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之后”

本书的书名是“帝国之后”（After Empire），但我并不是说今天的中国与旧帝国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的意思是19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精英就开始思考帝国之后会是什么样。“帝国”指传统的王朝国家。 (6) 我打算将帝国与近代国家区分开来，因为帝国在某种意义上倾向于主张普遍统治法则，实际上却统治着忠于君主制的多个民族，并同时存在王权世袭制与文官的法定官僚体系。自然，那些由帝国转变而成的国家，即使拒绝帝国体系，也会遗留很多帝国的因素。 (7) 我并不是说晚清的知识分子放弃了儒家文化的教导使命（教化），很明显，中华民国在20世纪建立了一个多民族国家，尽管它是如何建成的有待进一步阐释。我强调的是，晚清的知识分子已无法接受中国未来的国家形式是君主制，抑或是用普遍统治法则治理的。相反，他们开始想象一个由公民组成的国家。因此，这是一本关于政治近代性的书。辛亥革命标志着一场巨大的政治断裂，是一代又一代人进行的社会、文化、经济和体制变革的成果。它引发的问题和矛盾仍然困扰着后来的中国人；政治近代化还未完成。

所有的历史书写都是在不约而同地试图了解事物的历史，也是历史学家之间不停对话的一种形式。本书面向有些许中国研究背景，但可能对20世纪初的世界状况了解不多的普通读者。希望从未听说过袁世凯或梁启超的读者能够理解这里讨论的人和思想。我始终按照中国的学术传统撰写本书。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我也将不时评论历史学家先前的发现。我研究的问题不是新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就注意到，传统的中国作为一个普世帝国或“天下”（“普天之下”）与对特定身份有要求的近代民族国家之间是严重脱节的。 (8) 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的解释或许过于简略，但它对之后的研究具有启发作用。要想解答它抛出的问题，可以聚焦主权概念。正如列文森又指出的，从文化主义转向民族主义意味着传统必须改变：无论近代中国人如何看待古典文本，都不能再将传统视作理所当然。 (9) 激进分子以迄今无法使用的理由攻击儒家道德；保守派以新论点为之辩护；所有人都有了存在替代品的新认识。当然，后文会展开详细的阐述，从来没有一个统一且不变的“传统”；中国传统长期以来保有很大的自我批评空间，这在20世纪初的思想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我认为，对知识分子而言，重新思考中国的过去与学习西方成就一样重要。

列文森的著作发表50年后，中国学者汪晖完成了同样具有重要价值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10) 我们可以将汪晖的乐观“兴起”一词和列文森的严峻“命运”一词相对比，尽管这并不完全是汪晖的意思。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可以将今天的近代性范式与过去的近代化理论相提并论。后者是关于所有国家最好都加入的单一计划；前者，尤其是对汪晖来说，更是我们可选的一系列可能性。如果说列文森是在冷战的背景下写作，那么汪晖的写作就是在共产主义运动低潮的背景之下，伴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和中国的财富增长。汪晖以10至11世纪的宋代知识分子革命开始他的近代中国思想故事。他的观点认为，宋代出现了许多近代特征，这并不奇怪。许多学者曾经指出宋代政治集权、官僚主义的近代性和土地贵族的相应衰落，以及经济的商业化、民族主义情绪、知识创新。汪晖认为宋朝重要，不仅是因为宋朝和后来的明朝的思想家们在一定程度上涉及近代性，还因为他们提出“天理”（自然的模式和逻辑）这一超验概念，进而产生了自我批评的新能力。他主张，这个概念是清末知识分子追求改革的重要工具之一。这固然是正确的，但这一论断可能会削弱晚清知识分子提出的对传统思维的坚决抛弃。同样，汪晖还注意发掘中国对全球资本主义批判的历史进程。这里的问题显然是，宋代批评商人和商业化并不是在批评全球资本主义，而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11) 晚清知识分子尽管对我称之为帝国资本主义的东西持批判态度，但也没有对经济近代化持有许多保留意见。

汪晖和列文森都认为，近代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是从帝国转变为国家。用列文森的话来说，这相当于是从普遍文化向特定传统转变。然而在汪晖看来，普遍主义并没有被遗忘，而是在“普遍原理”（公理）的概念中被重塑，这类似于天理的近代科学形式。我会在后文继续探讨公理和公（“公共”）的多种含义，同时，重点关注它们对独特的中国国家的贡献。

列文森和汪晖的研究中隐含但没有明确讨论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在从帝国到国家的转变过程中君主制与文化之间的确切关系。更确切地说，君主制的瓦解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鉴于君主制长期以来一直是儒家思想的中心，林毓生和张灏曾指出，君主制的崩溃导致了涵盖整个“原始秩序”的文化危机。 (12) 也就是说，由于皇帝是天地之间的一种普遍的调解力量，没有皇帝的存在，伦理政治价值与宇宙秩序背道而驰，从而导致了一种集体的精神混乱。但是，这个有趣的理论从未得到过系统的分析，我的研究表明其需要审慎使用。确实曾经发生过文化危机，但是它对每个人的影响并不一样，甚至是那些受其影响最大的人们都找到了适应新世界的方法。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对于许多人来说，文化危机是值得欢迎的，因为它是寻求包容性的过程。君主制的衰落确实与性别平等和世代反叛有关。公民话语的兴起确实与创建一个更加开放的公共空间有关。辛亥革命之后，除了那些忠实信徒，没有人怀念那不可挽救的腐败政治机构。尽管许多人对该机构的文化基础还保留一定程度的尊重和喜爱，但传统道德受到了沉重打击。 (13) 市民阶级正在制定新的、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讲得通的术语和概念，这些新术语和新概念是对儒学、佛教以及西方的科学和商业（尤其是功利主义）的有选择的融合。在辛亥革命之前，构建权威和权力的新方法就已经出现了。

我在此列出后文讨论的重点内容。第一章讨论康有为的政治改良主义。康有为既畅想乌托邦式的激进变革，又相信某种意义上来说皇帝是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他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成为1898年维新运动的思想灵感。当改革派于1898年夏天赢得皇帝的首肯，他们颁布了一系列帝国法令，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官僚治理体系。然而，仍然掌权的皇太后不久就突然强硬地宣布改革终止。第二章介绍康有为的门徒梁启超，梁启超于1898年宣布放弃儒教，并开始主张采取更加有力的方法将中国变成一个由其公民组成的民族国家。第三章拓宽视野，对清末法律和其他文本中有关国家主权和立宪主义的概念进行溯源研究，同时介绍梁启超不断发展的国家主义。但要记住，有权力的人反对任何可能会挑战儒家道德秩序的改革，第四章对他们进行了剖析。第五章和第六章转向革命运动，该运动基于共和主义和国家认同理念，这种认同感是种族和历史的双重作用下形成的。第七章和第八章介绍了辛亥革命的影响，重点阐述通过提出新理念和合法意识形态建立共和制国家的建设过程。然而，在开始进行政治讨论之前，本引言以对清政府的简要介绍结束，这也是我的研究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