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波动：钟摆式调整或结构性变化？

第五节　中美关系波动：钟摆式调整或结构性变化？

不同问题领域和不同国家间的差异化互动综合而成中美在特定时期的关系形态和在特定时间段中的关系波动，关系细分、关系分层和关系聚类共同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形态及其变化。关系波动正是冲突－合作复合形态的另一重要特征，也是理解中美关系现状的重要方面。准确评估关系波动的前提是测量国家间关系。如前文所述，事件数据的运用和一些事件数据编码系统的出现，推动了测量行为体间关系的相关研究。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数据库（简称清华国关数据库）的建立，更是极大助益于相关研究的发展。⁴²但是，相关研究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还存在继续深入探索的空间。

第一，如何将关系形态与多样互动方式（即关系细分）更紧密的联系起来。通过对中美间不同类型的互动事件进行赋值，经过计算便可得出中美关系的数据，这正是上述事件数据的基本逻辑。但是，从具体事件到对关系形态的整体判断，中间还缺乏对特定形态下或特定时期的主要互动方式的总结。这导致在具体分析中，对关系形态（从友好到对抗）和对互动方式（从冲突到合作）的讨论往往交织在一起。基于清华国关数据库对关系形态的分类和赋值，结合上文对互动方式的分类，不同关系形态下的主要互动方式便可以被总结出来（如图4.8）。特定关系形态是不同互动事件的结果，而某类互动事件在这一关系形态下占据主流，如正是暴力和非暴力的冲突事件使双边关系呈现“对抗”形态，而依附性和对称性的合作事件导致了“友好”的关系形态。这并不意味着图4.8中的特定关系形态下只有所列的互动方式，多种互动方式可以并存，但不同互动方式及事件在特定关系形态下的数量和权重不同。

第二，事件数据如何能将不同问题领域间的关系（即关系分层）更好地呈现出来。这个问题的本质是问题领域间是否存在等级性或不对称影响关系。一些关键问题领域中的重要事件可能对中美关系有宏观的定性作用，且会对非关键问题领域的关系产生直接的影响。由于忽略了问题领域间的关系，对单个事件进行赋值和计算的方法，往往会存在“关系叠加效应”和“顺周期性效应”。所谓的关系叠加效应是指重要事件以及由其所导致的其他相关事件，会在特定编码体系中被重复计算，从而使对关系好坏的判断被放大。这种叠加效应还可能会导致顺周期性（procyclicality），⁴³即当中美关系变得紧张，相关行为体会更为谨慎地开展活动，如减少投资、暂缓人文交流等，从而使中美关系更加恶化，而当中美关系良好时，相关行为体会更为活跃地开展活动，从而使关系更加紧密。这种顺周期性会扩大中美关系的波动幅度，从而使一些关键事件对国家间关系产生全局性影响。理解和应对国家间关系评估的“关系叠加效应”和“顺周期性效应”，关键是从理论和经验层面剖析问题领域间的关系。这并不是本章的重点，但诚如上文所述，这是一个亟待深入探究的问题。

第三，事件数据如何体现系统效应或网络效应。由上文的关系聚类可知，双边关系不仅仅取决于双边的认知和互动，还受到关系网络的影响，关系聚类是评估双边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如罗伯特·杰维斯在对系统效应的论述中所提及的，“关系通常不是由双边决定的”。⁴⁴国际关系网络或系统可理解为多元国家在多个问题领域中的多种互动所构成的整体。显然，对国际关系网络进行全面测量是十分困难的，因此评估中美关系的系统效应还缺乏有效的技术手段。一些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尝试对具体问题领域内的国际关系网络进行测量，如国际经济网络、国际外交网络和国际军事安全网络等，这有助于理解国际关系网络的整体面貌，以及进一步分析双边关系的系统效应。⁴⁵

第四，关系数据如何评估关系的结构性调整。上述基于事件数据的关系分值和关系数据较好地评估了关系的变化趋势，很好地测量了关系的相对好坏和波动。运用清华国关数据库中美关系数据，图4.9呈现出了中美关系从1950年到2020年的年平均波动。由此可见，在较长的时间周期里，中美关系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但是，只是简单对比较长时间周期里的关系变化，很难准确地理解关系的现状与形态。例如，1950年6月和2020年6月中美关系的数据都是－7.6，但是中美关系维度、内涵和形态在这两个时间点上有巨大的区别。因此，除了测量关系的波动外，关系的结构性变化更需要被纳入考量。

