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故宫收归国有
尽管李大钊很乐观，但权力斗争仍在继续。北京吸引着饥饿的军阀。同时，随着溥仪皇帝的成长，残败的清廷继续在紫禁城的深处发挥作用。《清室优待条件》是清政府在1912年退位的协议，规定皇室和所有满人都将不受损害。皇帝被允许保留其头衔，甚至共和国要“按惯常给予外国君主的礼节”对待皇帝，仿佛清朝保留了主权地位。 (92) 共和国将给予皇帝津贴，保护皇宫和陵墓，建成光绪皇帝的陵墓，并保护皇帝的私有财产。皇室将迁至颐和园，不得增加新的太监为其服务，其卫队（除皇帝的私人保镖外）应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实际上，双方都没有遵守条款：政府只支付了皇室应得的少量津贴，而皇室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迁入颐和园。皇室官员从未使用过共和日历，并且肯定参与了针对共和国的复辟阴谋。除朝廷外，某些阶层的精英人士（绝不仅是满人）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忠于清朝。 (93) 北京的许多政治精英——军阀内阁、银行家和军官——都与他们的皇室朋友保持着亲密关系。一部分学术和文化精英也是如此。
1917年，北方最大的军阀段祺瑞（1865—1936）与他的大多数同僚发生争执，政权分裂。7月1日，驻徐州的将军张勋（1854—1923）向北进军，上演了清朝的复辟。 (94) 众所周知，张氏从未剪辫子，也从未允许他的士兵剪辫子。袁世凯去世后，由于政局不稳，张氏将倒霉的黎元洪驱逐出了北京，不久，这座城市就被黄龙的彩旗装饰着。据说，人们都到当铺去寻找突然合乎情景的清袍和假辫子。康有为受到皇室的欢迎，尽管张勋无视他修改传统习俗的所有建议。但是强大的北方军很快进行了反击。到7月12日，张军已被遣走，共和国很快又恢复了，尽管掌握在军阀手中。有趣的是，在逃到外国使馆后，复辟派的领导人，包括张勋和康有为，都没有被控叛国罪，而是被允许回家。考虑到1917年复辟的讽刺意味，张勋的宣言（可能是康有为起草的）仍然具有一些说服力：
自从武昌起义和共和国建立以来，和平与秩序就随风而逝，善良可靠的人就消失了。无政府主义者占主导地位，无良之人垄断权力。 (95) 强盗首领被称为英雄，死者被视为烈士。……名义上我们是一个共和国，但对公民一无所知。人们被称为公民，但他们对自己的国家一无所知……与此相比，君主制的持续统治可以使人们享有数十年或数百年的和平。两者之间的差异立现，如天壤之别。 (96)
康有为反对袁氏帝制，主要是出于他对清朝的感情承诺。 (97) 但是他至少在最初对1917年的复辟表示过欢迎。在为复辟清朝而起草的一项法令中（尽管张勋不允许颁布），康氏回到了清末维新运动的主题：君主与人民团结，废除种族和民族划分，寻求新知识和新人才，使人民富足，提高风俗习惯和教育水平等。 (98) 与张勋不同，康有为不想将新国家称为“大清”，而是“中华帝国”。在共和国成立的头几年，康氏提出了君主立宪制的理论，即无能为力或毫无行动的（无为）有名无实的领导者，但他仍会激发敬畏之心和促进国家稳定。 (99) 这样的帝国将是一个联邦，而不是私人拥有的土地。 (100) 康有为如何自欺欺人地以为张勋和溥仪可能会成为这样的联邦，这仍然是一个历史谜团。
杨度最初对1917年的溥仪复辟表示同情。但他很快就发现张勋的目标不是他认为的君主立宪制。随后，在三项旨在使中国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失败努力后，杨度宣布退出政治。 (101) 他的结论是，“时代”毕竟更适合共和主义。后来他加入了国民党，最后加入了共产党。总的来说，进步的知识分子对这次复辟感到恐惧。正如魏定熙（Timothy Weston）所描述的那样，北京大学的教授们对他们的城市突然出现龙旗和假辫子感到震惊。 (102) 蔡元培短暂辞去了大学校长职务。但张勋的迅速失败也令人放心。散文家、翻译和文学教授周作人（1885—1967）后来叙述了清龙旗取代五色共和党旗帜时他的厌恶，以及五色旗回到街上时他的喜悦。 (103) 他的结论是：复辟证明了中国需要进行“知识分子革命”——国家改革的任务尚未完成。 (104) 因此，君主制与新文化理想之间的辩证对抗继续存在。
1924年，清廷最终以惨败告终，但这并不是共和党的胜利。当时，两个名义上联盟的军阀因控制北京而受到打击。11月初，冯玉祥（1882—1948）与其上司吴佩孚（1874—1939）背道而驰。冯氏长久以来表现出一些进步的倾向。 (105) 他迅速下令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冯氏表示自己首先是从不断的内战中拯救北京和整个国家，其次才是为了拯救共和国。 (106)
