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制度主义的理论属性与研究议程
国际关系理论在构建方法、理论层级、本体论偏好、认识论偏好和核心研究议程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从这些方面对现实制度主义的理论属性进行分析，有利于进一步清晰地界定现实制度主义理论。
一、现实制度主义的理论属性
就理论构建方法而言，现实制度主义是一种范式间合成的理论，而非一种折中的分析框架。如沃尔兹所言，规律与理论不同，规律可被发现，而理论只能被构建。63在国际关系理论式微的背景下，不同的理论构建方法和创新尝试出现（详细论述见第一章），如跨学科借鉴（经济学和社会学等相邻学科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重要思想源泉）、跨时间学习（古代政治思想的当代意义）、跨空间学习（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跨文化交流（关系理论和道义现实主义）。
另一类重要的理论构建和创新方法是理论综合，具体包括折中、回归与合成三种路径。64折中是将不同理论中的有用元素简单地借鉴和重组，从而形成一个针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框架，回归是从相关的多层次和多学科理论中拟合出简约且共性最大（或平均差异最小）的基础路径，而合成是对相关理论的共性和差异进行整合，形成一个内部逻辑、结构严密的理论。第一章第三节对这三种理论综合的方法进行了详细介绍和比较。本书现实制度主义理论构建的方法是理论综合，最核心的综合逻辑是将解释国际关系形态的权力逻辑与制度逻辑相结合，寻找解释国际关系复合形态和国际秩序演进的合成逻辑。
具体而言，现实制度主义的理论创建包含了四种具体路径：折中（主要吸取沃尔兹式结构现实主义和基欧汉式新自由制度主义中的有用元素）、回归（从既有相关制度理论中拟合出国际制度的三种权力逻辑）、批判（对相关理论的一些假设和逻辑进行了批判和创新）、合成（通过核心问题和假设等方面的详细界定，将权力和制度两种逻辑有机结合，尝试形成具有内核和内在逻辑的理论）。其中，合成是最重要的路径。
就理论层级而言，现实制度主义是在范式和宏观理论下的具体理论，总体上属是范式间合成的结果（不同层级的理论合成参见第一章中的图1.2）。参考约瑟夫·奈和戴维·韦尔奇的用法，“范式”是指在基本行为体和基本公理层面具有共性的理论集合，主要包括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其不是具体的国际关系理论。65借鉴库恩“专业基底”（disciplinary matrix）的概念，范式是一种理论基底（theoretical matrix），是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等方面具有鲜明特征的一种认知和解释路径，其学科边界、理论内涵和解释范围较为宽泛。66特定范式包含了不同的宏观理论和具体理论，宏观理论即通常所谓的“主义”，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等都是宏观理论，其通过对理论核心问题、假定、假设和研究议程的界定，更加清晰地呈现出了一种认知和解释国际关系的具体思路。但宏观理论通常也是一个集合的概念，如前文所述，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宏观理论下包含若干不同具体理论分支。由此可见，范式、宏观理论和具体理论在理论层级上存在依次包含关系，解释的经验范围由大到小变化。现实制度主义是一种具体理论，是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不同具体理论分支进行折中、回归、批判和合成而构成的一种具体理论。
就本体论而言，现实制度主义具有个体主义的偏好，整体上是一种体系理论，但也强调施动者与结构的相互影响。个体主义的核心要义是“社会科学理论应该能够还原到研究独立存在的个体属性或这种个体之间的互动”，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都借鉴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承认国际结构对行为的影响，但认为其对个体的身份没有建构作用，所以它们都是个体主义的体系理论，而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则是整体主义的体系理论。67与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一样，现实制度主义将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界定为主权国家，认为国际制度性权力结构会对主权国家的行为产生影响，但不会建构行为体的身份，行为体的个体特征继承了新现实主义的天然权力欲望观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多元利益观。由此，现实制度主义是一种个体主义的体系理论。个体主义体系理论的常见特征是强调从结构到施动者的单向维度，将体系结构的特征视为外生的。现实制度主义有所不同，其通过强调国际体系的历时性和引入时间变量，加入了施动者对结构的影响维度。如图3.7所示，在T0阶段，国际制度体系结构影响主权国家的行为，在此影响下，主权国家对国际制度性权力的追逐决定了冲突－合作国际关系复合形态，但在T1阶段和更长的时间周期里，国际制度性权力追逐和国际关系复合形态会逐渐改变国际制度性权力结构和国际秩序。
