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本书主体部分的写作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完成的，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上台到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在过去六七年里，很多与国际制度相关的国际事件验证着本书的一些想法，这让我信心倍增，但同时多变的国际局势也使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国际关系现实之复杂，一般性理论创建之困难。无论多么复杂和困难，知识的进步和积累总需要大胆的尝试，本书便是一次颇为胆大的尝试。既为一试，难免纰漏，书中很多想法有待进一步打磨和深化。如果能激起国际关系理论的争论也算贡献，这可能便是本书的重要意义之一。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国内和国际学术交流受到了极大的影响，除了借助互联网工具的星星点点外，国际学术交流几乎完全中断。在疫情之前，很多国际和国内的国际关系学大家都曾到访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前言提及了一些对本书有直接影响的学者和学术活动。本书的很多想法正来源于与这些学者的交流和在这些学术活动中所受到的启发和感悟。但新冠肺炎疫情使我有更多时间主动或被迫地思考本书的内容，进行更加集中的写作。怀念疫情前那个学术鼎盛的时期，也更加期待在大的外部冲击下必然会产生的学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行文至此，回首本书写作历程中的点点滴滴，心有喜悦，更有感激。北京大学的王正毅教授一直指引着我的学术和生活，正是他的极力推荐，本书才得以顺利入选“当代国际政治丛书”系列。我的博士生导师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教授将我引入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也时常成为我指导博士生的效仿对象。我指导的在读博士生姚远、崔阳、靳天熙、杨明真、沈昱泽、杨雨培和几位留学生等，总是能恰到好处地以不同方式激发我作为老师的潜力，也帮助我完成了本书写作中的很多事务性工作，明真同学校对了序、前言和后记等内容，整理了索引。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领导和同事更是有求必应，多有照拂，南开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面的历史传统和深厚底蕴也为我出版此书增添了不少底气。没有南开大学亚洲中心的出版资助，书稿恐要束之高阁，久不能面世。在出版过程中，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王冲女士细心呵护了本书的成长。(https://www.daowen.com)

学界同仁和好友对本书也多有帮助。提及“现实制度主义”，首先需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李巍教授，他富有创造力地在中文研究中提出了这一概念，并将其运用到具体经验问题的分析之中，还阅读了本书最为核心的一章（第三章理论构建），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本书尝试在现实制度主义路径下，进一步做一些理论化的工作。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前同事、现清华大学长聘教授刘丰给予了本书莫大的帮助，他深厚的理论功底常常成为我解决疑惑的有力保障。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教授、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客座教授贺凯博士，也对本文的核心章节提出了宝贵意见，他所提出的“制度现实主义”在国内和国际学术界已颇具影响力。中国人民大学的田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徐进研究员，以及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国际部主任、副编审张萍女士等在不同场合对本书的整体思路或部分内容提出过建设性意见。学术研究的乐趣显然不来自于闭门造车的自娱自乐，而是存在于学术交流所带来的成就感与挫败感交融的复杂情绪中。很多人给予了正面帮助，亦有人提供负面激励，他们都是我前进的动力，无法逐一感谢。很多问题有待更深入的探索，只能轻叹来日方长。

随着书稿渐近尾声，书中若干章节的核心部分也陆续在相关杂志发表——第一章和第二章的部分内容发表于《国际论坛》2021年第1期（《国际关系的理论回归与基础路径：以国际制度理论为例》），第二章和第六章的部分内容发表于《东北亚论坛》2022年第5期（《国际政治中的制度方略：内涵、逻辑与策略》），第三章和第七章部分内容发表于《国际政治研究》2022年第4期（《现实制度主义：一种国际关系理论的合成》），第四章的核心内容发表于《国际展望》2022年第6期（《中美关系的“冲突－合作”复合形态》），第五章主要内容发表于《太平洋学报》2022年第11期（《国际制度性权力的生成及其实践》），第八章部分内容发表于《学术论坛》2022年第5期（《制度性权力竞争与中国策略体系构建》）。衷心感谢这些学术期刊对书中不同章节内容的认可，若不是一篇篇文章先后得到认可而得以发表，我恐怕没有信心将书稿写到最后。

社会科学研究少有灵光乍现的一鸣惊人，多是持之以恒的点滴积累，个中苦乐，非体味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