这是中国帝国历史最后的不光彩的一章，是辛亥革命未竟事业的必然尾声。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清朝仪式的停止以及传统历法的终止，都标志着帝制从中国土地上最终消失了。1924年修订的《清室优待条件》取消了清朝的法律基础。溥仪放弃使用皇室头衔，将被视为普通公民。皇室将离开紫禁城，找到自己的住所。经修订的条款还承诺，政府将维持对皇室和贫困满人的部分津贴；共和国将继续保护清朝的祖庙和皇陵；皇室成员可以保留其私有财产，公共财产则归还给共和国。（最后一条特别含糊。）这些有争议的“修订”很快被清朝的忠诚拥护者谴责。他们激起了一场辩论，这场辩论的确是关于共和国性质的，但是修订并未被撤销。
整个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上可以看作微不足道，近代史的真实洪流是由地区军队塑造的，或者发生在北京的街道、教室和茶馆，广州的国民党总部，东京的内阁办公室，或紫禁城以外的任何地方。然而，驱逐确实受到相当大的压力，其象征意义受到当时受过教育的城市人民的赞赏。 (107) 一些人为清廷遭受的“不公对待”感到遗憾。但是，那些代表冯玉祥发言的人指责溥仪计划复辟，不管是眼前的还是最终的。 (108) 他们说，溥仪留在紫禁城就会鼓励复辟主义的阴谋和骚乱。他退位后的十三年，仍然表现得像个皇帝。他仍私藏着本应属于国家的艺术珍品。
关于驱逐的内容都记载在当时的报纸上以及随后出现的回忆录中，包括溥仪本人的回忆录。它们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都描述了一个紧张的情况。11月5日上午，溥仪收到离开的最后通牒，否则将对其开火。下午他离开前往其父亲的宅邸。冯玉祥的人控制了紫禁城中的财物。根据溥仪的回忆录，他说他期待成为普通公民。 (109) 冯玉祥也是这样想的：
在中华民国的领土内，甚至在中华民国的首都所在地，竟然还存在着一个废清皇帝的小朝，这不仅是中华民国的耻辱，（稍明事理的人，此时无不以留着辫子为可耻；如今留着溥仪，即不啻为中华民国留了一条辫子，可耻孰甚？）且是中外野心家时刻企图利用的祸根。民六（1917年）讨伐复辟的时候，我即极力主张扫除这个奇怪的现象，铲除这一个祸根，可是当时竟未如愿。这次入京，便决心以全力贯彻之。在商得摄政内阁的同意后，便令鹿瑞伯去执行。他带了几个卫士进宫，问溥仪道：
“你到底愿意做平民，愿意做皇帝？若愿做平民，我们有对待平民的办法，若是要做皇帝，我们也有对待皇帝的手段！”
溥仪赶忙答道：“我自然应该做平民，无奈许多人跟着吃我，他们迫着我在这里，要不然，我早就走了。”
瑞伯说：“既是如此，就请你立刻迁出宫去，从此做一个良善平民。” (110)
(111) 中国政治团体以及外国使馆都认为冯玉祥的举动造成了不稳定。荷兰、英国和日本（都是君主制）的大使拜访了新任外交部长，警告他要谨慎行事。 (112) 冯氏以复辟主义威胁迫在眉睫为理由为他的行为辩护。 (113) 他坚持认为，溥仪帝王地位的延续使共和国蒙羞。他指出，他只是在执行原始条款的第三条，即清帝退位后要离开紫禁城。 (114) 最重要的是，帝国主义体系在北京留存“与（共和）政治体系的普遍看法有很大冲突”。 (115) 冯玉祥的政府说自己的行为植根于忠诚（忠爱）。 (116) 它向所有人保证溥仪仍然会受到良好对待。 (117) 或如李石曾对准备返回政府的充满忧虑的段祺瑞所说：“路易十六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杀害，无数国王在英国被杀。关于溥仪的优惠待遇不是外交关系问题。” (118)
皇室保存的无价之宝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 (119) （多年来，皇室一直通过艺术品的灰色市场销售来维持自己的地位。）李石曾被任命为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氏说，法律学者和考古学家应该确定哪些物品属于清室，哪些属于国家。 (120) 11月7日，李石曾会见了新政府和皇室官员的代表，一起讨论程序。 (121) 他们商定了5个任务：清点皇家印章；解雇下层的皇宫工人；允许皇宫居民仅移走其个人财产；允许溥仪和他的配偶带走日常用品；关闭目前正在进行装修的大厅和宫殿。李氏调用了北京大学、历史博物馆和首都图书馆的专家。报告还指出，警察扣押了太监试图偷偷带走的几件艺术品和古董。 (122)
冯玉祥的政府仅持续了几周，但清朝的博物馆化是不可逆转的。12月，一家报纸社论要求将整个紫禁城改建为艺术博物馆。 (123) 社论强调了千年以来艺术的作用。帝王们收集了中国丰富的艺术传统的精品，这成为国家博物馆的基础，正如德国和法国的皇家博物馆。 (124) 所有国家都需要艺术来提供精神支援。艺术甚至具有开悟的力量。毕竟，佛教的实际力量不是来自传教佛法或背诵经文，而是源于其艺术的动人能力。文艺复兴时期的基督教艺术引领了从军事争夺的破坏到数百年的文化和物质进步的道路。社论认为，中国的艺术不仅限于宗教表达，还代表着中国的文化精神，它可以通过在其中传播文化来启发民众。最终，留下的皇家收藏的卷轴、玉雕、瓷器和数千种其他物品被纳入1925年开放的故宫博物院。 (125)
