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1) 1914年冬至，冒着北京黎明前的严寒，袁世凯总统离开总统府前往天坛，在那里他代表国家主持了祭天仪式。美国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记道，袁世凯“被保镖围护着乘车经过铺满黄土的街道，前一天晚上三排士兵已驻守在那里”。 (2) （黄色在传统宇宙观中代表宇宙的衍生原理，长期以来与皇室密切相关。）许多部长、高级官员和将军陪同在侧，袁世凯到天坛后，又增加了祭拜专家：“持肉者、持丝绸玉器者，持酒杯者和高呼祝文者。”袁世凯在地上搭起的一间帐篷里换上祭祀袍，洗了手。然后，他用朱笔在祝板上写下了祝文。（“天”既是一种至尊神灵，又是一种描绘宇宙过程的方式。）袁世凯亲自走上祭坛，在第二级祭台上朝北跪拜了四次。他的随从携带祭品来到第一级祭台。祭拜的火炬被点燃，袁世凯走到第一级祭台，端起丝绸托盘，然后将其放在桌子上。他回到第二级祭台再次鞠躬，然后以同样的方式献祭肉食和诵读祝文。仪式过程一直伴着祭乐、祭舞（或者说是特定的姿势）和熏香。袁世凯进行了几次祷告，祈盼“天”接受进献之物，保护国家，兴复世界。之后，总统品尝了进献的葡萄酒和肉，象征着他代表人民获得了“天”给予的祝福。最后，玉被献给“天”，所有的祭品都被烧掉。

总统的祭天举动，令人联想到古代帝王的做法，自此谣言四起，称他密谋建立新王朝并成为皇帝。 (3) 第二年，袁世凯的确打算建立新王朝，他坚称自己将成为新式皇帝，实行君主立宪制，建立一个适应不断变化的民族国家的王朝。然而，袁世凯的皇帝梦以失败告终，还受人诟病。鉴于袁氏拥有绝对的权威——他控制着军事和政治官僚机构，扼杀异己分子——其称帝之路怎会半路夭折呢？换句话说，像袁氏这样精明（无情）的领导人怎么会误解当时的政治局势以至于自我毁灭呢？建立新王朝究竟有什么问题？换一种问法：为什么辛亥革命并未成功，袁氏却仍旧无法复辟？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给出许多侧重不同方面的解答。袁世凯政府当时已经摇摇欲坠。自诩共和党的人们对袁氏最终背离共和制甚为恼火。甚至在那些政治上活跃并接受了总统专制统治的中国人里面，也很少有人能够容忍建立新王朝的企图。尽管袁氏已经架空了议会和地方政府机构，但连空壳都不保留似乎还是后退了一大步。此外，1911年的革命像加热水来制作方便面一样产生了许多临时选民，政客们负责保护他们的选民。同理，那些忠于袁世凯的高级军官并不愿意看到他们和袁的关系单方面地改变，也不愿袁的儿子最终成为皇帝。当时确实仍然有支持君主制的人，但他们都忠于清王朝。包括一些在北京相当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可以容忍共和国，但如果要恢复君主制，那必须光复清王朝。最后，外国势力，尤其是日本，反对袁氏君主专制，并向他的对手提供了援助。

然而，从更深层次上讲，这些问题的答案实际上都围绕着君主制时代已经过去这一事实。虽然社会反对袁世凯的力量千差万别，甚至并非都是自由思想，却都趋于同一认知：辛亥革命本质上是不可逆转的。袁氏的祭天行为让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难以理解，其吃惊程度甚至超过了美国大使。 (4) 诚然，相比当时，回顾历史更容易明白这位君主之死：这是历史学家的优势。袁氏并非企图复兴君主制的最后一个人。尽管彻头彻尾的复古主义极少——尽管它存在了整个世纪，但我们称为“帝国儒学”的复杂思想影响了直到21世纪新的政治体系建设。

同样，政治文化当中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也在1911年发生了根本变化。将中国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帝国系统已经在近几十年感到了压力，最终在迅速而激烈的革命中崩塌。在中国悠久的帝国历史进程中，清王朝的陨落不是王朝第一次被推翻，却是第一次建立共和国。袁世凯去天坛祭拜，显然是试图重建王朝。天坛是首都周边的几座神庙之一，清朝的皇帝们曾在天坛向“天”献祭过很多祭品。但是，“天”的意义已经发生了转变——虽然并非和以往完全不同，转变也并非发生在一夜之间——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改变。多年来，天坛一直被美国海军陆战队占用进行足球比赛。自20世纪初，美国海军陆战队镇压义和团运动后就一直驻扎在北京。袁氏本人也做过亵渎帝王圣区之事。1913年，他在紫禁城的太和殿宣誓就职，而这里是清朝皇帝在紫禁城高墙后上朝的主要地点。现在，普通市民也可以买票进入皇城，在殿内乱逛，参观曾经只有官员和外国使节才有机会到达的地方。这暗示着皇帝—臣民关系的终结，这是任何外国入侵者都未曾做到的。1914年，共和国成立三周年之际，袁世凯建立了一家博物馆（如今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前身），陈列清朝皇帝收集的艺术品和文物，这再次表明帝国秩序俨然已成为历史。

本书描述了在20世纪初这一时间拐点，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哪些变化。这里的“政治文化”指影响权力的体制、意识形态和观念。后面的章节更细致地定义了“帝国儒学”思想，从理性维度分析了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研究了使新政治秩序合法化的一些尝试，还讨论了共和主义是如何形成的。 (5) 不管有无革命，传统的帝国体制都将覆灭。并非特指某位皇帝或某个王朝的帝国体制被认为是独裁的和专制的，自然无法应对时代的挑战，而是帝国体制的本质就同近代公民的产生相悖。因为人们认为，中国要想成为一个能够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中存活下去的理性的、多样的和文明的民族国家，就必须将帝国形制连根拔除。支持和反对暴力革命的人都认同这种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项任务不亚于在行将灭亡的帝国中创建一个新的中国。革命一旦发生，就没有回头路了，而袁世凯摔了跟头才懂得这个道理。

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熊熊之火在19世纪末开始燃烧，并延续到20世纪。我所说的“国家主义”指的是，国家——统治机构——是主权、自我合法化和最高利益的核心。国家主义与共和制兼容，但也可以为独裁制辩护。无论哪种情况，它都着眼于国家与个人公民之间的关系，公民是“权利和义务”的集合体。这是清末新的政治话语的关键。公民身份与民族身份密不可分，这是晚清话语的第二大关键。民族主义是关于创造“中国人”的，而不是“清人”的。帝国是多民族的，与这样的“人民”概念不同，即“人民”或多或少地拥有共同的血统和文化，并共同成为历史的主体。按照这种观点，顺应历史的做法不是王朝的更迭，而是建立一个可以与世界其他民族平等共存的中华民族。没有国家，人民无法站起来。因此，民族主义的逻辑形成了国家主义，并最终将主权国家视为历史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