就认识论而言，现实制度主义具有物质主义的偏好，是一种理性理论，遵循理性主义的结果性逻辑。物质主义认为“社会的最根本事实是物质力量的本质和组织”，而与之相对应的观念主义强调“社会的最基本事实是社会意识的本质和结构”。68现实制度主义强调国际制度体系和国际制度性权力结构对主权国家行为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物质主义色彩。这种影响是通过主权国家的理性选择而实现的，遵循了一种结果性逻辑。结果性逻辑认为利益是行动的最根本驱动因素，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体是理性的。主流理性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对利益的界定，新现实主义认为是结构决定利益权衡和行动选择（即结构选择），而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是制度决定利益权衡和行动选择（即制度选择）。69作为这两种理论的合成理论，现实制度主义强调国际制度结构对利益权衡和行动选择的决定作用（即制度结构选择）。由此，参考温特的理论划分，在本体论偏好（个体主义或整体主义）和认识论偏好（物质主义和观念主义）两个维度，国际关系理论可做如表3.1的归类，现实制度主义位于表中的左上格，是一种个体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体系理论。
表3.1 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偏好
资料来源：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0页。笔者进行了修改。
二、现实制度主义的研究议程
现实制度主义的核心理论内涵和理论属性决定了其主要研究对象和议程。具有不同属性的理论，其研究对象和解释范围存在差异，作为一种理论基底的范式往往存在不同学科中，如自由主义范式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中衍生出了不同的宏观和具体理论，解释主义范式成为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语言哲学相关理论的基础。相较之下，宏观理论则与具体学科挂钩，国际关系学中的主流宏观理论主要是三种体系理论：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其尝试解释的核心问题是国际关系冲突或合作的形态。但由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不同偏好，这些宏观理论关注的对象和解释的范围不同，其被高度概括为权力、制度和文化。在三种宏观理论下的多种分支理论（即具体理论）则聚焦于更为具体的对象和更小的解释范围，如克拉斯纳式的新现实主义侧重于研究权力视角下的国际体制。作为一种具体理论，现实制度主义并不尝试建立对国际关系所有现象都具有解释力的一般性和普适性理论，而是聚焦于国际关系在特定时空里的新变化，尤其是国际制度竞争和国际秩序变迁。具体而言，现实制度主义的核心议程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几个相关方面，并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理论工具。本书后文章节将对部分核心议题进行深入讨论。
其一，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新变化。两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体系变化和国际秩序演进有两大核心推动因素：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体系制度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家间和跨国联系的增加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现实源泉。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另一个更加隐性和缓慢的变化是国际制度化，国际体系的制度化程度不断提升。根据国际协会联盟（UIA）的统计，2019年国际组织的数量已达到72 831个，其中政府间国际组织7 804个，非政府组织65 027个。70中国签订的双边条约数量达到6 733条，多边条约数量491条。71美国每年签订的国际条约超过200个。72这些数据显示，国际体系逐渐演化为一个国际制度网络，国际制度成为国际秩序的核心支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具体表现为安全、贸易、金融等领域的国际制度。由此可见，相对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诞生时的国际体系（20世纪70—80年代），当前国际关系的制度化程度显著提高，国际体系的内涵更为直接地表现为一个国际制度体系。现实制度主义的一个核心研究议程便是对国际制度体系的形态、内涵和特征的研究，如制度化是否会改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增加国际体系的等级性？第二章已对国际制度和国际制度体系的概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国际体系的制度性与无政府性和等级性的关系是值得深入探究的理论议题。
其二，对冲突－合作复合国际关系形态的系统描述和解释。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制度化导致了国际关系形态的高度复杂化，出现了冲突－合作复合形态，这种复合形态是现实制度主义理论解释的重要现象。上文提及了这种复合形态的四个方面内涵，即关系波动、关系分层、关系聚类和关系细分。这四个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以便全面和系统地呈现出冲突－合作复合形态的全貌。对这种复合形态的经验现实描述便可以对诸如“修昔底德陷阱”“永久和平论”“霸权稳定论”等论断作出反驳和回应，即大国间的关系具有复合性和复杂性，而非简单地呈现出某一种单一形态（冲突或合作）。根据本章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基本假设和解释逻辑，对具体案例中这种复合形态进行解释，是现实制度主义研究议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就中美关系而言，系统地分析其双边关系的冲突－合作复合形态，避免整体主义的单一判断，有助于更加客观地分析中美关系，更加有效地管控可能出现的冲突，积极地推动合作和发展。第四章将系统分析中美间的冲突－合作复合形态。
