: The MIT Press, 2001, pp.1—2.
61.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1989, p.4.
62. John Duffield, “What Ar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9, No.1, 2007, pp.7—8.
63.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No.4, 1998, pp.887—917; Audie Klotz, Norm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truggle Against Apartheid,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3.
64．李巍、罗仪馥：《从规则到秩序：国际制度竞争的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4期，第52—53页；马国林：《反思赫德利·布尔的国际制度思想》，《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期，第113页。
65.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2, No.4, p.385.
66. 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6, No.2, 1982, p.186.
67. John Duffield, “What Ar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9, No.1, 2007, p.15.
68. Robert O.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9; Xinyuan Dai,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National Polic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69．John Duffield, “What Ar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9, No.1, 2007, p.13. 其他持有类似观点的参见Lisa L. Martin and Beth A. Simmons, “Theories and Empirical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No.4, 1998, pp.729—757; Oran R. You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uilding Regimes for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70. Beth A. Simmons and Lisa L. Mart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2006, pp.192—211.
71. Peter M. Haas, “Introduction: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6, No.1, 1992, p.4.
72. Todd Allee and Clint Peinhardt, “Evaluating Three Explanations for the Design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World Politics, Vol.66, No.1, 2014, pp.47—87.
73. Christina J. Schneider, “Weak States and Institutionalized Bargaining Power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5, No.2, 2011, pp.331—355.
74. Allison Carnegie, “States Held Hostage: Political Hold-Up Problems and th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8, No.1, 2014, pp.54—70.
75. Alexander Cooley, “Contested contracts: Rationalist theories of institutions in American IPE,” in Mark Blyth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IPE):IPE as a Global Convers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48—61.
76． 时殷弘：《国际政治：理论探究、历史概观、战略思考》，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
77. Edward D. Mansfield and Eric Reinhardt,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the Volatilit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2, No.4, 2008, pp.621—652； Leonardo Baccini and Soo Yeon Kim, “Preventing Protectionism: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trade polic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7, No.4, 2012, pp.369—398.
78. Paul Poast and Johannes Urpelainen, “How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pport Democratization: Preventing Authoritarian Reversals or Promoting Consolidation?” World Politics, Vol.67, No.1, 2015, pp.72—113.
79. Leonardo Baccini and Johannes Urpelainen, Cutting the Gordian Knot of Economic Reform: When and How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Help,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Fariborz Moshirian, “Globalisation and the Role of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Vol.31, No.6, 2007, pp.1579—1593.
80. Nicholas Onuf, “Institutions, Intention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8, No.2, 2002, pp.211—228.
81. Xinyuan Dai,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National Polic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82. John-ren Chen, “Fair Distribution of Welfare Gain: application of the equity principle in formi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Progress in Development Studies, Vol.9, No.4, 2009, pp.285—295.
83. Christopher Marcoux and Johannes Urpelainen, “Non-compliance by Design: Moribund hard law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8, No.2, 2012, pp.163—191.
84. Lauge N. Skovgaard Poulsen, “Bounded Rationality and the Diffusion of Modern Investment Treat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8, No.1, 2014, pp.1—14.
85. Bernhard Zangl, “Judicialization Matters! A Comparison of Dispute Settlement Under GATT and the WTO,”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2, No.4, 2008, pp.825—854.
86. Moonhawk Kim, “Costly Procedures: Divergent Effects of Legalization in the GATT/WTO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2, No.3, 2008, pp.657—686.
87.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2, No.4, 1998, pp.379—396.
88．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6, No.2, 1992, pp.391—425. 其他中外学者也延续此划分，将国际关系理论归类为理性主义、建构主义和反思主义，参见Steve Smith, “New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68—191；李少军：《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学派与争论》，载李慎明、王逸舟编：《2002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63—283页。
89． Mark Blyth, Great Transform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袁正清：《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90． 关于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深入分析参见James Fearon and Alexander Wendt, “Rationalism v. Constructivism: A Skeptical View,”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UK: Sage, 2002, pp.52—72。关于国际制度研究的理性和反思两种路径，参见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2, No.4, 1998, pp.379—396。
91. 上述三种不同表述，分别参见Vivien A. Schmidt, “Taking Ideas and Discourse Seriously: Explaining Change Through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as the Fourth ‘New Institutionalism’,”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2, No.1, 2010, pp.1—25; Hay Colin, “Constructivist Institutionalism,” in R. A. W. Rhodes, Sarah S. Binder and Bert A. Rockman eds.,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56—74； Hay Colin, “The ‘Crisis’ of Keynesianism and the Rise of Neoliberalism in Britain: An Ideational Institutionalist Approach,” in John L. Campbell and Ove Kaj Pedersen eds., The Rise of NeoLiberalism and Institutional Analysi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91—218。
92．秦亚青：《文化与国际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7—18页。
93. Daniel Beland and Robert Henry Cox, “Ideas and Politics,” in Daniel Beland and Robert Henry Cox, Ideas and Politic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3—24.
