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制度竞争与国际秩序变迁路径
中美国际制度竞争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际秩序演进的方向和方式。国际秩序变迁的最根本驱动因素是国家间政治经济实力的相对变化，这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权力逻辑的基本内涵。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几十年里，中国通过融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下的主流国际制度，获得了快速发展，中美间实力差距大幅缩小。依据遵循权力逻辑的主流观点，实力差距的缩小和霸权国的地位焦虑必然导致冲突和战争。这些观点往往忽略了制度逻辑，只有将权力逻辑和制度逻辑融合，方能更好地理解国际秩序的演进，这也是本书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核心要义所在。中美制度竞争对国际秩序演进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国际秩序的核心内涵是国际制度，美国维护其主导国际秩序的优先策略选择是维护或修正这些国际制度。从上文对国际秩序的界定可知，行为规范和行为状态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确立的，国际制度在不同国家间具有差异性的利益和权力分配效应。崛起国实力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从既有国际制度中获利，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除了对内的改革，对外的开放是另一个重要因素，而开放的核心内容便是通过接受国际制度而融入国际体系。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中国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接受主流的国际贸易规则，进入世界贸易体系之中。除此之外，在诸多其他问题领域，中国也同样快速融入国际体系之中。即使在其实力相对较弱的国际金融体系中，中国已逐渐成为众多国际金融组织的成员，学习和接受了主流的国际金融规则，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实力的提升，其便会逐步调整国际制度策略，策略调整的目的是提升其国际制度性权力。关于中国的国际制度策略，第八章有较为全面的论述。
对于霸权国美国而言，捍卫其所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首要政策选择便是修正国际制度，而非权力逻辑下的战争。对国际制度进行修正，使其可制约崛起国的持续发展，维护霸权国的利益和权力，是前特朗普政府国际制度策略的核心目标。美国退出、升级、创建和破坏国际制度等一系列对外政策便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由此可见，国际体系制度化程度的提升改变了国家的策略选择次序，中美国际制度竞争成为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决定因素。公元前5世纪的斯巴达缺少了这一策略选择，战争成为主要手段，但在当前的国际制度体系中，“修昔底德陷阱”的论断忽略了国际制度因素。
其二，美国在当前国际秩序的支柱性国际制度中依然占据主导性话语权，国际制度和国际秩序呈现出渐进变革的态势。如前文所提及，与国际体系相对应，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至少有四大核心支柱：国际货币制度、国际贸易制度、国际安全制度和民主价值观念体系。其中，美国受到真正挑战的主要是国际贸易制度，尤其表现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制度获得了经济快速发展，美国逐渐丧失了在国际贸易制度中的领导地位。于是，美国政府通过“瘫痪”世界贸易组织、发动贸易摩擦、升级区域贸易协定等手段尝试修正国际贸易制度。去美元化趋势增强、恐怖主义蔓延、西方民主价值观念的实践困境等因素也使得美国在其他几大支柱中的地位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这尚未撼动美国在这些支柱中的绝对领导地位。由此，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很难在短期出现“大爆炸式”的重构，中美制度竞争将成为未来较长时期内国际关系的常态，长期竞争的结果将决定国际秩序变迁的方向，而如上文所述的中美多维度制度竞争将决定国际秩序变迁的方式。
其三，即便是暴力式的秩序调整，最终也需要通过国际制度完成秩序修正或重构。制度逻辑并非完全否认暴力冲突的可能性。随着国际制度自主性的增强和美国在一些国际制度中影响力的下降，美国可能无法按其意愿修正国际制度，国际秩序危机会持续恶化，崛起国在制度竞争中逐渐获得更大的优势，这有可能诱发美国为捍卫霸权地位和推动国际制度重构的暴力冲突。“修昔底德陷阱”成为大国竞争和国际秩序变迁的一种选项，而非一种必然的结果。国际体系演进的历史充斥着无数的暴力冲突，但这些冲突不是证明权力逻辑的充分必要条件，暴力冲突是国际秩序变迁的一种方式，但不是唯一方式，而国际制度却是建构国际秩序的必要因素。正因如此，解释国际秩序变迁不一定需要解释为什么爆发冲突，但一定要解释国际制度的权力属性和大国的制度性权力博弈。
当前国际秩序变迁的方向将由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结果所确定，国际秩序的演进结果大致有如下几种可能：美国衰落而中国未能或无意担当领导者的“领导缺失”（G0秩序）、修正的美国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G1秩序）、新兴的中国特色秩序（新G1秩序）和中美合作的共生秩序（G2秩序）。15这几种可能的结果不是单独出现或存在的，而是有相互转化的可能，其往往是国际秩序变迁链条上的特定阶段。当前国际秩序的变迁可能会出现三条路径：（1）G1秩序；（2）G1秩序—G0秩序/G2秩序—新G1秩序；（3）G1秩序—G2秩序。这几种路径都是条件性和概率性的，而非决定性的，且表现出不同的秩序变迁逻辑。
第一条路径是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延续，是一种秩序修正逻辑。当前国际秩序的根本基础依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建立起的一系列国际制度，但这些国际制度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已发生了较大变化，如前文理论构建和经验分析部分所示，这些国际制度的权力属性、分配效应和自主性都有显著的变化。这使得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也发生了变化，美国政府正极力维系其在这一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这一秩序变迁路径至少需要以下条件：美国能够扭转政治经济实力下滑势头（继续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美国拥有强大的制度修正实力和能力（如对相关国际制度进行其偏好的改革）、美国对新兴国家的打压或遏制政策能够实现其国际战略目标。这种路径的冲突性和变化程度相对最小。