其三，全球治理的体系分析和有效性提升。全球治理作为客观现实和研究领域的发展，正是国际体系无政府性降低和制度性提升的重要表现。全球治理的内涵是“没有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即在无政府状态下如何解决全球性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性手段便是国际制度。一项研究将全球治理体系的构成要素拆分为主体、客体和载体，其中客体是指全球性问题，载体便是指国际制度，全球治理体系被理解为：“全球化发展到特定阶段后，在缺乏政府权威的国际体系里，国家及／或非国家行为体为解决特定的国际问题而形成的组织结构和体制互动的总称。”73由此可见，全球治理体系本质上也是一个国际制度体系，国际体系的范围最宽，全球治理体系是在国际体系中为解决特定国际问题而形成的制度体系，其具有包含关系。全球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和权力竞争本质上是国际制度的有效性和国际制度性权力的竞争，现实制度主义对国际制度权力属性的阐释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权力竞争和有效性分析提供了理论工具。
其四，国际制度的变迁路径和自主性的度量。在国际制度竞争和国际秩序演进中，国际制度自主性是一个重要的变量，而国际制度自主性的生成机制和表现形式仍需要更加深入的探究。具体而言，国际组织在何种条件下能成为在国际社会中与国家并列的行为主体？国际规则何以对国家行为产生约束或体现特定国家的利益和偏好？国际规范如何传播并引导国家行为？与自主性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国际制度的变迁路径，相关研究多强调外部冲击后的结构性变化和渐进变革两种方式，且这两种方式的具体机制尚不够清晰。
其五，国际政治中的“制度方略”的界定。与国际制度的高自主性相对应，国际制度还常成为国家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手段。借鉴方略和经济方略的相关研究，制度方略（institutional statecraft）可被用以概括国家运用国际制度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策略、方法和技巧。“制度方略”概念有利于更加清晰地理解国际制度的权力属性和国家间的制度竞争，有助于中国国际制度策略的制定。第六章对制度方略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其六，中美制度竞争与国际秩序变革。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实力格局的变化，国际秩序显现出变革态势，如上文所述，大国间的国际制度竞争及其结果将决定国际秩序演进的过程和结果，在当前国际体系中，中美关系对国际关系的总体形态具有决定性影响，而中美制度竞争将决定国际秩序的变迁。第七章运用上述现实制度主义理论对中美制度竞争和国际秩序变革进行分析，以进一步对这一理论进行阐释。
总结而言，在国际关系现实复杂性提升和国际关系理论式微的背景下，理论创新需求强烈，创新方式较为多样，现实制度主义理论正是从理论综合的角度出发，对解释国际关系形态的权力逻辑和制度逻辑进行合成，尝试对国际关系冲突－合作复合形态和国际秩序变迁提供一种理论解释。由于国际关系现实的复杂性和可变性，单一理论难以解释跨时间和跨空间的所有国际关系现实，既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也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具有较为显著的时代性。现实制度主义同样重点聚焦于大国制度竞争与国际秩序变迁，尝试成为在特定时期里具有跨空间一般性的理论，但其依然重点关注国际体系中的大国，且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难以成为跨时间维度的一般性理论。这种新理论也绝非对其所融合理论的替代，而是在既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对国际关系现实变化的新解释，是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补充。诚然，本书的理论创建还只是尝试性和启发性的，希冀以此对国际关系现实的新变化作出理论回应，激起更多理论争鸣，助力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助力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国际秩序的和平演进。
注释
1. ［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2. David A. Lake, “Theory is Dead, Long Live Theory: The End of the Great Debates and the Rise of Eclectic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9, No.3, 2013, pp.567—587.