94． 很多研究尝试对观念进行分类，参见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 eds.,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Nina Tannenwald, “Ideas and Explanation: Advancing the Theoretical Agenda,”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7, No.2, 2005, pp.13—42。
95. Robert Jackson and Georg Sϕrense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96. John Ruggie, Constructing the World Polity: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97． 秦亚青：《文化与国际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有学者甚至认为建构主义出现了实践－关系转向，即实践理论和关系理论等建构主义分支理论逐渐发展，参见David M. Mccourt, “Practice Theory and Relationalism as the New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60, No.3, 2016, pp.475—485。
98. John W. Meyer et al., “World Society and the Nation-Stat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03, No.1, 1997, pp.144—181.
99. Jeffrey M. Chwieroth, “Normative Change from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s Approach to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2, No.1, 2008, pp.129—158.
100. Laura J. Shepherd, “Power and Authority in the Production of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325,”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2, No.2, 2008, pp.383—404.
101. Andrew Yeo, “Not in Anyone's Backyard: The Emergence and Identity of a Transnational Anti-Base Network,”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3, No.3, 2009, pp.571—594.
102. Susanne Zwingel, “How Do Norms Travel? Theorizing International Women's Rights in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6, No.1, 2012, pp.115—129.
103. Carolina Milhorance and Folashade Soule-Kohndou,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Global Governance, Vol.23, No.3, 2017, pp.461—481.
104. Adrian Bazbauers, “The World Bank as a Development Teacher,” Global Governance, Vol.22, No.3, 2016, pp.409—426.
105. Navroz K. Dubash, “Global Norms Through Global Deliberation? Reflections on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Dams,” Global Governance, Vol.15, No.2, 2009, pp.219—238.
106.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结构性危机：一次迥异的危机》，张发林译，《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5—10页。
107． 关于历史制度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系的详细分析，参见杨光斌、高卫民：《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范式比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2期，第142—148页。
108．秦亚青：《国际关系研究中科学与人文的契合》，《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81页。
109． 李滨：《考克斯的批判理论：渊源与特色》，《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7期，第15—20页。
110． 李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5期，第37—44页。
111. B. S. Chimni,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oday: An Imperial Global State in the Making,”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5, No.1, 2004, pp.1—37.
112． Caroline Fehl, “Unequal Power and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Global Governance: the Case of Arms Contro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0, No.3, 2014, pp.505—531. 关于国际社会等级性（hierarchy）研究参见Jack Donnelly, “Sovereign Inequalities and Hierarchy in Anarchy: American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2, No.2, 2006, pp.139—170; Tim Dunne, “Society and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7, No.3, 2003, pp.303—320; David A.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113. Jay Goodliffe et al., “Dependence Network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6, No.1, 2012, pp.131—147.
114． 刘永涛：《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一个基本考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7期，第36—42页。
115. 李少军：《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学派与争论》，载李慎明、王逸舟编：《2002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63—283页。一些学者对女性主义进行了更细的划分，在上述四个类别之外还包括：激进女性主义、女同性恋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女性主义、种族女性主义、男性女性主义、社会建构女性主义等。参见Judith Lorber, The Variety of Feminisms and their Contributions to Gender Equality, Oldenburger Universit-tsreden: BIS Verlag, 1997, http://oops.uni-oldenburg.de/1269/，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3月7日。
116． 参见郭树勇：《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批判理论：渊源、理念及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7期，第7—14页。
117. Richard Devetak, “Postmodernism,” in Scott Burchill et 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ird edition), New York: Palgrave McMillan, 2011, pp.161—187.
118. Kirsten Haack, “Breaking Barriers? Women's Representation and Leadership at the United Nations,” Global Governance, Vol.20, No.1, 2014, pp.37—54.
119. Elizabeth Lapovsky Kennedy, “Socialist Feminism: What Difference Did It Make to the History of Women's Studies?” Feminist Studies, Vol.34, No.3, 2008, pp.497—525.
120. Margrit Shildrick, Leaky Bodies and Boundaries: Feminism, Postmodernism and(Bio)ethics, London: Routledge, 1997.
121. Kristen Intemann, “25 Years of Feminist Empiricism and Standpoint Theory: Where Are We Now?” Hypatia: A Journal of Feminist Philosophy, Vol.25, No.4, 2010, pp.778—796.
122. Rachel Minto and Lut Mergaert, “Gender Mainstreaming and Evaluation in the EU: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from Feminist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Vol.20, No.2, 2018, pp.204—220.
123. Jayne Huckerby, “Feminism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Post 9/11 Era,” 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39, No.3, 2016, pp.533—590.
124．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内部存在不同派别，参见秦亚青：《文化与国际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
125．世界政体理论同样强调观念性因素，但相较建构主义理论更加强调文化规范的作用，其认为世界社会的主体是世界政体，而世界政体为世界社会中的行为体提供了文化规范和方向。参见John W. Meyer, “World Society, Institutional Theories, and the Actor,”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36, No.1, 2010, pp.1—20。
126．田野：《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国际制度与国内政治：进展与问题》，《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2期，第55—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