关系的结构性变化是指关系的基准形态发生了变化。基准形态是在特定时间阶段中关系的基调，如20世纪50年代的中美政治对抗和70年代的接触合作。这种关系基调是双方根据特定国际形势和各自国家立场，在互动中逐渐确立的，甚至在实践中表现为多种互动事件的结果。如前文所述，在构成国家间关系的四个要素中，关系主体、关系内涵和关系维度决定了关系形态。就中美关系而言，关系主体是确定不变的，关系内涵和关系维度是可变的，由此，关系形态也是可变的。这种变化既表现为在特定阶段内的关系调整和波动，也表现为关系基调的改变和结构性的调整。例如，全球化极大地改变了中美关系的内涵和维度，这使得1950年6月的中美关系与2020年6月的中美关系在具体内容上有巨大的差异。一些对中美关系进行阶段划分的研究，实质上讨论的正是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参考相关研究，⁴⁶笔者认为中美关系出现了至少四次结构性调整，并因此表现为五大阶段：政治意识形态对抗期（1949—1968年）、“联合抗苏”为基础的初步发展期（1969—1978年）、建交后接触发展期（1979—1992年）、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快速发展期（1993—2016年）、新时代大国权力博弈期（2017年以来）。不同阶段的关系波动和关系基调存在较大差异。在同一阶段内，关系数值的可比性更强，且对关系波动的测量更有现实意义。由此，上图4.9所示数据可进一步的细分为不同的阶段，在同一阶段内观察和分析关系的波动，而在不同阶段间比较关系内涵和基准形态的变化（如图4.10所示）。

在图4.10中，关系基准用特定时间周期内的关系平均值衡量，而关系波动表现为年平均关系值的变化。具体而言，第一阶段（1950—1968年）以政治领域的互动为主，且关系基调整体上是冲突性和对抗性的（阶段关系均值为－6.89），是五个阶段里中美关系最差的阶段。第二阶段（1969—1978年）同样主要以政治领域的互动为主，但在“联合抗苏”的背景下，关系基调发生了变化，中美在战略和政治层面的互动和合作增加（阶段关系均值增加为－4.5），“乒乓外交”和尼克松访华等事件便发生在这一阶段，中美关系总体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第三阶段（1979—1992年）的主要背景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启，中美正式建交，以及冷战后期的大国博弈。中美建交使中美关系迎来了“蜜月期”，中美开始在政治、经济和人文等各个领域建立广泛联系，即使这一阶段后期受到中国国内一些事件的影响，中美关系出现大幅波动，这一阶段的关系均值依然是历史最高的（1.53）。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冷战的结束，中美关系进入了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即第四阶段（1993—2016年）。这一阶段持续时间最长，是中国与美国建立全方位联系，并深度融入国际体系的时期。这一时期与“复合相互依赖”所描述的关系形态相对最为相近，但中美关系依然充满波折和起伏，阶段年平均关系水平为0.78，在从“友好”到“对抗”的六分类关系数值标准中，仅仅是“普通”，且更靠近“不和”而非“良好”。⁴⁷一项研究将这一阶段中美关系的不稳定归结于两国的“假朋友策略”，⁴⁸更多研究也尝试解释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以及大国关系波动。⁴⁹

自2017年特朗普政府以来，中美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关于这一变化，基于上述分析，本章有如下具体判断。中美关系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的变化是结构性变化而非特有结构下的波动，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些研究也从不同视角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如中美关系的“新常态”或范式变化。⁵⁰这一新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关系基准大幅下降，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和冲突性增强，合作性大幅减低。2017—2020年的年关系均值为－4.63，已呈现出明显的“紧张”形态。根据图4.8，这一关系均值所对应的主要互动方式是非暴力冲突和隐性冲突，这与当前中美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高科技竞争、货币权力博弈等多个领域的互动现状是相符的。可以预见，在未来较长时期里，中美关系可能会围绕较低的关系基准波动，总体呈现出紧张状态和较强竞争性。对中美分歧的管控需要认识到这种结构性变化，在较低的关系基准上，确立更符合实际的战略预期和政策目标，相应地做好内政和外交的积极准备，更有效地管理战略对抗。⁵¹

总结而言，中美关系牵动着整个国际关系，对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国际秩序的和平演进会产生决定性影响。由此，对中美关系形态的准确和客观判断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中美关系的细分意味着，除了极端的暴力冲突和完美的对称性合作外，中美关系还存在多样的形态和多种可能性，分歧管控并非要在短期促成完美的合作，而是首先避免陷入最极端的暴力冲突中。因此，中美分歧管控存在很大的政策空间和实践可能性。就问题领域而言，分歧管控的关键是避免低政治领域的“政治化”和“安全化”。这种倾向会使中美关系扁平化，原有不同问题领域里中美关系的分层和多样形态，会由于问题领域的“政治化”和“安全化”而变得同质，从而使中美分歧的管控变得困难。即使考虑到中美关系细分和关系分层，在从冲突到合作的谱系中，中美关系正显现出向冲突方向的结构性变化。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必然陷入对抗和冲突中，而是中美关系的基准下调，整体呈现出非暴力冲突和隐性冲突的形态，总体合作水平下降。中美关系的维系需要在新的预期和关系基准下进行，目标是在新的关系结构中促进中美关系朝合作方向的正向调整，甚至推动其向合作方向的结构性回调。唯有如此，中美关系方能乱中求稳，稳中有进。