3. 李巍：《国际秩序转型与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生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第31—59页；张发林：《国际金融权力：理论框架与中国策略》，《当代亚太》2020年第6期，第124—152页；Shawn Donnelly, Power Politics, Banking Union and EMU: Adjusting Europe to German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8; Ronald R. Krebs, “Perverse Institutionalism: NATO and the Greco-Turkish Conflic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3, No.2, 1999, pp.343—377; Nicholas Khoo, “Deconstructing the ASEAN Security Community: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4, No.1, 2004, pp.35—46; J. Samuel Barkin and Patricia A. Weitsman, “Realist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of Power Politics,” in Anders Wivel and T. V. Paul, eds.,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Power Politics: Bridging the Divide,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23—40; Vinod K. Aggarwal, “Reconciling Multiple Institutions: Bargarning, Linkages, and Nesting,” in Vinod K. Aggarwal ed., Institutional Designs for a Complex World,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32。
4. Edward Hallett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 Co. Ltd., 1946.
5.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41页。
6. “古典现实主义”（classical realism）和“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的提法和区分最早始于理查德·阿什利1984年发表于《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杂志的文章“The Poverty of Neorealism”。参见Richard K. Ashley, “The Poverty of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8, No.2, 1984, pp.225—286；［加拿大］诺林·里普斯曼、［美］杰弗里·托利弗、［美］斯蒂芬·洛贝尔：《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刘丰、张晨译，刘丰校，上海：上海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5页。
7．但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和研究的终极目标仍然是通过解释权力政治导致冲突的必然性，寻求获得和平的途径，摩根索在其经典著作《国家间政治》中用较多篇幅论述如何通过限制、转变和调解等手段获得和平。参见［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8．对主权国家间关系的强调解释了为何现实主义理论多使用“国际政治”，如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和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
9．新现实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常常混用，前者是一系列理论的总称，范围更宽，包括沃尔兹的均势理论、防御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霸权和权力转移理论等，后者主要指沃尔兹的均势理论。现实主义理论的多种分支被总结为最小现实主义和最大现实主义，参见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第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8—52页；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2, 1999, pp.5—55。
10. ［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4—136页。
11. ［加拿大］诺林·里普斯曼、［美］杰弗里·托利弗、［美］斯蒂芬·洛贝尔：《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第172页；陈志瑞、刘丰：《国际体系、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构建与经验拓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3期，第111—128页。
12. ［加拿大］诺林·里普斯曼、［美］杰弗里·托利弗、［美］斯蒂芬·洛贝尔：《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第108页。
13. Shawn Donnelly, Power Politics, Banking Union and EMU: Adjusting Europe to German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20.
14. Joseph S. Nye and Robert O. Keohane,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25, No.3, 1971, pp.329—349；［美］罗伯特·基欧汉、［美］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5.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1989.
16. Edward Hallett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176.
17.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第309—341页。
18. J. Samuel Barkin and Patricia A. Weitsman, “Realist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of Power Politics,” in Anders Wivel and T. V. Paul eds.,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Power Politics: Bridging the Divide,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25—26.
19．对传统现实和新现实主义国际制度观的系统梳理，参见Randall L. Schweller and David Priess, “A Tale of Two Realisms: Expanding the Institutions Debate,”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41, No.1, 1997, pp.1—32。
20. Randall L. Schweller and David Priess, “A Tale of Two Realisms: Expanding the Institutions Debate,”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41, No.1, 1997, p.9.
21. Vinod K. Aggarwal, “Reconciling Multiple Institutions: Bargarning, Linkages, and Nesting,” in Vinod K. Aggarwal ed., Institutional Designs for a Complex World,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1.
22. J. Samuel Barkin and Patricia A. Weitsman, “Realist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of Power Politics,” in Anders Wivel and T. V. Paul eds.,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Power Politics: Bridging the Divide,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9, p.27;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23. ［美］斯蒂芬·克拉斯纳主编：《国际机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9页。
24.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3,1994—1995, pp.5—49.