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实际上并非所有的清朝成员都是在11月5日离开的。最后剩下同治皇帝的两个遗孀，她们拒绝离开。她们说，她们仍在哀悼一位光绪皇帝的遗孀，她死于10月21日，葬礼仍在进行中。曾有关于她们死亡的谣言，在一份报告中，皇帝次日说：“我不知道在她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她们俩都威胁说如果动用武力，她们就会自杀。” (126) 实际上，冯玉祥政府将她们留在了原地，因为他对溥仪及其皇后、妃子的驱逐暂时感到满意。报纸报道说，清宫的最后两名代表愿意在11月中旬离开紫禁城，但坚持不能对她们进行搜查。 (127) 李石曾说，委员会正在考虑此事。最终，在11月21日下午3时（算是头条新闻），这两位妇人未经搜查就离开了宫殿，进入一辆汽车，汽车的窗户用黄色丝绸覆盖。 (128) 她们在警察的护送下离开，为方便其出行，交通都中断了。但是有一份报告指出，较早搜查她们的行李时，警方扣押了部分物品，例如乾隆时期的大钟。 (129)
同时，溥仪抱怨说，由于他的活动受到限制，实际上他没有获得跟普通公民一样的待遇。 (130) 溥仪坚持说：“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现在是中华民国的一员。” (131) “由于我是中华民国成员，所以我应享有（与任何公民一样）相同的权利。”关于修订条款的谈判仍在继续。 (132) 据报道，段祺瑞于11月24日进入北京时，“清室重新获得了自由”。 (133) 段祺瑞从溥仪父亲的宅邸附近撤走了部队，溥仪不久便前往日本在天津的租界。在段祺瑞解散了护卫溥仪的部队后，溥仪接受了采访：
长期以来，我不想继续住在皇宫里，而且长期以来，我主张完全废除《清室优待条件》。这是因为前皇帝退位却继续在这个光荣的宫殿中安静地生活，实际上成了共和体制的障碍。政府也已经有段时间不愿意执行这些条款了。尽管我们还有条款，但实际上它的好处已经消失了，因此完全取消条款似乎更好。此外，我得到了共和国人民的支持，加重了他们的负担，无所事事地领取薪水，对此我深表歉意。但是因为我被困在这种环境中，所以我无法表达自己的真实愿望。现在，将我们强行驱逐出宫殿可能有道德上的问题，但就我个人的立场而言，这确实给了我很大的机会……我已经决定彻底消除任何帝国的污点。 (134)
关键不是溥仪不确定的诚意，而是溥仪助长了关于清室地位的公开辩论。知识分子对这个特殊的潮流并不陌生。有些人仍然呼吁处决叛徒溥仪。 (135) 对于章炳麟来说，溥仪早该被驱逐了。 (136) 在致新政府领导人的电报中，他祝贺他们将清宫的“首领”从宫殿中赶走并将其降级成了普通人。章氏认为，由于袁世凯的背叛，原来的《清室优待条件》过于慷慨。无论如何，条例在1917年的复辟中自动失效，复辟是一种叛国行为，使国家陷入动荡，应受到严厉的惩罚。允许溥仪活着离开宫殿已经是有利的待遇。章氏还强调，属于清室的庄园最初是被武力占用的，应归还给中国农民。 (137) 民国成立13年来，人民还没有从任何“德政”中受益：现在是改善生活的机会。直到12月章氏仍在宣扬这种观点。 (138) 他还警告说，反对驱逐不仅来自清朝的旧追随者，而且来自希望为自己夺取清朝财产的共和党官员。
胡适（1891—1962）的立场也许更令人惊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首席发言人崭露头角。他给王正廷外长的通信简述如下：“虽然我不支持清室保留皇室头衔，但《清室优待条件》代表着一种国际信任或条约的关系。条约可能会被修改或废除，但要利用软弱或虚弱的优势并用武力加以实现，确实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耻辱。” (139) 因而实际上，胡适的反对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但这仍然是反对。胡适与皇帝的私人关系可能在这种思想中起了作用。 (140) 他似乎认为，如果这位皇帝离开皇宫并出国留学，溥仪可能会成为新中国的象征。
并非所有观察者都同意这些条款具有条约义务的效力。在一篇经过深思熟虑的文章中，宁协万（1881—1946）作为一位辛亥革命家和受过日本训练的老律师，得出的结论是没有。 (141) 根据定义，条约仅存在于国家之间，即拥有领土、人民和主权的政治实体之间。宁氏认为，清朝不可能被视为一个国家。溥仪只有一个“空头衔”，“清”没有领土，没有人民，没有主权，因此根据国际法没有地位。宁氏称，对欧洲近代史的引用很多，也许并不总是准确的，因此《清室优待条件》仅是国内法的问题，清室的地位仅取决于世袭头衔。跟章炳麟一样，宁氏还进一步指出，清朝在1917年的复辟中无论如何已经废除了这些条款。