第二条路径表现出秩序替代的逻辑，现有国际秩序将被一种新的国际秩序所替代。当秩序危机持续恶化后，会出现两种可能的结果：一是中美都无意主导的G0秩序，二是中美都有意争取领导地位的G2秩序。在这一路径下，G0秩序或G2秩序都是既有秩序向新秩序转变的过渡阶段，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都无意或无力领导的G0秩序、“八十年战争”期间西班牙和荷兰争霸而出现的G2秩序。无论G0秩序或G2秩序，在这种路径下，其都是一种新秩序建立前的过渡阶段，不会长期持续，这两种过渡秩序都可能呈现冲突性。此后，一种新的秩序将逐渐确立，如“八十年战争”后的荷兰霸权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美国霸权秩序等。对于当前国际秩序变迁而言，经历了过渡阶段之后是否会出现一种新的中国主导的秩序是相关争论的焦点。这种可能情形的出现，至少需要如下条件：美国总体实力的持续衰落、中国持续发展、中国的国际制度策略成功实施、不会发生使中美两败俱伤的大规模战争。这种路径的冲突性相对较高，尤其是在G0秩序和G2秩序的过渡阶段，主要大国间易发生暴力冲突。
第三条路径表现出秩序转型的逻辑，现有美国主导的G1秩序会向中美合作的共生秩序转型。这一路径下的G2秩序与第二条路径中作为过渡阶段的G2秩序不同。过渡阶段的G2秩序主要表现为两强争霸，而转型逻辑下的G2秩序是秩序变迁的结果，秩序存续更加长期，秩序状态更加稳定。这一路径至少需要如下条件：中美实力旗鼓相当、中美双方在关键问题领域中能够达成基本共识、中美都接受和维护主流国际制度等。这种路径的冲突可能性最低，但就当前情况而言，其可能出现的可能性也相对较低。
无论上述何种路径，其都与中美关系的发展直接相关，中美关系变化对国际秩序重构具有决定性的影响，16国际秩序变迁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国际秩序变迁的方式没有先验的必然结果，而是条件性地取决于多种因素和条件，其中中美国际制度竞争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并不存在“注定一战”，国际秩序的和平演进具有可能性。由此，管控中美分歧，维系良性的中美关系，不仅事关中美两国，更事关国际秩序和人类发展。
注释
1. ［加］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袁正清、肖莹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2．阎学通：《无序体系中的国际秩序》，《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1期，第13页。
3．庞珣、权家运：《回归权力的关系语境：国家社会性权力的网络分析与测量》，《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第39—64页。(https://www.daowen.com)
4. ［美］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著：《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杜宪兵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5. ［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6．阎学通：《无序体系中的国际秩序》，《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1期，第13页。
7. 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45.
8．王明国：《从制度竞争到制度脱钩：中美国际制度互动的演进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0期，第72—101页。
9．陈拯：《改制与建制之间：国际制度竞争的策略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4期，第81—109页。
10．赵洋：《中美制度竞争分析：以“一带一路”为例》，《当代亚太》2016年第2期，第28—57页；汪海宝、贺凯：《国际秩序转型期的中美制度竞争：基于制度制衡理论的分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第56—81页。
11．任琳：《“退出外交”与全球治理秩序：一种制度现实主义的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1期，第84—115页。
12. ［美］弗朗西斯·加文：《黄金、美元与权力：国际货币关系的政治（1958—1971）》，严荣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13.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L. Newman,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44,No.1, 2019, pp.42—79.
14．外交部：《五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https://www.mfa.gov.cn/zyxw/202201/t20220103_10478507.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1月5日。
15. C. Fred Bergst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test for Global Economic Leadership,”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26, No.5, 2018, pp.12—37.
16. Da Wei, “A Restructuring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Paradigm Shift in China—U.S. Relations,”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No.1, 2019, pp.2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