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个人的政治

宋教仁（1882—1913）在湖南长大，在那里接受了传统教育。1904年革命计划失败后，他逃往日本，并于1905年成为同盟会的创始人之一。他已从当地的学生活动家转变为与各省交往的忠实革命者。在许多方面，无论是在这种转变中还是他在个人生活中经历的压力，他都被视为他这一代人的代表。不过，他不寻常的日记使我们能够探索政治与个人之间的联系，这是我们无法从其他学生革命者那里获取的。 (49)

清末知识分子所承受的压力是无法估量的。政权在他们眼前崩溃了。自封为爱国者的人们不断感到沮丧，因为清政府不支持他们的排外抗议活动，例如1903年反对俄国拒绝离开中国东北地区或者1906年反对种族主义的美国移民法。然而，王朝被证明是经久不衰的，幸免于一次次冲击。在革命学生中，绝望、怨恨和愤怒交织在一起。他们当中有人自杀。例如，学生革命家陈天华于1905年跳入海中，其原因尚不完全清楚，但与他呼吁学生表现出更强的爱国主义精神有关。曾有人尝试自杀，例如年龄较大的激进分子吴稚晖在1902年从东京被驱逐出境时。曾发生过暗杀和尝试暗杀清官的事件，目的是发动叛乱。革命者准备炸弹的过程中，有时会炸到自己。人们还记得谭嗣同的殉难。同时，许多学生面临经济压力和前途未卜的现实。那些在国外学习的人需要学习一门外语，他们被当地的孩子们取笑，并要承受文化冲击。

我并非要把革命家或革命者归于病态，而是要提出与改良派一样的想法，即心理因素和智力工作不能分开。正如石静远（Jing　Tsu）提出的那样，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挫败感或普遍的“失败”成为身份形成的关键因素。 (50) 国家因此成为知识分子的渴望对象。即使他们的羞辱感使他们具有了自我批评和代理的新能力，但也可能使他们陷入对失败的需要。 (51) 失败带来了乌托邦式的希望，希望增强了抵抗能力，焦虑是它们相互作用的自然结果。正如李海燕指出的那样，更笼统地说，清朝最后十年的许多文学作品的极端感性反映了私人和公共领域新的互相渗透。 (52) 这种小说的读者及其作者形成了一种团体，在这种团体中，情感表达成为个人身份以及个人之间联系的基础。如上文所述，激进和保守的政治文学都充斥着痛苦的“哀叹”。

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年轻人采用近代民族身份时，他们真的感觉对中国的侮辱就是对自己的侮辱。正如费约翰最近指出的那样，对民族尊严的追求同时也是对个人尊严的追求。 (53) “承认政治”适用于个人和国家。我们可以进一步延伸：建立这种联系的动力是在个人心理水平上起作用的。当然，晚清的中国学生经常（并非总是）经历一种堕落感带来的压力。“奴隶的奴隶”这个说法不但会让人感到被针对，能煽动叛乱，还描述了一种令人沮丧的状况。学生经历了两种并列的环境：中国（落后、奴隶制、被压迫）与西方（先进、自由和压迫）对立，以及中国的现实与空想主义的对立。想象一个没有“边界”的未来很容易，那里的所有人都是平等和自由的，甚至废除了劳力，但很难确定正确的行动方针。

举个例子，宋教仁敏锐地察觉到流亡海外的距离。在日本待了将近一年之后，宋氏收到家人来信，告诉他他出事3个月后祖母去世的消息。宋氏记录说他的不孝行为让上天知道了。 (54) 1906年春天，另一封给宋氏的家书谈到了他母亲的爱和对他的期待，这使他想起了他对母亲的爱。 (55) 但他还是回复说，他的家人需要记住为什么他必须先流亡。到了夏天，他的妻子写信敦促他返回家乡，他因忧郁症入院（这是一种神经衰弱，下文会讲到）。 (56) 宋氏对妻子不抱任何感情，因此下定决心要早日康复。 (57) 但是，当他的哥哥写信要求他汇款或回家时，他注意到一家人已经卖掉土地并典当了他们的衣服，母亲很想念他，宋氏讲述了他有多么悲伤。 (58) 他沮丧地哭泣，希望自己能赶回家，希望自己有钱寄回去。但是他实际上什么也没做。直到1906年下半年，宋氏才答应返回家乡，尽管只是短暂逗留。他给母亲写了一封长信，强调必须完成学业，即留在日本。 (59) 这封信显示他的家人们正面临着各种问题，他们试图以此去影响宋教仁。他敦促母亲通过用耻辱感而不是责骂来纠正他的兄弟，他的小妹妹应该解开双脚并继续她的学业，并且嫁给一个受过教育的男人，而不一定要嫁给有钱的男人。

总体而言，尚不清楚宋教仁与他的家人甚至他的母亲的关系是否特别亲近。他没有遵守1907年初拜访他们的诺言，而是去了东北，去那里煽动革命。他是小儿子，但他的哥哥似乎很不负责任，可以说宋教仁没有很好地履行孝道。宋氏通过愧疚表达了强烈的孝顺。但最终，宋氏的忠诚是对国家的忠诚，而不是他的家人。他在住院期间，写了一首流亡诗。“在四堵墙内，昆虫急切地鸣叫/孤独地靠着灯，寒冷的夜雨/我自己，在忧郁中/我的祖国，梦里相见。” (60)

