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的反应：生活在三种联结中
张之洞采用一种理性的——主要是没有感情的——论证方式。1897年和1898年，湖南对康梁维新运动产生了更激烈的反应。这是维新运动的中心，梁启超、谭嗣同和其他儒家激进分子在省会长沙的时务学堂任教。 (52) 湖南的保守派使用了更为激烈的言论，指责康梁的改良派以背叛王朝、其罪当诛的“邪说”误导了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反平等主义更加道德至上，并且表现出他们是唯一与邪恶阴谋作斗争的好人的偏执狂的幻想。湖南的士绅，尤其是长沙的精英们在19世纪70和80年代臭名昭著，因为他们反对传教士和任何西化的事物。而到了90年代中期，长沙开始改革。 (53) 湖南的保守派并没有坚定地反对张之洞支持的那种改革，但他们已经相信中国会面临一场真正的危机。这并不是说民主将来会破坏政治秩序，而是平均主义的观念已经在破坏社会秩序。保守派很乐意将张氏视为其中一员，并在其《翼教丛编》中重新出版了他的一些论述（但不是改革主义的那些）。尽管如此，他们并不认为张氏走得够远。 (54) 《翼教丛编》于1898年首次出版，其中包括前几年的保守派奏折、论文和信件，包括给康有为的信件。在改良派失败后的几年中，它经常再版。
这些保守派是谁？为什么他们要让清廷处决康有为？为什么康氏会因为写了几本几乎让人读不懂的书而应该被处死？保守派是富有经验与见多识广的长沙精英士绅：官员、教师、学者和诗人。 (55) 《翼教丛编》的主要编撰者苏舆（1872—1914）是王先谦（1842—1917）的学生，他特别欣赏董仲舒的著作，后来游历日本。苏舆的丛编包括老一辈的王先谦、朱一新（1846—1894）以及年轻一辈的叶德辉（1864—1927）的著作。王先谦在24岁时中了进士，并成为翰林学士，但不久后返回长沙任教，支持自强改革。叶德辉（1892年中进士）起初是康有为改革思想的支持者，但很快就反对了他对孔子的看法。苏舆与梁启超同龄， (56) 他们之间并非代际分裂，而是意见分歧。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长沙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的一种划分。 (57) 在改革政府领导下的政治权力重新分配威胁着当地人利益，长沙当地人以意识形态上的呼吁进行了反击。同样，我认为湖南人反应激烈，表明一些高度个人化的事情正处于危险之中。
反对平等的保守反应建立在植根于宇宙本质的家庭和国家统一视野之上。这种保守的观点并不妨碍进行适度的改革。如上所述，19世纪90年代后期的许多主要保守派都支持一些具体的改革，但是很大程度上仅限于技术和基础设施领域。部分原因，教育比较棘手。到19世纪90年代后期，不管他们在其他问题上可能有什么分歧，保守派都统一起来反对任何根本性的政治改革，尤其是任何可能威胁到社会秩序的改革。保守主义，至少在这种复杂的多样性中，不仅仅是考虑不周的传统主义，而是一条小心翼翼地划在沙子上的线，尽管事实证明沙子在不断地移动。从张之洞到湖南人的反应，近代中国的保守主义围绕着限制与管理变化建设，以维护清朝现有的宇宙学、道德和制度基础。在某些情况下，保守派的确反对任何形式的改革。
但这样说只讲了故事的一半。除了对政治现状进行合理辩护，保守派认为改革是对他们生活方式的威胁，因此充满深深的反动和恐惧。换句话说，年轻的激进派先生在1896至1897年到达长沙，传播了关于民主与平等的言论，这使得湖南的士绅领袖们感觉到他们的孩子可能处于危险之中。如果孩子的道德受到威胁，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就会受到威胁。因此，他们的回应实际上是“反应性的”：对变革威胁的高度批评甚至是歇斯底里的回应。特别是康有为被妖魔化了，而他的年轻追随者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樊锥、皮嘉祐等也被妖魔化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可能是对三纲的强烈辩护，而非激进分子提出的零星批评，表明了传统主义中某些固有的弱点。 (58) 如果此时激进分子偶尔攻击君臣、父子、甚至夫妻之间的不平等，他们就会倾向于集中在更广泛的政治理论。 (59) 保守派的所作所为是要强调政治与个人之间的联系。如果君主的地位被剥夺，那么父亲的地位也将无法存在。在许多方面，父权制家庭的灭亡似乎比君主制国家的崩溃更糟。平等可能对国家不利，对家庭来说则更是一场灾难。
我们至今似乎仍无法知晓19世纪90年代后期湖南保守运动的全部心理情况，但是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反平等主义的言论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保守派建立了遵循特定模式的论点。尽管每个人都单独发声，但他们一致认为，彻底的改革只会造成灾难。用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话来说，他们的言论很大程度上遵循了“危险论”，该论断认为变革的代价太高，甚至使先前的改革都处于危险之中。 (60) 我们还可以找到认为改革实际上将导致要改革的条件恶化的“悖谬论”以及认为改革根本无能为力的“无效论”。最重要的是，湖南保守派用道德义愤的口吻讲话，预言如果进行改革，将会造成灾难和混乱。他们的忠诚是全面的，也就是说，对王朝、教化（儒教）、父权制和社会等级制的忠诚构成了一个统一整体。
