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制度竞争的维度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体系制度化的背景下，大国间的军备竞争和局部军事冲突依然存在，但非军事化的竞争成为主要内容，这正是国际体系无政府性及其影响在减弱、制度性在增强的直接结果。中美间的竞争不再是单纯地获取军事上的相对优势，核威慑（确保相互摧毁的能力）、复合相互依赖、技术进步等因素使权力竞争的范围被扩大至高科技、金融、贸易、投资、观念等多个领域。权力竞争的形式也不仅是谋求自我实力的增加，而更多地表现为基于实力、培育影响其他行为体的能力和关系，其中国际制度是这种能力和关系的直接和重要形式。相关研究已广泛关注到中美制度策略和竞争对国家权力的影响，如从“制度竞争”到“制度脱钩”、8“改制”到“建制”、9国际到区域和国家间制度竞争等。10国家的国际制度创建、改革、并行、退出等策略都具有不同的权力属性，国际制度竞争成为国家间权力竞争的重要形式，中美制度竞争更是塑造国际关系形态和决定国际秩序演进方式的最重要因素。11
中美多维度的制度联系导致了中美关系的冲突－合作复合形态。如第四章所述，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的中美关系不是简单地表现为现实主义式的冲突关系，亦不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式的“复合相互依赖”，更不是理想主义的合作与和平，中美关系现状正位于两种理想模式之间，表现出了冲突－合作的复合形态。这个形态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是中美多维度的制度竞争。本书前文章节已经剖析了国际制度的三重权力属性（第三章和第六章），并定义了国际制度性权力（第五章）。在国际制度性权力的三重维度，中美已展开了较为激烈的竞争。
就作用于国际制度的权力而言，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美国通过多种手段维护或破坏既有国际制度，且多表现出了强制性和霸权属性，这些手段不同程度地导致了国际关系的冲突性。以国际货币制度为例，其是国际秩序的核心内容之一，历史上的国际秩序都伴生着特定的国际货币秩序，而霸权国家在建立和维护这种秩序时常采用强制性甚至暴力性手段。荷兰通过与西班牙的“八十年战争”最终确立了霸权，而白银本位的国际货币制度正是这一霸权的重要内容。经过西班牙与英国的大海战（1585—1604年）和英法战争等一系列冲突后，英国最终替代荷兰成为霸权国家，黄金支撑的英镑成为了国际货币。两次世界大战和其间的经济大萧条是国际货币从英镑向美元更迭的最重要外部驱动因素。对当前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制度，美国采用多种消极和积极的手段进行维护，甚至包括发动局部战争。对于同样由其主导创建的国际贸易制度，美国却采用了破坏性策略，如阻挠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正常运行。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单边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世界卫生组织、《开放天空条约》等国际制度，增加了国际关系的冲突性。
相较美国的制度方略，中国起初主要是动用各种资源使国际组织接纳中国成为会员，学习和接受既有国际规则等，近年来开始尝试创建国际制度，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等。后文第八章中对中国的国际制度策略有较为详细的论述。总体而言，美国作用于国际制度的权力更多表现出强制性和冲突性，是其利益和偏好在国际社会的表达，表现出了明显的现实主义权力观。
就通过国际制度的权力而言，美国将既有主流国际制度作为其建立和维系国际秩序的重要工具，而中国也将其视为融入国际社会、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手段，双方在国际制度中的合作和竞争并存。战后美国重建国际秩序、锁定战后国际权力格局和国际资源分配格局、谋求利益和权力的最重要手段便是国际制度。即使偶有发生的局部军事冲突也是为了捍卫这种国际制度格局，或最终也需要通过国际制度确立军事冲突带来的权力和利益再分配。美国运用国际制度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方式也是多重的。一方面，在战后的较长时期里，美国在经贸领域的国际制度上总体保持了较为开放的态度，试图以此将更多的国家纳入到这些国际制度中。例如，有研究认为，美国为了建立和维系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制度，长期放任一些国家的贸易歧视政策。12这最终促使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下的国际经贸制度，尤其是国际货币制度和国际贸易制度真正发展成为囊括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国际制度。国际制度通过提供磋商平台、减少信息不对称、协调利益分歧等功能性作用增加了国家间的合作，这正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制度观的要义所在。另一方面，一些国际制度也成为了美国采取强制性措施的重要工具。例如，美元霸权被视为美元武器，美国在经济制裁中常以国际货币制度为手段；《北大西洋条约》成为美国及其盟友实施军事措施的重要制度保障。13这正体现了部分新现实主义者所信奉的国际制度性权力观。(https://www.daowen.com)
中国则更多通过国际制度表达其利益、认知和偏好，极少将其用作政策武器。这既和中国在主流国际制度中的地位和权力有关，也来源于国际制度的权力有限，更是因为中国所秉持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和权力观。基于此，中美间既有美国违背国际贸易规则所引发的中美贸易摩擦，也有通过签订《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而达成了贸易合作；既有前述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所导致的中美气候合作僵局，也有通过《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而恢复的气候合作；既有因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和《开放天空条约》给国际安全带来的隐患，也有五大拥核国家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合作。14
就来源于国际制度的权力而言，业已形成的国际制度体系赋予中美不同的组织决策权、规则制定权和规范塑造权。在美国主导建立的主要国际制度中，美国拥有了最大的话语权，在很多组织中依然保有否决权。中国是诸多国际制度的后来者，但其制度内的话语权却在不断提升，尤其是不断增加的国际组织决策权和一定程度的国际规则话语权。中美关于来源于国际制度的权力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在推动既有国际制度改革上的博弈。中国是改革的发起者或积极呼吁者，而美国则扮演了改革的阻挠者。这正是由双方在既有国际制度中的不平衡权力和利益分配所决定的。但总体而言，在既有国际制度内，中美竞争的直接军事冲突极为少见，甚至连直接的非军事冲突和对抗都不常见，而更多表现为在制度内的间接竞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中美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有不同的立场和较大分歧，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总体依然依据其既定的程序和制度推进，国际制度的路径依赖效应体现十分显著，甚至国际制度开始脱离国家权力的影响，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利益和发展路径，这也正是强制度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的观点。
综上所述，结合前文对权力内涵（资源、能力和关系）和国际制度性权力三重逻辑的分析，表7.1总结和对比了中美国际制度性权力。
表7.1 中美国际制度性权力对比与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