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科学

在清朝的最后几年中，从19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种族”成为政治论述中的关键词，与民族主义、进化论和社会等主题的讨论密切相关，但仍然含混不清且有多种意义。 (14) 晚清的种族话语认可了西方科学。生物学之外的人种学似乎为种族与文化之间的联系提供了证据。社会达尔文主义将“为生存而奋斗”和“适者生存”的原则运用到人类群体上，中国知识分子发现结果虽令人震惊，但使人信服。 (15) 尽管种族科学的应用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到19世纪末期它已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一方面，种族知识是殖民霸权的关键要素。但另一方面，对近代种族知识的主流解释也容易引起争议。晚清知识分子利用这种知识来质问西方对帝国主义的辩解。种族知识的一个副作用是让传统的儒家对文明与非文明之间区别的强调变得边缘化。在前近代中国，种族类别之类的概念并不是未知的，但是它们对于政治合法性来说并不重要。 (16) 满人可以声称自己是一个独特的民族，而且文明程度很高，以至于上天已经命令他们统治中国以及其他地方。帝国从一开始就是跨国的，从18世纪开始更是有意识地如此。 (17) 从晚清官员的角度看，“中国”已经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对实际上是历史上偶然产生并不断变化的边界和人口进行归化和驯化。 (18) 但是知识分子所做的事情略有不同：他们不是试图定义一个帝国国家，而是试图创建一个民族国家。汉人身份对于这件事来说至关重要。 (19)

西方的种族分类方法是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中国的，包括传教学校和19世纪的西方旅行者。 (20) 有关西方种族知识的作品的日文译本于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出版。 (21) 1892年，广为人知的《格致汇编》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人分五类”的文章。 (22) 20世纪前几十年激增的历史和地理教科书也遵循了这一说法。 (23) 肤色、头发类型、鼻子形状、头部形状、智力和文化都互相关联，黄色和白色人种更为文明，棕色、黑色和红色较不文明。 (24) 关于黄色和白色种族平等的观点可能尚未在西方科学家中获得广泛认同，但在亚洲被视为前提。这一观点接受了种族等级制的前提，并为黄、白种族争取至高无上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亚种也很重要：虽然所有人都知道汉人和满人皆算作黄种人，但当时的趋势是强调他们之间的差异。同时，晚清知识分子倾向于将黄种人与中国人的概念合并起来，中国是黄种人中数量最大而且据称最勤奋的代表。严复在1895年中国被日军击败的黑暗时刻中写道，尽管过去中国曾被外面的人“征服”，但这些外面的人都是同一种族的成员。如今情况不再如此，因为中国受到西方列强的威胁。 (25) 由于满人、蒙古人和汉人都是黄种人的成员，因此中国从未沦落到被真正的外来种族统治。此外，严氏认为，迄今为止，一切入主中原的民族都是在军事上强大但在文明艺术上薄弱。中国可能会被侵略，因为文明人是和平的，反过来，它也可以征服侵略者（也就是通过将他们中国化）。但是，讲到西方人或白人时，严氏的观点是他们也代表着很高的文明水平，他们博学、进取、繁荣、稳定、统一并且非常强大。严氏的文章并非偶然地通过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学》（群学）介绍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种族作为生存斗争中的重要单位。

梁启超在推广这些观念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他拒绝本质化种族差异。 (26) 梁氏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种族科学，但他强调种族的可变性。像其他晚清学者一样，他也强调了黄种人的卓越品质。正如我们所见，在最后的分析中梁氏将国籍本质上视为公民身份，因此根据民族而非种族来界定国家。尽管如此，梁启超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从西方引入的更大范围的种族知识框架内对中国进行了定义。 (27) 的确，尽管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了反满革命，梁启超仍捍卫汉满联合，理由是这两个团体是黄种人的天然领袖。这等同于对反满主义和清朝偏袒满人的民族政策提出了批评。甚至在1903年左右，梁启超明确反对反满主义之前，他就为这一立场奠定了基础，而这一立场依靠的是今文经对中国古代文明核心的发展作出的解释。 (28) 对康有为来说，种族融合似乎是使种族平等或消除种族隔离“边界”的途径。然而，康氏对创造单一人类种族的愿望似乎也假设这种人种将更加接近“白种人”。 (29)