张之洞的许多论据都是基于反常的和危险的理论：激进的改革将产生与改良派的意图相反的结果，激进的改革威胁到现有的成就。这样的立场完全与张氏所支持的适度或保守的改革相吻合。但是，湖南保守派与张氏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突然对改革本身不信任了。由于他们的视野涵盖了整个社会秩序甚至宇宙秩序，他们不仅仅是清朝的忠诚人士。他们也不能被简单地定义为保守主义者——努力保守，因为这忽视了他们言辞热情的一个关键要素：妄想症。他们不仅害怕改变，他们还看到了敌人甚至包括实际上是绝对邪恶的官员的阴谋。 (61) 除了利用阴谋，“激怒”民众，并导致长沙的青年沦丧外，康、梁要如何谋得要职？保守派们感到当时的形势对他们已然不利。如果他们不立即采取行动，将可能完全失势。鉴于其敌人的异端本质，保守派希望他们被消灭：没有讨论或妥协的余地（尽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结果引发了辩论）。实际上，康有为及其弟子、伙伴的活动在大多数情况下既不是秘密的也不是广泛的，官员们对他们的认可完全是有条件的。但是，这都没能缓解保守的妄想症。
同时，湖南保守派也致力于正面的美德。换句话说，它们既支持一些事物又反对一些事物。他们总体上致力于父权制家庭、高度传统的艺术和诗歌文化以及程朱理学。他们对清朝的忠诚是明确的。这不是为了忠诚而忠诚，或对君主制的普遍忠诚，而是对统治王朝的特定忠诚。因此，苏舆在《翼教丛编》的序言中首先赞扬了皇帝的美德和清朝维持的长久和平时代。 (62) 帝国精神是光辉的，圣贤是至上的。据苏舆说，学者们是忠诚的，叛乱受到压制，并且不存在异教徒（大概到现在为止）。同样，叶德辉声称，清朝对待人民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即使面对空缺的国库也没有提高税收。 (63)
所有这些都可能被当作虚夸的样板而遭忽视。的确，保守派没有将对清朝的忠诚作为一种美德体系中的至高道德。相反，忠诚与一系列整合的美德密不可分。故而湖南保守派将三纲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例如，朱一新将社会秩序植根于宇宙之中，将赋予样式的仪式（礼）与其实质——正义（义）联系起来。此外，鉴于人性的善良，贤哲能够创造秩序：“由物质产生了法（则），由性质（气质）产生了公义和原则（义理），由父子关系产生了关怀爱心，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产生了有序的层次结构。” (64) 抛开新儒家形而上学的问题，对于朱氏来说，似乎很清楚，它描述了一种人类的普遍状态，这绝不会使邪恶成为不可能，而是将某些行为精确地定义为邪恶。 (65)
叶德辉不仅表达了对儒家道德主义的信念，而且预言了其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或特别是）没有特别的努力来保护它，儒家思想也会盛行。“可信度和可靠性将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而邪恶于光天化日下消失。” (66) 他得出了自相矛盾的结论，他总结说：“改革体制的尝试将使改革失败；通过不促进民主，我们将从无秩序的时代过渡到新兴和平和大和平时代。”这似乎是赫希曼悖谬论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叶氏接受历史的进步观，呼应了康有为今文经对三世和大同民主未来的解释。 (67) 然而，这里的重点是，叶氏抨击改良主义（和促进民主的努力）是徒劳和危险的。就是说，改革派不仅施行了像煽动群众这类造成损害的行为，而且很显然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因此，叶氏采用了现实主义者的做法：他承认西方的优点而不是将其理想化，他承认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问题，但君主制仍然是现有的最佳选择。 (68) 叶氏之所以致力于儒学，恰恰是因为它支持君主制。根本上，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为质疑张之洞的观点，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指出，儒家思想不仅是中国的保障，而且标志着君主制无所不在。这与基督教和民主的联系形成鲜明对比。根据叶氏的说法，摩西律法最初忽略了对君主和国家（忠君爱国）的忠诚，西方牧师只有在熟悉儒家著作之后才会增加这样的忠诚。 (69) 然后，当西方回归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正义时，儒家思想可能会传播到世界各地。