可以预见，康有为的反应比胡适的反应还要强烈。 (142) 他也强调，《清室优待条件》作为一项国际条约具有约束力。 (143) 康氏将中国清室的地位与意大利梵蒂冈的地位进行了比较，或者就此而言，法国和荷兰对越南和爪哇当地国王的认可。 (144) 康氏还辩称，共和国应感激清朝，因为是清朝的军事力量平定了中国东北、西部和蒙古，将其遗赠给了共和国。这强调了胜者的记忆，反对章炳麟对受害者受压迫的记忆的说法。康氏说，剥夺溥仪的宫殿、他的财富和他的皇室头衔是忘恩负义，违反了回报（报）恩惠的道德要求。实际上，对康氏来说，冯玉祥的举动甚至比忘恩负义更糟：他是一个小偷，专为自己窃取清室财物。这促使康有为指控冯玉祥是共产主义，而且在很多方面也指责孙中山。康氏最后警告说，蒙古人和（遥远西部的）穆斯林对《清室优待条件》有兴趣，而共和国面临丧失大量领土的风险。
唯一公开认可冯玉祥举动的政党是国民党。国民党领导人于11月11日给冯氏发了贺电。 (145) 他们相信冯氏的举动将“永久切断任何复辟主义运动”，并制止“暴政”。在清室代表与孙中山取得联系并希望他支持维持现状后，孙中山本人终于在1925年1月发表声明。 (146) 这样做的理由是，担任临时总统的孙中山在1912年批准了最初的《清室优待条例》。孙中山只是回答说，清朝多年来已经通过反复违反这些条款而使这些条款无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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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最后一个皇帝被武力废黜。可以这样计算：1912年的溥仪；1916年的袁世凯；溥仪分别于1917年和1924年再次被废黜。但是在每种情况下，军事力量都不是决定因素。相反，大众的想象力，或者至少是主流精英的想象力，不再将国家视为以皇帝为基础的。1911年的辛亥革命几乎没有颠覆中国的社会。很快很明显地，“1911”的胜利充其量只是部分的，但这也是不可逆转的。 (147) 无论新的国家如何发展，它都必须以革命为基础。
1915年，章炳麟在袁世凯的命令下被软禁。根据章氏的自传，他在得知袁世凯要成为皇帝时很高兴，因为“我知道袁的日子要到头了”。 (148) 李石曾当时住在法国，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个方案，即招揽中国学生和工人以拓宽他们的教育并帮助战争（他也忙于他的豆腐公司和中国餐馆）。当他得知袁氏帝制运动的消息时，李石曾给他的朋友蔡元培写信说，袁氏自取灭亡。 (149) 对李石曾来说，帝制运动是可怕的。是的，它突出了中国人民的落后和革命的不足，但这是呼吁加倍努力进行教育的呼声。两年后，在1917年推翻复辟之后，陈独秀说，皇帝只是另一个偶像，其力量源于人民对他的迷信。“一旦亡了国，像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像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 (150) 李石曾和陈独秀的判断似乎是正确的。1924年，尽管政治和知识精英一片嘘声，一旦溥仪走出紫禁城，紫禁城就确定了走上博物馆化的道路。
(1) 242
(2) 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嘲笑袁世凯作为总统和准皇帝的仪式主义，得出的结论是，在1916年“对共和国的拙劣模仿（仅仅几个月）变成只是对帝国的拙劣模仿”，见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Vol.2， p.4。但这似乎有点太简单了。
(3) Tse⁃tsung Chow（周策纵），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Schwarcz（舒衡哲），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Lin Yu⁃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Lin Yu⁃sheng et al.， Wusi；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and Král， 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e Capital； Weston， The Power of Position； Jenco（李蕾）， “‘Rule by Man’ and ‘Rule by Law’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4) 243
(5) Jerome Chen， Yuan Shih⁃k'ai， pp.166-176； Young， 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 pp.215-216.