宋氏并不是同盟会最伟大的宣传家之一，但他是东京最清醒、最有经验的激进主义者之一，他是在高度派系化的中国革命者世界中建立联盟的人。他也是一个浪漫的人，他的笔名来自《水浒传》 (61) ，他把自己比作那些为人类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古人，他容易哭泣，并和古人一样，在自我完善道德和革命事业上努力工作直到倒下。 (62) 然而，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宋氏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游客，即使在逃亡途中，也随时准备欣赏美景。 (63) 若非作为康有为阵营中的一位旅行者，宋氏仍会喜欢看木偶戏、去书店、享受城镇生活的波澜起伏，而且一旦在日本是安全的，便会偶尔去郊游。宋氏没有在自己的日记中假装说他是个一心一意、没有任何自我怀疑的英雄。相反，他承认自己有思乡病，甚至有重度抑郁。 (64) 1906年8月19日至11月4日，他因“神经失调”而住院。他渴望革命同志情谊，历史上的骑士和《水浒传》为其提供了榜样。 (65) 宋氏还从事艰苦的自我教育计划，广泛学习历史和哲学、政治理论（社会主义）、心理学和军事事务，并研究了日语。（在医院里，他还读了《红楼梦》和侦探小说。）宋氏目睹了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爱国主义，并指出公共仪式甚至是木偶戏等流行娱乐活动如何促进了这种爱国主义。 (66) 他还提到了1905年俄国革命，感叹中国人缺乏俄国人民的共同精神。 (67) 他记录了对日本人的崇高敬意，甚至日本的狱卒似乎也很有道德。 (68)

与梁启超一样，宋教仁认为在学术或政治成就之外，道德修养也很重要。跟梁氏一样，宋氏认为朋友之间的相互批评是自我修养的关键。以《明儒学案》记载的薛敬轩为例，宋氏立志保留下自己的读书记录，以便随后用日记编成读书札记。 (69) 他认为，要遵循这条道路，一个人需要控制自我（克己）并同情他人。一个人的行为必须以人性、正义、礼节和智慧为基础。“当一个人完全按照上天的规律（天则）行事时，道路就出现了。”1906年初，宋氏正在读王阳明的《传习录》，他将其视为“入门”的指南。 (70) 宋氏对“立志”尤其感兴趣，基于王阳明的先天良知，这是证明革命行动合理的关键概念。宋氏告诉他的朋友们，如果他们知道自己的意愿，那么其他所有人都会效仿。 (71) 宋氏的日记中也有一种感觉，他以王阳明为榜样，而王阳明毕竟是一位行动者，也是一位哲学家。至少，王阳明的贤哲模式在创造导致19世纪60年代日本明治维新的革命力量方面具有很大影响力，帮助宋氏建立了自己的革命个性。

在日记中阐明自己想法的时候，宋教仁紧随着王阳明的思想。 (72) 在这里，我们不关心宋氏是否正确理解了王阳明，也不关心将一些随意的日记文字转变为一种哲学。 (73) 但我们可以看到宋氏认为哪些想法令人兴奋并且有用。宋氏认为他以成熟的王阳明为基础，以格物致知的圣贤之道为基础，这是建立在一个人自身充分天性的基础上的（与王氏早年研究外部世界事物规律的做法相反）。然而，宋氏想要统一的视野，既涵盖心智，也涵盖圣人的做法，以及一种涵盖所有事物的研究形式。他似乎感觉到王氏并没有提供确切的办法。无论如何，在他自己包含一切的版本中，宋氏发现了两个组成部分：知和物。知是指对精神内容的学习。物指的是物质事物的学习。调查在于调查对象，而到达则在于到达对象。这些谈到物的内容似乎暗示着宋氏正重新转向哲学家朱熹，但宋氏指责朱熹过分将知与理分开。在宋氏看来，朱熹和王阳明都没有像孔子那样懂得如何运用理，他也不满足于说思想仅仅是理。 (74) 最后，对我（甚至对宋氏自己）来说，尚不清楚宋氏的形而上学是什么、是如何从程朱和王阳明的传统理念中衍生出来的。很明显，宋氏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的道德进化迄今尚未达到最高点，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至少有一个是未能理解知和物的重要性。宋氏说，这种失败体现在自三朝以来的整个中国思想史上。由于真理和人道仍然不完整，我们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世界。

对宋氏而言，王阳明通过他自己的“知”为真正的理解提供了最好的切入点。尽管他没有说清楚，但我怀疑，宋氏发现王阳明的理念在解决革命者面临的特定道德问题方面很有用。也就是说，什么理由可以让他们的暴力行为变得合理，以及他们如何知道自己是对的。宋氏一定很熟悉梁启超对革命者不成熟且虚伪的批评。对宋氏来说，这个问题的认识论方面被包含在实践的道德中。 (75) 这是因为通过（儒家的）慎独和克己，人们可以学会信任自己意志的正义性。 (76) 在宋氏高度传统的术语中，通过内省和自我控制，人们可以学会区分什么是天理和人欲。 (77) 革命者需要确保他们不会将公共利益与他们的私人欲望混淆。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宋氏曾将国家定义为由个人组成的国家。因此，个人需要具备创造国家的资格，换句话说，就是成为公民。对宋氏而言，核心观念是需要完全掌握为人之道，其中包括爱国主义，还包括思想、道德、知识和能力。 (78)

提高自我修养并不能解决宋氏内心的冲突。有可能，他在自我修养方面的努力甚至加强了这些冲突，因为除了最自鸣得意的人外，自我修养的整个过程必定引起人们每天对自我的不满。 (79) 像梁启超一样，宋氏放弃了对外国女人的爱，追求自己的政治事业。 (80) 宋氏跟他的朋友们激烈地讨论了他的恋情，后者不赞成，最后还提醒他一念成佛、一念成魔。宋氏出院后继续从事革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