梁氏并非那么有目的性。他首次对“种族”持久的思考是在1898年变法前夕写的。这是他面对“白种人”帝国主义时对汉满分裂担忧的直接产物。 (30) 他的论点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尽管历史——实际上是生物学——上以“种族竞争”为标志，但这导致了种族融合的趋势。一方面，这篇文章展示了达尔文式的社会生存观，即通过生存斗争不断地前进，甚至超出了“圣人”改变的力量。另一方面，文章指出，斗争导致了少数种族的统治，而某个种族控制了一个特定的地方之后，和平突然出现，文明也随之进步。最初，无数种族相互斗争。逐渐地，一些人取得了进步，并且能够击败他们的劣势对手。这些劣势种族由于灭绝或被纳入其他种族而消失。梁氏认为种族具有生物性和历史性的活力。

在梁氏看来，满人和汉人之间的差异可能具有某种生物学根源，但它们并非在生物学上永远分离，也不是种族差异决定了他们的政治命运。在他早期的著作中，梁启超似乎接受了人类单一起源的理论，但强调将人类迅速分为“小团体”的思想。 (31) 梁氏指出，在原始条件下，这些小团体在地理上是分开的。他们之间没有联系，就会发展成单独的“种族”，每个种族都有自己的小国。最初，这些国——实际上是宗族和部落——数量众多，但通过冲突和征服，出现了数量较少但规模较大的团体。 (32) “生存斗争”合并了种族，而“种族竞争”导致了国家形式的演变。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为“遗忘”的过程：不再根据其独特性来考虑不同群体的独特生物学或祖先起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梁氏并不认为这些观念是武断的：亲属关系源于通婚现实的观念。由于通婚，原始种族的边界（种界）无法维持。 (33) 但是，历史的连续性意味着，例如，我们可以说今天的“汉人”与春秋时期的“汉人”并不完全属于同一“血统”，但我们仍可以称其为“汉人”。归根结底，种族不是一回事，而是一种关系。梁氏认为，“我们”在白色、棕色、红色和黑色种族中是黄种人，但在苗人、蒙古人、匈奴和其他群体中，“我们”也是“汉人”。 (34)

梁氏明确警告满人，他们必须与更优秀的汉人同化，否则最终将面临灭绝。 (35) 梁启超带有情绪的语言很快就被革命者接受。但是，梁氏仅是指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胜利标准：生存能力。他认为满人和汉人都面临着来自外部的威胁，这种威胁大于他们对彼此的威胁，并用种族的角度解释了这种威胁：白种人试图统治所有黄种人。梁氏认为，最终的胜利将取决于整个种族的改善和团结。换句话说，如果汉人和满人过去是相互斗争的两个独特种族，那么今天他们需要团结起来。的确，这是满人的唯一希望。汉人是一个人数庞大、聪明且富有生产力的种族，他们将在外国侵占甚至是中国瓦解中幸存下来，但人数很少、愚昧、虚弱、无知的满人则无法生存。即将到来的种族冲突将发生在最高的等级（白种人/黄种人），因此需要次一等级（满人/汉人）的种族融合（合种）。 (36)

在流亡日本期间，他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国家主义有了更多的了解，因此越来越多地被全球种族斗争的愿景和“历史的人种”的观念所吸引。 (37) 他认为白种人现在是最强的种族，条顿人是最强的亚种，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最强的亚亚种。 (38) 梁启超在《新民说》杂文中概述了种族成功的根源，以敦促中国人“复兴人民”。从逻辑上讲，如果中国人能够做到这一点，种族不是天命，而是历史主题：它们创造了历史。同时，实际上，梁启超对他所称种族的特征的描述几乎完全是社会和文化上的。例如，他认为条顿人建立了欧洲国家，因为他们的政治能力和政治思想优于其他诸如斯拉夫人和拉丁人的白人。换句话说，梁启超的真正兴趣在于政治制度的演变，而不是种族。他从进化中学到的教训是，人类创造了历史，而不是历史创造了人类，尽管人类创造历史是以群体为单位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