(6) 张学继：《论有贺长雄与民初宪政的演变》，《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54—75页。有贺长雄代表了君主立宪制；而对于君主主义者来说，古德诺是他们手中的法宝，尽管古氏可能不知道他的文章会被如何利用。杨度：《发起筹安会宣言书》，《杨度集》，第585—586页；Pugach（蒲嘉锡）， “Embarrassed Monarchist”； Young， 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 p.172。古德诺，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后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是美国政治学学科的奠基人。他告诉芮恩施大使：“这是一个迄今为止的非政治社会，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由自我节制的社会与道德纽带维系在一起，没有固定的法庭或正规的制裁。现在它突然决定接收选举、立法机构和我们更抽象和人为的西方制度的其他元素。我倾向于认为，如果制度变革更加渐进，如果代表制度是基于现有社会团体和利益而非基于普选的抽象概念之上，那将会好得多。从实际经验来看，这些政治抽象概念对中国人来说毫无意义。”Reinsch，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p.31.然而，这些外国人只是个小插曲。
(7) 就严复而言，有人暗指他或多或少被迫向筹安会提供了自己的名字，但他从未积极宣传过。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pp.223-229；周振甫：《严复思想转变之剖析》，《学林》第13期（1941年1月），第113—133页。严复的学生侯毅报告说，严氏私下并不赞成筹安会。尽管严氏从根本上认为中国最适合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但由于中国已经成为共和国，任何君主制的强加都相当于革命。此外，“维持君主制最重要的是统治者的魅力。但是今天统治者的魅力已经丧失殆尽了。贸然恢复旧制度，只会造成更大的混乱”。侯毅：《洪宪旧闻》第1册，第3a页。
(8) 244
(9) 杨度：《君宪救国论》，《杨度集》，第573页。
(10) 杨度：《君宪救国论》，《杨度集》，第568页。
(11) 杨度指的是《孟子》第一章第一节中的一句话。孟子建议国王如何平定世界：一个将通过仁政而不是杀戮来继承统治的人。
(12) 245
(13)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第264页。
(14) 杨度：《谈筹安会》，《杨度集》，第613—614页。
(15) 刘师培：《君政复古论》，《刘申叔先生遗书》第55册。
(16) 刘师培：《君政复古论》上，《刘申叔先生遗书》第55册，第1a页。
(17) 刘师培：《君政复古论》上，《刘申叔先生遗书》第55册，第1a页。
(18) 刘师培：《君政复古论》中，《刘申叔先生遗书》第55册，第1a、2a页。
(19) 刘师培：《君政复古论》上，《刘申叔先生遗书》第55册，第3b页。
(20) 刘师培：《君政复古论》中，《刘申叔先生遗书》第55册，第1b页。
(21) Zarrow， “Liang Qichao and the Notion of Civil Society in Republican China”.
(22) 246
(23) 参见胡平生：《梁蔡师生与护国之役》；《护国文集》编辑组编：《护国文集》；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64—90页。
(24) 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3册，第85—98页。“好奇怪！所谓的国家政治问题”，语气中透着一丝遗憾，就好像梁氏仍希望袁世凯能够回到终身总统的正确道路上。正如孟祥才指出的，这篇文章可以被解读为一种抗议。孟祥才：《梁启超传》，第268—273页。
(25) 247
(26) 《政府公报》第1304号（1915年12月25日），第987页。
(27) 《政府公报》第1293号（1915年12月13日），第456页。
(28) 《政府公报》第1299号（1915年12月29日），第713—714页。
(29) 《政府公报》第1304号（1915年12月25日），第990页。奏折和诏书华丽复杂的散文难以翻译，但这种文学质量当然是刻意的效果。
(30) “继天立极”一词出自朱熹的《大学章句序》，指的是古代圣王“继承天子登上最高的皇位”。《谷梁传》用“继天”来形容统治者，《尚书》则用“立极”来形容统治者。Gardner（贾德讷）， Chu Hsi and the “Ta⁃hsueh”， pp.78-79.
(31) “正位”一词最早见于《孟子》第三章第二节，以“居于正位”之类的词来形容“伟人”——“坐在正确位置上的人”。Dobson（杜百胜）， Mencius， p.125.“定名”一词描述了权威的主张。
(32) “天威”一词经常出现在经典和非经典古籍中，指的是天的威力。参见如Book of Documents（《尚书》）， trans. Legge（理雅各）， The Chinese Classics， Vol.3， p.475； Guanzi（《管子》）， trans. Rickett（李克）， Guanzi， Vol.1， p.341.