25．刘胜湘：《国际关系研究范式融合论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2期，第95—117页。
26. J. Samuel Barkin, “Realist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5, No.3, 2003, pp.325—342; J. Samuel Barkin and Laura Sjober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st Synthesis? Decoupling Constructivist and Critical Approach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27. ［美］大卫·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页。(https://www.daowen.com)
28. Ole Wav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in Steve Smith et al., eds., Internatioan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63.
29. Micheal Brech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 Flawed Dichotomies, Synthesis, Cumulation: ISA Presidential Addres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3, No.2, 1999, pp.213—264.
30. 如杰弗里·切克尔（Jeffrey T.Checkel）等在对欧盟的研究中提出了宏观范式融合的四种方法：竞争性建议、使用范围、排序与合并。参见Joseph Jupille, James A. Caporaso and Jeffrey T. Checkel, “Integrating Institutions: Rationalism, Constructivism, and the Study of the European Un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36, No.1—2, 2003, pp.7—40。《国际研究评论》（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2003年第5期发表了“Are Dialogue and Synthesis Possibl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专刊和系列文章讨论理论对话与合成的可能性。部分相关中文文献参见李少军：《国际关系大理论与综合解释模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2期，第22—29页；刘丰：《范式合成与国际关系理论重构：以现实主义为例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第187—203页；郑先武：《“四次大合成”与国际关系理论综合化趋势》，《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7期，第49—56页。
31. David A. Lake, “Why ‘isms’ Are Evil: Theory, Epistemology, and Academic Sects as Impediments to Understanding and Progres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5, No.2, 2011, pp.465—480; David A. Lake, “Theory is Dead, Long Live Theory: The End of the Great Debates and the Rise of Eclectic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9, No.3, 2013, pp.567—587.
32. Shawn Donnelly, Power Politics, Banking Union and EMU: Adjusting Europe to German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8, pp.22—33.
33. David A. Lake, “Theory is Dead, Long Live Theory: The End of the Great Debates and the Rise of Eclectic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9, No.3, 2013, pp.567—587.
34. ［美］鲁德拉·希尔、［美］彼得·卡赞斯坦：《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秦亚青、季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35. Ronald R. Krebs, “Perverse Institutionalism: NATO and the Greco-Turkish Conflic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3, No.2, 1999, pp.343—377.
36. Nicholas Khoo, “Deconstructing the ASEAN Security Community: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4, No.1, 2004, pp.35—46.
37. J. Samuel Barkin and Patricia A. Weitsman, “Realist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of Power Politics,” in Anders Wivel and T. V. Paul eds.,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Power Politics: Bridging the Divide,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23—40.
38. Vinod K. Aggarwal, “Reconciling Multiple Institutions: Bargarning, Linkages, and Nesting,” in Vinod K. Aggarwal ed., Institutional Designs for a Complex World,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p.32.
39. Thomas Pedersen, “Cooperative Hegemony: Power,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Regional Integr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8, No.4, 2002, pp.677—696.
40．贺凯提出的“制度现实主义”是一种更加关注国际制度在权力政治中作用的现实主义，即主权国家如何利用国际制度实现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下的现实主义目标。李巍在中文研究中较早使用的“现实制度主义”是结合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折中分析框架。本书尝试沿着这种折中逻辑，合成现实制度主义理论。参见Kai He, “Does ASEAN Matt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Institutional Realism, and ASEAN,” Asian Security, Vol.2, No.3, 2006, pp.189—214; Ilias Kouskouvelis and Kyriakos Mikelis, “Institu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alist Reading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 Spyros Vliamos and Michel S. Zouboulakis, eds., Institutionalism Perspectives on Development: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Cham: Plagrave Macmillan, 2018, pp.191—209。
41．从字面含义而言，“realist institutionalism”指现实主义者的制度主义理论，具体表现为现实主义的制度研究，“realistic institutionalism”指带有现实主义特色的制度主义，具体表现为制度理论中纳入现实主义因素。“realistic institutionalism”的折中色彩更明显，但“realist institutionalism”在英文研究中的使用更加普遍，因此本书采用“realist institutionalism”。参见李巍、张玉环：《美国自贸区战略的逻辑：一种现实制度主义的解释》，《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8期，第127—154页；李巍：《国际秩序转型与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生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第31—59页。
42．李巍、张玉环：《美国自贸区战略的逻辑：一种现实制度主义的解释》，《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8期，第127—129页。
43．论及“现实制度主义”的部分中文文献，参见陈兆源：《法律化、制度竞争与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5期，第64—76页；宋亦明：《国际官僚与国际制度竞争退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8期，第62—93页；余博闻：《治理竞争与国际组织变革：理解世界银行的政策创新》，《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6期，第78—107页。
