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王朝
也许袁世凯认为，除了他长期以来崇尚的君主立宪制外，中国的未来没有其他道路。 (5) 也许他认为他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他本应该知道会有很多人不赞成他——梁启超在1915年6月当面对他说了很多话。但是袁世凯继续着他的计划，在夏天过后成了皇帝。他强调，他将是立宪皇帝，将通过选举就职。袁世凯于1916年1月1日开创洪宪时代（或是他坚称的洪宪元年）。但是，登基典礼被推迟了，最终从未举行过。
杨度在1915年4月撰写了一篇为立宪君主制辩护的雄文。袁世凯的美国宪法事务顾问弗兰克·古德诺（Frank Goodnow，1859—1939）在8月发表了对共和国的评论。袁氏的日本法律事务顾问有贺长雄（Ariga Nagao，1860—1921）已经确定，袁氏的任职源于清朝退位带来的“主权（统治权）移交”。 (6) 换句话说，共和国不是通过革命或民意建立的。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复辟帝制在袁世凯的权力范围之内。这些人实质上认为共和主义在中国失败了，因为它不适合中国国情。他们说，鉴于中国的专制统治传统和群众的无知，帝制可以为中国的共和未来做准备。但是共和主义的时代尚未到来。
杨度于8月成立了筹安会，为袁氏帝制做宣传。联合创办人还包括刘师培（1908年背叛了革命事业，在民国初年挣扎，并于1917年获得在北京大学的教职）和严复。 (7) 筹安会组织了请愿活动，敦促袁世凯称帝，袁氏则假装推脱。9月，所谓的国民代表大会（全体1993名成员一致通过）投票选举袁世凯为新的皇帝。整个冬天，更多的请愿和奏折涌入北京。12月12日，国会投票赞成袁氏成为皇帝。袁氏拒绝了三次。然后他委婉地同意了。
(8) 杨度在1915年4月发表的论文《君宪救国论》中宣称：“我们需要宪法制度来拯救国家，我们需要帝制来建立宪法体系。” (9) 财富和权力取决于宪政，但宪政只能来自帝制政府，而不是无法运作的共和制。杨氏认为，共和主义不适合一个脆弱的国家。特别是中国军队受到了自由与平等观念的伤害。日本和德国等强国避免了共和主义，而只有法国和美国等富裕国家可以负担得起。中国是一个位于日本和德国两个强大君主制之间的贫穷国家，它需要它所能找到的所有力量。此外，共和主义阻碍了中国的致富之路。企业家需要不受外国干预和国内骚乱的影响，而选举只会加剧这种情况。杨氏认为，1913年的“二次革命”证明了中国尚未做好准备。在共和国，
大多数人民必须具有共同的道德和对共和政治的知识。然后人民成为主要因素，总统和官员被人民赋予政府事务机关。……我们怎么能说中国人达到了这个标准？大多数人不知道共和国是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法律或各种自由与平等理论。他们断然放弃了专制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现在他们认为没有人可以限制他们，他们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而且，由于皇帝被如此突然废黜，该中心的威望变得微不足道，就像散落的沙子一样，无法重聚。无论是谁负责，他都不会发现除垄断权力外的其他统一行政或安抚国家的政策。 (10)