(33) “定分”是另一个与统治、规范和秩序相关的经典术语。“正名”是儒家政治和社会伦理的一个基本前提：经典是《论语》第一章第三节。孔子将“正名”与真正的知识和行政效能联系在一起。“天心之眷”不是一个经典术语，但听起来很像。“天心”的宇宙观非常古老。
(34) 248
(35) 《政府公报》第1293号（1915年12月25日），第988页。
(36) 《孟子》第四章第一节。孟子在这里的观点是，仁是治理的必要不充分条件，统治包含积极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典故是恰当的。
(37) 《政府报告》第1294号（1915年12月14日），第496页。这段引文的经典出处，实际上是《尚书》的一句谚语，尽管这句话是通过孔子和孟子传播到大众意识中的。（此句谚语应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出自《尚书·泰誓中》，意思为天的视听是通过老百姓的视听来体现的。——译者注）
(38) 249
(39) 刘小枫：《儒教与民族国家》，第100—115页。
(40) Wing⁃tsit Chan（陈荣捷）， trans. and annot.， “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pp.96-98； Angle， Sagehood， p.55.
250
(41) 孔教会成立于1912年10月。韩华：《民初孔教会与国教运动研究》；干春松：《康有为和孔教会》，《求是学刊》2002年第4期；也见Hsi⁃yuan Chen， “Confucianism Encounters Religion”； Goossaert（高万桑）， “Republican Church Engineering”， pp.219-221。
(42) 参见《斥北京教育会破坏孔教之罪》，《时报》1913年4月12日，第6页；《孔教新闻：申论徐氏绍桢祀天配孔议》，《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4号，第6—7页；《论蔡元培提议学校不祭孔子》，《时报》1912年7月20日，第1页；张尔田：《与人论昌明孔教以强固道德书》，《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5号，第21—24页。
(43) 《孔教会请愿书》，《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6号，第13—14页；陈焕章：《祀天以孔子配议》，《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4号，第1—8页；《斥北京教育会破坏孔教之罪》，《时报》1913年4月12日，第6页；《发起孔孟正学会之宣言书》，《时报》1912年12月31日，第5页；张尔田：《祀天非天子之私祭考》，《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5号，第11—19页；《孔教新闻：祀孔配天之舆论》，《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4号，第1—6号。
(44) 251
(45) 康有为：《在宁垣学界演说》，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第2册，第963页。
(46) 康有为：《为孔教为国教配天议》，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第2册，第843页。
(47) 《致祭先师纪盛》，《时报》1913年3月18日，第7页。
(48) 《命令》，《时报》1913年6月27日，第2页；《大总统复学校祭孔命令》，《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6号，第11—12页。
(49) 袁氏许可国家支持的在春季和秋季的丁日（以农历六十天为周期）祭祀孔子，由大总统在北京主持，地方官员则在当地的仪式上主持。《命令》，《时报》1914年2月10日，第2页；《政府公报》第631号（1914年2月8日），第205页。
(50) 252
(51) 《教育部宣示尊孔宗旨》，《时报》1914年7月2日，第3页。
(52) 《中华民国宪法案》第3部分第19条，张耀曾、岑德彰编：《中华民国宪法史料》。袁世凯解散议会后，宪法草案成为一纸空文，尽管它影响了后来的宪法。后来的1919年宪法草案使用了相同的措辞。
(53) 陈焕章的演讲当时发表在一系列文章中，《论孔教是一宗教》，《时报》1913年10月5日至27日。
(54) 参见陈熙远：《宗教——一个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关键词》，《新史学》第13卷第4期（2002年），第37—66页。
(55) 253
(56) 《论蔡元培提议学校不祭孔子》，《时报》1912年7月20日，第1页。
(57) 狄郁：《孔教评议上篇》，《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4号，第29—36页。
(58) 狄郁：《孔教评议下篇》，《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5号，第25页。
(59) 陈焕章：《祀天以孔子配议》，《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4号。
(60) 张尔田：《祀天非天子之私祭考》，《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5号。
(61) 254
(62) 关于典型案例，参见《斥北京教育会破坏孔教之罪》，《时报》1913年4月12日，第6页；《孔教新闻：申论徐氏绍桢祀天配孔议》，《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4号；《论蔡元培提议学校不祭孔子》，《时报》1912年7月20日；张尔田：《与人论昌明孔教以强固道德书》，《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5号。
(63) 《本会纪事：总会》，《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8号，第2页。
(64) 《孔教会代表陈焕章严复夏曾佑梁启超王式通等情定孔教为国教呈文》，《时报》1913年8月18日至20日，第6页。
(65) 《商人尊孔之一斑》，《时报》1913年11月4日，第8页。
(66) 255
(67) 《孔教问题之三派观》，《时报》1916年12月26日，第2部分，第3页。
(68) Grieder，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a， p.204.我无法在这里涉及新文化思想的全部内容，但将简要勾勒运动领导人对前几章核心问题的评论：帝国、革命和儒教改革。
(69) 256
(70) 参见陈来：《化解“传统”与“近代”的紧张》，林毓生主编：《五四》，第169—170页；Thomas C. Kuo， “Ch'en Tu⁃hsiu an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1915-1919”， pp.42-43。
(71)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9月），第21—26页；译文见Teng（邓嗣禹） and Fairbank（费正清），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pp.240-245。
257
(72)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独秀文存》，第107—111页；也参见《复辟与尊孔》，《独秀文存》，第166—167页。
(73) 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独秀文存》，第100页；也参见《旧思想与国体问题》，《独秀文存》，第149—150页；《复辟与尊孔》，《独秀文存》，第162页。
(74) 陈独秀：《复辟与尊孔》，《独秀文存》，第164—165页。
(75) 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独秀文存》，第148、149页。
(76) 陈独秀对民族主义最强烈的批评，参见《爱国心与自觉心》，《陈独秀著作选》第1册，第113—119页。
(77)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独秀文存》，第17—26页（特别是第22—24页）。
258
(78)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独秀文存》，第23页。
(79) 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参见丸山松幸：《中国近代の革命思想》，第201—206页。
(80) 259
(81)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独秀文存》，第41—47页。
(82) 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独秀文存》，第117—118页。
(83) 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独秀文存》，第85—94页。中国知识分子确实对童子军有好感。Grieder，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a， p.224.
