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意识与革命
大约1900年之前，激进的儒家主义与革命主义之间的区别都是模糊的。1898年后，清朝将改革派和革命派同等视为叛徒。1895年，孙中山（1866—1925）曾试图在广州组织一场针对清政府的武装起义。这一微小的努力自然失败了。康有为的保皇会也在1900年进行了武装起义，这项努力是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反对慈禧而不是反对清政府。它也失败了。可以看出为什么清政府对改革派和革命派一视同仁，因为他们都对清政府发动了武装袭击。但同样，清政府未能改革歧视性法律，这对革命运动的诞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39)
在20世纪初期，革命主义与康、梁维新变法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极端的反满主义而不是其政治理论。用共和党政府取代帝国官僚主义的观念，比驱逐满人的呼吁更加无组织。从1900年左右开始，革命者的人数稳步增长，尤其是在被清朝改革失败激怒的年轻一代学生中。他们的逻辑很简单。他们认为，建立普遍民族认同的最有效方法是基于种族团结。 (40) 这是为了建立一个基于汉人身份的纯民族国家。这是对17世纪满人征服的记忆与19世纪种族知识相结合的结果。 (41) 年轻一代的汉人学者得出结论，满人是一个无用的种族。20世纪初，在中国兴起的新式学校经历了广泛的革命性煽动。从新加坡到温哥华的华侨社区也提供了革命支持者。东京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因为它既是流亡者的家园，又是教育的中心。 (42)
1903年，18岁的邹容（1885—1905）在上海出版的《革命军》可被视为典型的不断发展的流派。在随后的几年中可能印刷了100万册。 (43) 清政府试图对在上海首个发表邹容册子的日报处以煽动叛乱罪，但失败了，这反而促进了革命进程。其中的两个人，章炳麟（1868—1936）和邹容故意被捕，尽管上海公共租界的外国当局并不支持。这些外国当局拒绝配合清政府显然要处决章、邹二人的愿望，而是同意以较轻的冒犯君主罪起诉他们，他们分别被判处三年和两年徒刑。邹容在监狱中去世成为烈士，章炳麟于1906年被释放成为英雄。清政府成功地使自己显得充满报复心且无能。该案很大程度上使革命者的目标变得清晰。大约在同一时间，清政府对1903年拒俄运动的反应显得同样有报复心且无能。这是对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驻军的抗议。清政府的回应既不是对俄国强硬，也不是假装同情学生，而是镇压他们认为是在破坏外交的学生运动。
如果一个更具远见的政府或许能试图将拒俄运动转化为对自身有利的运动，那么《革命军》的确只是简单的暴动。邹容呼吁猛烈推翻劣等且野蛮的满人君主。邹容的猛烈抨击是基于他对纯种汉人的信仰，再加上对共和主义的信仰。 (44) 重要的是要注意，邹容的论点也被权利的言论深深影响了。邹氏的革命目的是消灭清政府、恢复汉人自治，并为公民提供一切自由、平等、独立和自治的权利。 (45) 邹氏认为，革命是所有公民的责任，因为满人压制了他们的自然权利（天赋权利）。
人人当知平等自由之大义。有生之初，无人不自由，即无人不平等，初无所谓君也。所谓臣也……后世之人，不知此意，一任无数之民贼、独夫、大冠、巨盗，举众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为一家一姓之私产，而自尊曰君，曰皇帝，使天下之人无一平等，无一自由……故我同胞今日之革命。当共逐君临我之异种，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 (46)
邹氏对黄宗羲关于人类文明中平等原始时刻的愿景以及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一样感激。他的文章比谭嗣同的更进一步。邹氏将共和主义和反满主义融为一体。他设想了一种基于权利和义务的良性循环。邹氏想通过“革命教育”创造的公民需要自尊、独立、大胆，并具备能实现自治的公民美德。同时，恰恰是通过主张自己的天然权利，人们将培养自己的独立人格。在这方面，梁启超几乎不会不同意，特别是个人自治与集体活力之间的联系。
邹容的册子之所以受欢迎，既不是因为其独创性，也不是因为其思想上的连贯性，而是其对所有满人的有力言辞和强烈谴责，例如满人“披毛戴角”“狼子野心”。 (47) 邹氏将满人与其他北方蛮族划分为游牧民族，与汉人截然不同。 (48) 邹氏的文章充满了中国在“奴隶制”下的创伤历史，他认为中国人不过是“奴隶的奴隶”，汉人是满人的奴隶，而满人是其他国家的奴隶。 (49) 他的序言追溯到“二百六十年之大耻辱”，即明朝灭亡。 (50) 但是究竟是什么使满人成为满人、汉人成为汉人呢？对于邹氏而言，就像当时许多汉人认为的一样，汉人实际上是从公元前4世纪传说里中华文明的建立者黄帝的后代传下来的。其他民族并不是黄帝后裔，这意味着他们是外来的人。 (51)
反满主义不仅仅是短暂的偏见，也不仅仅是革命性的言论。 (52) 尽管它在1911年辛亥革命最终爆发后迅速消失了，但它对革命运动和共和国的建立都是不可或缺的。在一定程度上革命是关于净化的，反满主义有望消除政治主体的污染。在科学的支持下，种族污染感在革命性出版物中普遍存在。同盟会成立于1905年，是一个庇护组织，汇集了一些小规模的革命团体。如朱浤源指出的，其机关报《民报》反复提出两点：满人和汉人有不同的来历，满人未被同化。 (53) 它并不认为1911年最贴切的说法是“种族革命”， (54) 因为它远不止于此。反满主义是一种抵抗。 (55) 这就是为什么在1912年之后曾被认为对种族建设有用的东西被证明对国家建设没有用。