注释

1. ［美］罗伯特·基欧汉、［美］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第23页。

2. Graham Allison, “The Thucydides Trap: Are the US and China Headed for War?” The Atlantic, Sept 24, 2015,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5/09/united-states-china-war-thucydides-trap/406756/, 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4月21日；蔡昉：《中国崛起与“修昔底德效应”》，《美国研究》2014年第6期，第9—10页。

3. Minghao Zhao, “Is a New Cold War Inevitable?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2, No.3, 2019, pp.371—394.

4．赵可金：《“软战”及其根源：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下中美关系相处之道》，《美国研究》2020年第3期，第9—34页。

5. Christopher Layne, “Preventing the China-U.S. Cold War from Turning Hot,”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3, No.3, 2020, pp.343—385.

6．周文重：《斗而不破：中美博弈与世界再平衡》，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

7. Gregory Shaffer, “Governing the Interface of U.S. China Trade Rel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15, No.4, pp.622—670； 张发林：《中美金融竞争的维度与管控》，《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3期，第22—30页；阎学通、徐舟：《数字时代初期的中美竞争》，《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1期，第24—55页。

8．赵可金：《新时代的中美关系：表层与深层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第1期，第31页。

9．沈大伟：《纠缠的大国：理解中美关系》，载沈大伟主编：《纠缠的大国：中美关系的未来》，丁超、黄富慧、洪漫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10. David Shambaugh, “U.S.-China Rivalry in Southeast Asia: Power Shift or Competitive Coexiste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2, No.4, 2018, pp.85—127.

11. Jue Zhang and Jin Xu, “China-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the Descent of a Porous Curtain,”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4, No.3, 2021, pp.321—352.

12. Michael Nacht, Sarah Laderman and Julie Beeston,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China-US Relations, Livermore Papers on Global Security No.5, 2018, p.9; Evan S. Medeiros, “The Changing Fundamentals of US-China Relation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42, No.3, 2019, pp.93—119.

13. Suisheng Zhao, “Engagement on the Defensive: From the Mismatched Grand Bargain to the Emerging US-China Rivalr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8, No.118, 2019, pp.501—518.

14. Bas Arts, Math Noortmann and Bob Reinalda eds., Non-State Acto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urlington: Ashgate Pub Ltd, 2001.

15．作为国际关系三大主流理论之一的建构主义（以温特建构主义为代表）并没有提出特有的国际关系形态论断，而是通过提出三种文化（康德文化、洛克文化和霍布斯文化）以及观念建构身份和利益的逻辑将不同国际关系形态的可能性都囊括在内。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48页。

16. ［美］罗伯特·基欧汉、［美］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第22—28页。

17．相关事件数据英文编码系统或数据库如：Conflict and Peace Data Bank(COPDAB), World Events Interaction Survey(WEIS), 10 Million International Dyadic Events, Integrated Data for Events Analysis(IDEA), Conflict and Mediation Event Observations(CAMEO)。

18．李少军：《“冲突－合作模型”与中美关系的量化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4期，第48页。

19．阎学通、周方银：《国家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94页。

20．如一项研究从结构／偶发冲突和直接／间接冲突两个维度对中美冲突进行分类，参见李开盛：《间接性结构冲突：第三方引发的中美危机及其管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7期，第94页。

21. ［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第52页。(https://www.daowen.com)

22．同上书，第51—53页。

23. Cai Fang, Ross Garnaut and Ligang Song, “40 Years of China's Reform and Development: How Reform Captured China's Demogaphic Dividend,” in Ross Garnaut, Ligang Song and Cai Fang eds., China'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1978—2018,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2018, p.14.

24.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China Joint Glasgow Declaration on Enhancing Climate Action in the 2020s,” November 10, 2021, https://www.state.gov/u-s-china-joint-glasgow-declaration-on-enhancing-climate-action-in-the-2020s/，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2月10日。

25. ［美］罗伯特·基欧汉、［美］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第11—12页。

26．在所讨论时期内，中美并未发生典型的暴力冲突事件，这些潜在暴力冲突事件存在诱发中美暴力冲突的可能性。

27．凌胜利：《中美亚太海权竞争的战略分析》，《当代亚太》2015年第2期，第61—81页。

28. Luis Simón, “Between Punishment and Denial: Uncertainty, Flexibility, and U.S. Military Strategy Toward China,”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41, No.3, 2020, pp.361—384.