(84) Jenco， Making the Political； Weston， “The Formation and Positioning of the New Culture Community”.
260
(85) 关于这个转变，参见章开沅、罗福惠：《新文化运动》；Ying⁃shih Yu（余英时）， “The Radicalization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eisner（迈斯纳），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86) 李大钊：《战后之妇人问题》，《李大钊文集》上，第635页。
(87) 李大钊：《劳动教育问题》，《李大钊文集》上，第632页。
(88) 李大钊：《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李大钊文集》下，第502页。
(89) 参见李大钊：《平民主义》，《李大钊文集》下，第596—600页。
261
(90) 李大钊：《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李大钊文集》下，第569页。
(91) 李大钊：《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李大钊文集》下，第502—503页。也许李氏受费边主义和杜威的影响同受俄国革命的影响一样大。关于杜威在中国的讨论，参见Tse⁃tsung Chow，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pp.228-232。
(92) Rhoads， Manchus and Han， esp. pp.214-230；第247—250页讨论了1924年的清皇室被驱逐。喻大华的《“清室优待条件”新论》（《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回顾了溥仪被驱逐的事件。
262
(93) 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
(94) 刘望龄：《辛亥革命后帝制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第63—133页。
(95) 263
(96) 引自Johnston，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pp.137-138。
(97) 康有为：《请袁世凯退位电》，《康有为政论集》第2册，第933—941页。
(98) 康有为：《拟复辟登极诏》，《康有为政论集》第2册，第990—991页。
(99) 康有为：《救亡论》，《康有为政论集》第2册，第652—678页。
(100) 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发凡》，《康有为政论集》第2册，第830—841页。
(101) 即晚清、袁世凯和溥仪复辟。杨度：《与王舒的谈话》，《杨度集》，第624页；杨度：《反对张勋复辟公电》，《杨度集》，第620—621页。参见李增辉：《从帝制祸首到中共党员》，《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2年第9期；江轶：《君宪乎？共和乎？》，《船山学刊》2010年第1期，第182—183页。
(102) Weston， The Power of Position， pp.128-131.
(103)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2册，第228—229页。
264
(104)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2册，第222页。
(105) Sheridan（薛立敦）， Chinese Warlord. Waldron（林蔚）， From War to Nationalism， pp.181-223.
(106) 冯玉祥在新军阀盟友的支持下，将段祺瑞带入了政府。段祺瑞曾是袁世凯的高级将领之一，在袁世凯死后，他担任了几届政府的总理（事实上的元首）。段祺瑞显然不赞成冯玉祥的行为，但仍于11月24日成为临时执政，赋予新政权一定程度的政治影响力。《清帝出宫后冯军接收印玺》，《盛京时报》1924年11月15日，第2页；参见《清室条件发生问题》，《盛京时报》1924年12月3日，第1页；也参见《段张对清室事件之表示》，《大公报》（长沙）1924年12月4日，第2页；王庆祥：《溥仪交往录》，第60页。
(107) 265
(108) 《出宫之经过》，《盛京时报》1924年11月11日，第2页；《冯玉祥迫令宣统出宫之经过》，《大公报》（长沙）1924年11月13日，第3页。
(109) 这些事件的描述参见爱新觉罗·溥仪：《溥仪自传》，第158—161页；翻译（略有删节）参见W. J. F. Jenner， From Emperor to Citizen， pp.146-149。
(110) 冯玉祥：《我的生活》，第378页。
(111) 266
(112) 《逊帝被逼出宫续讯》，《盛京时报》1924年11月9日，第2页；也参见《冯玉祥迫令宣统出宫之经过》，《大公报》（长沙）1924年11月13日，第3页，该报告来源于外国的消息。
(113) 《关于清室事件之要电》，《盛京时报》1924年11月16日，第1页。
(114) 《北京通告溥仪出宫电》，《大公报》（长沙）1924年11月13日，第3页。
(115) 《出宫之经过》，《盛京时报》1924年11月11日，第2页。
(116) 《快信摘要》，《大公报》（长沙）1924年11月17日，第2页。
(117) Johnston，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pp.387-388.