尽管如此，革命者和改良派之间的辩论在澄清有关国家的问题上做了大量工作。 (56) 革命者和改良派分享了很多东西。正如瑞贝卡·卡尔（Rebecca Karl）所言，从1907年左右开始，晚清知识分子构想民族主义时至少部分是出于多民族反帝国主义的观念，而不是狭义的民族。 (57) 但是许多人仍将满人排除在“民族”之外。在我看来，这本质上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举动，仍然基于当时的科学种族主义，是要将人民与统治精英相提并论。这是一种基于前政治范畴的政治理论。
用“汉民族”来思考的一个结果是将国家重新变成“人民（汉人）的财产”这一概念。 (58) 对许多革命者而言，尽管不是全部，但只有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才能跟民主与平等相适应。至少，汉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树立了人们之间横向联系的愿景，并教给人们文明（和同化）人民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主义”是帝国主义强调大一统和教化的自然传承，尽管这种普遍的价值观与其民族特色主义息息相关。最后，反满主义在粉碎帝国统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基于反满主义的思想家们的理念也许是不连贯的，他们的理念还基于伪科学的人种学、对历史的曲解以及奇怪的民族国家目的论。但是这些不是晚清的显著问题。
至少对于像梁启超这样的批评家来说，反满主义是“小民族主义”，违背“大民族主义”，他将其定义为“合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梁启超对国民团结的重视使他将新中国视为一个“帝国”。 (59) 归根结底，梁氏所说的群体并不是种族——是民族创造了历史。 (60) 梁氏还认为，满人正在被同化。 (61) 这不是种族歧视或文化适应的问题，而是说这两个群体都在成为国民。但最后他也坚持认为，汉人将成为未来中国的核心，并预言在适当的情况下“汉人必将成为中国的统治者”。
如果说梁启超看到的是满人同化，杨度（1874—1931）把对满人的彻底蔑视与对清朝宪政改革的信仰结合在一起，他看到了共和主义者观点的力量，但最终拒绝了它们。 (62) 他是受过传统教育的湖南人，通过了科举的初级考试，还曾在梁启超和其他长沙改革派的领导下在时务学堂学习。杨氏于1902年前往日本学习法律，并于1907年回到中国，担任立宪运动的领导人。他写了几篇有关铁路和财政政策的技术文章以及政治文章。他坚信，在中国的5个主要种族中，只有汉人才有资格成为宪法秩序的公民。 (63) 他还认为，中国人虽然相对先进，但是没有能力或不愿承担责任。中国的基本问题不是专制政府，而是国家未能更加积极主动。
杨氏对中国人缺乏民族主义是满意的，而他在国家主义的传统中看到了希望。杨氏的观点显然与梁启超的观点不同，梁启超对缺乏民族主义情绪感到绝望，但他们都开出了相同的药方：鉴于中国人民的文明水平，并且中国需要积极的政府，中国必须实行宪政。从理论上讲，对于杨氏来说，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国制是同等先进的政治形式。 (64) 但实际上，鉴于中国当前的政治条件，君主立宪制更为合适——要形容中国如何从这里到那里，比“那里”是一个共和国要容易得多。用当时的语言来说，杨氏认为，改变政体比根本的国体更实际。 (65) 如果中国人要保留现有的领土和人民，那么就必须保留现有的统治权，尽管出于所有实用目的的政治权力可以转移给当选的议会。杨氏认为共和主义的另一个致命弱点是，这将要求汉人与其他种族立即平等。考虑到当时外国干涉的情况，这甚至会导致中国的分裂。只有在君主立宪制之下，这些团体才能被同化并保持团结。杨氏的议会制最高统治愿景使君主成为多民族国家的堡垒。
应该指出的是，人种学方法——对部落和种族的随意提及——绝不仅限于学者和作家。随着大约1904年新式学校体制的建立，历史课本和地理课本有时会包含对中国和世界人口的概述。中国最大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地理课本描述了主导亚洲的蒙古人或黄种人。 (66) 它说，历史上的中国是由汉人建立的，汉人是一个早期文明的民族，其特征是对道德和政治原则的热爱。屠寄（1856—1921）是一位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与张之洞相识。他编撰的地理课本更具包容性，他基于语言差异列出了中国的7个种族：汉人；北部的蒙古人和通古斯人（这里指满人）；西北的回人；西部的藏人；西南部的某两个种族。 (67) 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一旦人们准备接受民族国家的逻辑，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就倾向于给革命者的论点带来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