苏舆首先指责康有为“利用体制改革（改制）使国家的基本制度（成宪）陷入混乱，宣告平等以摧毁人际关系（纲常），促进民主以废除统治者（申民权无君上也），采用孔子计时而使得人们忘记了当今的朝代”。 (70) 此外，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相当于摧毁了神圣的经典。 (71) 的确，对于苏舆和其他湖南反动派来说，古典学术问题是当今政治辩论的核心（对康有为如此，但对张之洞而言可能并非如此）。例如，朱一新提出了对古文经阅读的直接辩护，但最重要的是，强调的真正问题不是文本细节，而是建立正义和原则（义理）。 (72) 的确，朱氏在严厉抨击康有为的同时，也批评了清朝的学术潮流，例如忽视了原则性问题的汉学实证研究运动。 (73) 对洪良品（1827—1897）而言，主要问题仅仅是新旧文本传统之间的差异并非那么大。 (74) 湖南保守派在学术上是折中的。
朱一新在辩论中同样提到了经典的关键作用，即需要从根本上承认改革，但得出结论认为，只有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改革。
从远古时代起，还没有完善的制度（法），但是当君王勤政时，通过小的改革和重大变化带来的重大问题就可以纠正小错——制度可以改变，但是制度的意义不能改变。因此，只要存在统治者，就可以实施治理，但要是没有统治者，治理将会停止。治理的弊端是管理机构的人的错误，而不是已建立机构的错误。 (75)
朱氏的观点是，康有为的改革理由基于对经典的错误理解；没有以“素王”的名义进行改革的文本基础。叶德辉也是如此，他还指出孔子从未将自己视为改良派或“素王”，这一术语仅由他的弟子使用。 (76) 叶氏认为，整个公羊学派只是煽动民众的借口。三世理论是不可靠的，而孔子作为任何一种改良派的观点仅具有最间接的经典基础。 (77) 叶氏认为，公羊学派所提及的是康氏引用的实际上在平息叛乱和恢复秩序的“制度”（制）。对于叶氏和朱氏而言，经典学术的目的是通过传统评论来阐明“大道”，而不是像康有为那样为任意的诠释学提供晦涩的文字资料。
(78) 张之洞的追随者王仁俊（1866—1913）有说服力地论证了道德与等级人际关系。王氏首先赋予三纲以宇宙学真理的地位，然后指出，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纽带排除了民主的可能性——无论如何，这只会导致古罗马或近代南美的派系斗争。 (79) 更为尖锐的是，王氏声称，促进父子平等将破坏一切道德关系（伦理），并使中国人沦为野兽。同样，在西方，赋予妇女自治权将导致阴阳的逆转，并导致相当的女性行为失当。与当时的许多人一样，王氏认为民主是起源于中国的西方实践。 (80) 然而在中国，孟子驳斥了墨子的民主理论，孟子认为墨子的“普遍爱”（兼爱）是“对父亲的否认”。 (81)
王仁俊真正关心的当然不是西方的民主起源，而是中国迫切需要维护礼乐——这种正义的精神可以追溯到圣人和经典——以及对异端的压制。因为当不尊敬君王时，人民将变得傲慢而躁动不安。 (82) 只有有仁心的君王才能维持道德统治。尽管如此，回顾西方历史，王氏声称产生民主的4个历史条件：军事政变，异端民众起义，殖民或被压迫人民的反抗，还有由于对皇帝错误的愤怒而引起的叛乱。 (83) 然而，这些条件在中国都没有出现。王氏认为，历史或“时代潮流”引领世界走向民主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而且许多民主试验，例如法国大革命，已证明是灾难性的。王氏赞同民主人士反对将国家移交给君王继承人的内在自私性这一点。“但是，在所有人中散布王权的魅力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民主没有办法保证好的结果。王氏的观点是，在民主国家的实践中，政治阶级只是在自我复制。例如，美国的选举是由贿赂和派系决定的，没有任何真正的民意。 (84) 民主也不是获得财富和权力的良方。 (85) 如在彼得大帝的俄国，没有民主就成功地实现了近代化。而民主也导致过国家瓦解，正如19世纪30年代的罗马共和国和法国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 (86) 政治领导人担心民众的意见，拒绝处理棘手的问题，例如，美国政客即使不心存偏见却也迎合了反华的偏见。
在王仁俊对西方历史的广泛阅读以及对不同政治制度实用性的讨论背后，存在着两个巨大的忧虑：第一，三纲的消亡将导致道德混乱和家庭破裂；第二，三纲的消亡将导致社会混乱和国家瓦解。这两个问题在理论上和逻辑上都是相关的，但是在心理上是截然不同的。后者担心的是地位和稳定性，而不是对自己的直接攻击。前者对家庭内部关系的恐惧更加个人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三纲构成了高度特殊的道德观念。儿子不服从父亲或妻子反驳丈夫的可怕画面加剧了保守派的焦虑。王氏提到，如果父亲因殴打儿子而受到与儿子殴打父亲一样的惩罚，那将是多么严重的错误——实际上是违背自然秩序的。 (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