杨度坚持认为，中国在精神上仍然保持专制。他还坚称自己支持立宪主义，但立宪机构必须摆脱专制制度。专制制度对于促进教育、工业和军事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杨氏引用孟子的说法是，只有一个统治者才能创造统一。 (11) 一旦国家安定下来，宪法秩序就会出现。杨氏认为君主立宪制不应该是纯粹的专制政体。 (12) 相反，君主将依靠民众的支持，而民众的支持又会对不断进步施加压力。1907年，杨氏曾表示，中国的领土完整永远不会减弱，国体也不会改变，但其政体可能会有所调整。 (13) 现在，他强调了自清末以来他对君主立宪制一贯的支持。 (14) 在杨氏看来，他并不是要让中国重返传统的王朝体系，而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
刘师培在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君政复古论》中表达了对袁世凯的支持。 (15) 刘氏未提及袁氏的名字，但他辩称，一个国家需要明智和强有力的领导者。文章使用准先验语言，预见到一种专门用于支持袁氏的更为传统的言辞，刘氏说：“‘天’赋予普通百姓生命，若是没有统治者，他们将遭受混乱。” (16) 刘氏将皇帝重新纳入宇宙秩序，并将王权的“德”与广泛的权力联系起来。 (17) 他承认说，如果共和国运转正常，那么也许没必要“复辟”。但尽管如此，“王权一天也不应废除”。 (18) 因此，“现在是重塑国家权力的时候了”。 (19) 这项任务需要一个极富创造力的人，他将在危机时期被推举，并能恢复政治体系。 (20)
梁启超领导了对袁世凯帝制的反对，尽管很多人——甚至是袁氏的前助手唐绍仪——都曾公开表过态。梁氏发现杨度的论点很熟悉，因为他最近也提出过同样的论点，但那是在革命之前。梁氏现在指控，改变宪法本质上是不稳定的。 (21) 刚刚经历辛亥革命的中国人现在应该在共和国法律的范围内行事。经受了想说“我告诉过你”的诱惑后，梁启超补充道，正如他以前认为现存皇权系统更为可取而反对共和改革一样，这次，他认为改革共和体制比再兴起一场激烈的变革更为可取。换句话说，共和制远非完美，但再次改变国家政体会更糟。
(22) 袁世凯为他的行动做准备的几个月，给了反袁的谋划者们发起反击的时间。随着帝制运动的进行，梁启超仍然担任袁氏的内阁成员，并为自己在天津的外国租界准备了一个避难所。去年12月，他去了上海，在那里他比在天津受到更好的保护，他可以利用上海的媒体来宣扬他的反对意见。12月底，蔡锷率领一支讨袁军从云南出发，迅速夺取了对袁氏大军的几场胜利。蔡锷曾于19世纪90年代后期在时务学堂学习，当时是梁启超的学生，后来跟随梁氏来到东京。 (23) 蔡氏在日本学习军事科学，成为一名职业军人。他们的护国运动吸纳了贵州、广西和其他南部省份的军事分子。同盟会前领导人也参加了会议，但立宪派的作用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比革命者更有社会地位，而且他们在省级军事部门的影响力要大得多。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是梁启超对君主制的批判，于1915年8月出版，并被广泛转载。 (24) 梁氏的文章充满冰冷的逻辑、无拘无束的讽刺、情感的恳求和聪明的比喻。简而言之：革命是无法更改的，因为它摧毁了帝制的神话。梁氏认为，帝制取决于一种神奇的感觉。十年间来自共和的中伤破坏了皇帝的魅力，而革命摧毁了王权。一旦把偶像从神坛上赶下来，他的功效就会永远减弱。梁氏认为，共和国是混乱而低效的，但他认为解决方案是强有力的总统制。例如，他很乐意赋予总统解散议会并要求举行新选举的权力。梁氏以指控杨度是革命者为乐。他还详细列举了袁世凯完全虚构或至少是从他的省级官员身上创造政治支持的各种方式。最后，梁启超指责帝制主义者主张绝对君主制，而不是立宪君主制。
如果杨度以近代化为由支持君主立宪制，而梁启超以稳定的名义支持共和国，那么袁氏的帝制也有传统主义的因素。 (25) 请愿者和上奏者赞扬袁氏的神圣和圣贤的特质，还有他的功绩和美德以及他的变革能力。历史类比是推动袁氏事业的重要手段。近代制度运用选举和民众意志，而传统主义声称人民要求袁氏成为皇帝，但他们的意志是“天”的意志。一位上奏者写道：“群众一致和恭敬地希望有秩序。” (26) 另一位写道：“陛下只知道以民族为前提，以人民的意志为目标。” (27) “人民”以商会、华侨、省代表和少数民族代表的形式出现。 (28) 他们一致认为，为了谋得长期稳定的统治以及建立新的国家体制，中国应该成为一个帝国。而帝国需要一位圣人来统治它。