44. Michael Barnett and Raymond Duvall,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9, No.1, 2005, p.51.
45. ［德］桑德拉·希普：《全球金融中的中国：国内金融抑制与国际金融权力》，辛平、罗文静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46．张发林：《国际金融权力：理论框架与中国策略》，《当代亚太》2020年第6期，第124—152页。
47. Vinod K. Aggarwal, “Reconciling Multiple Institutions: Bargarning, Linkages, and Nesting,” in Vinod K. Aggarwal ed., Institutional Designs for a Complex World,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1; Ilias Kouskouvelis and Kyriakos Mikelis, “Institu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alist Reading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 Spyros Vliamos and Michel S. Zouboulakis, eds., Institutionalism Perspectives on Development: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Cham: Plagrave Macmillan, 2018, pp.191—209.
48. Alessandro Colombo, “The ‘Realist Institutionalism’ of Carl Schmitt,” in Louiza Odysseos and Fabio Petito, ed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ought of Carl Schmitt: Terror, Liberal War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Or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22.
49. Sorpong Peou, International Democracy Assistance for Peacebuilding: Cambodia and Beyond,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21.
50. John W. Meyer, “Reflections on Institutional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s,” in Royston Greenwood et al.,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ism, Los Angeles, London: Sage, 2008, p.792.
51. Ronald R. Krebs, “Perverse Institutionalism: NATO and the Greco-Turkish Conflic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3, No.2, 1999, pp.343—377; Nicholas Khoo, “Deconstructing the ASEAN Security Community: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4, No.1, 2004, pp.35—46; J. Samuel Barkin and Patricia A. Weitsman, “Realist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of Power Politics,” in Anders Wivel and T. V. Paul eds.,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Power Politics: Bridging the Divide,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25—26.
52. ［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99页。
53. ［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第17页；Lisa L. Martin and Beth A. Simmons, “Theories and Empirical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No.4, 1998, p.747。
54. ［美］大卫·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第14—149页。
55. ［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56．李巍：《国际秩序转型与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生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第31—59页。
57.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第139页。
58．张发林：《国际金融权力：理论框架与中国策略》，《当代亚太》2020年第6期，第126页。
59. ［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第86页。
60. ［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7页。
61．李巍：《国际秩序转型与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生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第40—47页。
62. ［美］斯蒂芬·克拉斯纳主编：《国际机制》，第359页。
63. ［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0页。
64．刘丰：《范式合成与国际关系理论重构：以现实主义为例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第187—203页；庞中英、黄云卿：《国际关系理论合成与分析折中主义比较评析：基于科学哲学的视角》，《国际论坛》2016年第3期，第42—47页；［美］鲁德拉·希尔、［美］彼得·卡赞斯坦：《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秦亚青、季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65．对四种范式基本特征的总结和对比，参见［美］小约瑟夫·奈、［加拿大］戴维·韦尔奇：《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10版）》，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8页。
66．林定夷：《科学理论的演变与科学革命》，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页。
67.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0—30页。
68．同上书，第21—22页。
69．秦亚青：《行动的逻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转向”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第182—183页。
70． 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2020—2021, https://uia.org/yearbook, 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2月22日。
71．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数据库，http://treaty.mfa.gov.cn/Treaty/web/index.jsp，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2月22日。
7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Treaties and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https://www.state.gov/policy-issues/treaties-and-international-agreements/, 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2月22日。
73．张发林、杨佳伟：《统筹兼治或分而治之：全球治理的体系分析框架》，《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3期，第126—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