29．郭晓兵：《防扩散还将是中美合作亮点吗？中美防扩散合作模式、动因及前景探析》，《国际安全研究》2017年第5期，第111—127页。

30．刘铁娃：《中美联合国维和行动比较与合作空间分析》，《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4期，第33—52页。

31．李峥：《美国推动中美科技“脱钩”的深层动因及长期趋势》，《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期，第33—41页。

32．张发林：《经济方略与美元霸权的生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1期，第103—129页；李晓：《美元体系的金融逻辑与权力：中美贸易争端的货币金融背景及其思考》，《国际经济评论》2018年第6期，第52—71页。

33．毛维准、王钦林：《大变局下的中美人文交流安全化逻辑》，《国际展望》2021年第6期，第34—55页。

34. David M. Lampton, “Reconsidering U.S.-China Relations: From Improbable Normalization to Precipitous Deterioration,” Asia Policy, Vol.14, No.2, 2019, p.44.

35. Rosemary Foot and Amy King, “Assessing the Deterioration in China-U.S. Relations: U.S. Governmental Perspectives On the Economic-security Nexus,” China International Stategy Review, No.1, 2019, pp.39—50.

36．借鉴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子群（subgroup）是关系网络的子集，特定关系网络可能由一个或多个子集所构成。

37．肖晞、马程：《中国伙伴关系：内涵、布局与战略管理》，《国际观察》2019年第2期，第76页。

38．詹德斌：《试析中国对外关系的差序格局：基于中国“好关系”外交话语的分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第30页。

39．孙学峰、丁鲁：《伙伴国类型与中国伙伴关系升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2期，第63页。

40．这一差序网络并非严格的等级网络，中国政府并对不同表述进行明确界定和区分，且在不同的具体问题领域中，相关国家与中国的联系程度和关系好坏存在较大差异，此图仅为显示国家间关系的差异和聚类。考虑到朝鲜在当前国际政治中的特殊角色，图4.4和图4.5均未将朝鲜纳入考虑中。

41．曹玮：《选边还是对冲：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亚太国家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2期，第47—77页；韩献栋、赵少阳：《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韩国的对华战略：基于对冲概念框架的分析》，《国际论坛》2021年第3期，第97—118页。

42．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数据”，http://www.tuiir.tsinghua.edu.cn/kycg/zwgxsj.htm，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1月26日。

43．顺周期性（procyclicality）概念源自金融研究，描述的是当经济萧条时，经济体的行为更加谨慎，从而使萧条加剧，当经济繁荣时，经济体的活动更加活跃，从而进一步推动繁荣。由此，经济繁荣和萧条的周期会被放大。

44. ［美］罗伯特·杰维斯：《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李少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6页。

45．庞珣、权家运：《回归权力的关系语境：国家社会性权力的网络分析与测量》，《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第39—64页。

46. Wu Chengqiu, “Ideational Differences, Perception Gaps, and the Emerging Sino-US Rivalry,”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3, No.1, 2020, pp.27—68； 韩召颖、黄钊龙：《从“战略协调”到“战略竞争”：中美关系的演进逻辑》，《国际观察》2020年第2期，第66—91页；徐海娜、楚树龙：《美国对华战略及中美关系的根本性变化》，《美国研究》2021年第6期，第35—53页。

47．阎学通、周方银：《国家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94页。

48．阎学通：《对中美关系不稳定性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2期，第4页。

49．漆海霞：《中国与大国关系影响因素探析：基于对1960—2009年数据的统计分析》，《欧洲研究》2012年第5期，第61—78页。

50. Wang Jisi and Hu Ran, “From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to Strategic Competition: A Review of China-U.S. Relations 2009—2019,”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Vol.1, No.1, 2019, pp.1—10；　Ryan Hass, “The ‘New Normal’ in US-China Relations: Hardening Competition and Deep Interdependence,” Brookings, August 12, 2021,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1/08/12/the-new-normal-in-us-china-relations-hardening-competition-and-deep-interdependence/，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4月11日；朱锋：《贸易战、科技战与中美关系的“范式变化”》，《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4期，第1—14页；安刚、王一鸣、胡欣：《探索中美关系新范式及全球安全治理》，《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2期，第23—48页。

51. Timothy R. Heath and William R. Thompson, “Avoiding U.S.-China Competition Is Futile: Why the Best Option Is to Manage Strategic Rivalry,” Asia Policy, Vol.13, No.2, 2018, pp.9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