1915年12月，筹安会联合理事长杨度和孙毓筠（1869—1924）奏请袁世凯称帝。 (29) 他们的奏折可以作为宣传运动的典范。他们说，袁氏成为皇帝会给予人民希望，因为只有杰出的圣贤才能“继续履行天命，成为皇帝”（继天立极）。 (30) 袁世凯应该“居于正位”，“颁布自己的政令”（正位定名）。 (31) 他的智慧是上天的恩赐，他的理解力是无限的，他拥抱了广阔的天地。“您的军事才能是奇迹，您的民事能力是明智的。您的思想早已与人民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好像事件不受袁氏的个人控制，他的职责是“服从”天的意志，并“遵循”人民的“明确命令”。“优美的声音和谐地澎湃着。”上天给了袁世凯“圣人的宝座”，人民可以看到汉人官员的繁盛礼节。作为皇帝，袁氏将执行天的怜悯并接受天的力量（天威）。 (32) 通过“定职”和“改正姓名”（定分正名），袁氏将成为“上天眷顾”（天心之眷）的典范。 (33)
天生具有或真正具有超凡魅力的统治这一概念是传统政治话语中的一个突出主题，袁氏的支持者们并未忽视，尽管这非常不符合当时的情况。 (34) 杨氏和孙氏更新了古书，宣称袁氏的大美德席卷了中国的5个民族，他的威信甚至给他带来了帝国主义势力的信任。如果他拒绝皇位，世界将动荡不安，人民将变得不信任和叛逆。整个国家都希望接近太阳和云层，并希望成为绕过极星的恒星团（一种古老的皇帝比喻）。
陛下展示了神圣智慧的美德，并渗透了能量本身。您已将六个方向铸造为金属，然后将其铸造为陶器。您又重新悬浮了太阳和月亮，并重新组合了起点和星座。陛下创造了三个力量［天堂、地球和人类］。您的强大力量就像夏日的阳光一样照耀着整个世界。您的仁慈就像春天。…… (35)
这种言辞模糊了天生具有的魅力与实际能力和成就之间的界限。杨氏和孙氏说：“您的功绩如此丰富，您的作为如此伟大，以至于人民找不到言语来形容。”袁世凯的“仁爱之心”（仁心）激励他“富民立国”。尽管这似乎是将古典美德与对国家建设的近代关注相结合，但这一言论也是对孟子的敬意，孟子已经将皇室的仁慈与一系列古老的、有效的、基于法律的行动联系在一起。 (36) 袁世凯本人则以简单的裁军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以原先的身份（总统）有责任维持国家体制（国体）。我已经一再解释，但人民不会接受这一观点。……既然国家主权属于全体人民，那我怎么敢违反人民的意愿来维持自己的见解？“天就像人们看到的那样；天就像人们听到的那样。”天不可避免地遵循人们的需求。根据历史文献，无论跟随还是违反天都是极其严重的。一个人看不见天，但一个人看得见人民的意志。 (37)
但是上天从来没有组织过选举，袁氏的君主制沉没在迷雾笼罩的言论之下。如果说袁氏是上天的超凡魅力的选择，那为什么还要近代的代表仪式呢？ (38) 他们也不必在意大多数的农民，尽管他们将特定的人——政治活动家——拒之门外，但大多数农民也不关心他们。袁氏实际上接受了政治近代性的基本前提。他认为替代皇帝的最合适、最有效的方法是独裁者，但他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很难进行统治。他唯一的榜样是帝国。袁氏帝制的失败也没有使共和制成功。但它表明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不可逆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