(118) 《清室条件发生问题》，《盛京时报》1924年12月3日，第1页；《段祺瑞与优待清室问题》，《大公报》（长沙）1924年12月7日，第3页。
(119) 《逊帝被逼出宫续讯》，《盛京时报》1924年11月9日，第2页。
(120) 《冯玉祥迫令宣统出宫之经过》，《大公报》（长沙）1924年11月13日，第3页。
(121) 《清帝出宫后冯军接收印玺》，《盛京时报》1924年11月15日，第2页。当然，李石曾自己是新政府的任命人。
(122) 《清宫善后之续讯》，《盛京时报》1924年11月19日，第2页。
(123) 《改造清宫议》，《盛京时报》1924年12月17日，第1页。这种观点很普遍，还可参见《教育界主张公开清室古物》，《大公报》（天津）1924年11月23日，第5页；《清宫查封续闻》，《时报》1924年11月27日，第2页。
(124) 267
(125) 一个很好的概述是Barmé（白洁明）， The Forbidden City， chaps.5 and 6。另见Hamlish（韩苔美）， “Preserving the Palace”； Lin⁃sheng Chang（张临生），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Mingzheng Shi， “From Imperial Gardens to Public Parks”。
(126) Johnston，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391.
(127) 《视察清宫》，《盛京时报》1924年11月21日，第1页。
(128) 《清室两太妃出宫》，《时报》1924年11月22日，第1页。
(129) 《瑜瑨两妃出宫》，《盛京时报》1924年11月27日，第1页。
(130) 《清帝出宫后冯军接收印玺》，《盛京时报》1924年11月15日，第2页。
(131) 268
(132) 《溥仪出宫后之清室善后问题》，《大公报》（长沙）1924年11月23日，第3页。
(133) 《清室复得自由》，《大公报》（天津）1924年11月26日，第4页；《清室条件发生问题》，《盛京时报》1924年12月3日，第1页。
(134) 《溥仪先生与记者之谈话》，《盛京时报》1924年12月3日，第2页。关于溥仪对当时采访的后来回忆，见下文。
(135) 曾琦：《溥仪不杀何为》，转引自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第414页（最初发表于《醒狮周报》1924年11月12日）。
(136) 《章太炎对溥仪出宫复电》，《申报》1924年11月9日，第14页。
(137) 也参见《章太炎再致冯玉祥等电》，《申报》1924年11月13日，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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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章太炎致易寅村一封书》，《大公报》（天津）1924年12月8日，第4页。
(139) 《清室问题与各方面》，《时报》1924年11月15日，第1页。唐绍仪的立场——反对这种办法——也差不多。参见《唐少川论清室移宫事》，《时报》1924年11月8日，第4页；《唐绍仪不赞成冯玉祥驱逐清帝》，《大公报》（长沙）1924年11月13日，第3页。在张勋领导的1917年复辟后，唐绍仪是呼吁废除这些条款的人之一，见Rhoads， Manchus and Han， p.242。
(140) 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Reginald Johnston）向溥仪介绍了胡适的著作，当皇宫有了第一部电话后，溥仪给胡适打了电话，胡适后来就到皇宫谒见了。1924年11月，胡适还拜访了溥仪，鼓励他出国。爱新觉罗·溥仪：《溥仪自传》，第134—135、170—171页；Jenner， trans.， From Emperor to Citizen， pp.127， 157-158； Johnston，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pp.275-276。据溥仪所说，在被驱逐后的私下会面中，胡适更特别讲到了冯玉祥的所作所为，“在欧美眼里，这都是东方野蛮”。《溥仪自传》，第170页。
(141) 宁协万：《清室优待条件是否国际条约》，《东方杂志》第22卷第2号，第13—15页，引自胡平生编：《复辟运动史料》，第319—322页。
(142) 《康圣人因溥仪事大骂冯玉祥》，《大公报》（长沙）1924年12月5至6日，第3页。
(143) 270
(144) 宁协万采用了跟梵蒂冈的比较，但他认为梵蒂冈的地位是基于1871年的意大利法律，因此不是真正的主权（忽略了梵蒂冈在国际外交中的承认）。
(145) 参见《清帝出宫后冯军接受印玺》，《盛京时报》1924年11月15日，第2页。
(146) 《中山与清室移宫事件》，《大公报》（长沙）1925年1月16日，第2页。
(147) 271
(148) 章太炎：《太炎先生自订年谱》，第25页。革命成功时，章氏曾赞成一个强有力的总统，但他和袁世凯很快就相互不满。
(149) 李煜瀛：《李石曾先生文集》第2册，第314页。
(150) 陈独秀：《偶像破坏论》，《独秀文存》，第227—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