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主义的仪式：“双十”
清帝退位后，反满主义并没有完全消失，但确是在逐渐消散了。中华民国经常正式地援引“五族共和”。孙中山总统于1912年1月1日宣誓就职时说，汉、满、蒙、回和藏合为一个民族。在国庆日的官方演说和新国家的象征中，“五族共和”的概念被反复提及，特别是在五色国旗以及国歌中。新国家推行的共和主义仪式旨在传达其对公民身份的新定义。最重要的是，武昌起义的纪念日（即阳历十月的第十天）或“双十”象征着共和国的本质。
让我们从1912年10月10日第一个国庆日的3个故事开始讲。第一个是对北京革命烈士的祭祀。祭祀是由总统领导的，参与的人包括高级官员、前清的满人王公和将领、来自蒙古和西藏的喇嘛、外国贵宾以及（在最后的）西方和中国妇女。 (4) 祭祀原定在前清的天坛举行，但在天坛尚未准备好的情况下，不得不把这些祭物搬到琉璃厂。共和纪念会为烈士们祈祷，宣告革命成功。这次祈祷赞颂了烈士精神，他们十年间的流血牺牲终结了五千年的专制统治和清政府的统治。一年前革命开始时，整个国家都做出了响应，结果形成了新的政府形式，烈士们是这样被告知的。如今，民重君轻。
革命烈士的牺牲把活人与死人联系在一起，把新国家和大致确定的革命愿景联系在一起。在烈士已离世的情况下，任何想继承他们遗志的人都可能提及他们的记忆。这些神圣仪式的庄严感意在向共和国注入使命。 (5) 仪式还培养了新的民族认同感。烈士们与黄帝和古代英雄一起成为中国人民的集体祖先。此外，尽管新国家的新仪式没有在天坛举行，但向公众开放天坛的做法减弱了其帝国主义色彩。
第二，在南京，教育局拒绝了女学生想要举彩灯游行的请求，而妓女同样的请求也被警方拒绝。在警察介入之前，妓女的要求最初是由商务部当地负责人批准的。 (6) 10月9日、10日和11日晚上，包括军队、学校和孤儿院在内的其他团体则进行了彩灯游行。艺术学校的学生们参加了纪念革命烈士的仪式，他们在纪念堂烈士灵位前摆放了鲜花。 (7) 共和国的政治构想中，妇女的地位模糊不清，但她们具有公共的角色。 (8)
第三，有位年轻人单纯地觉得这一天代表着兴奋，就像庙会一样。十二年后，他以“缪子”之名根据他的日记发表了一些关于“双十”的回忆。 (9) 他回首国庆节，指出当时北京的活动组织得很少，“双十”一词还不存在。但是，年轻的缪子和他的兄弟发现厂甸市场有很多纪念活动，热闹非凡。里面的纪念品旁边有革命烈士的照片。这里有一个供演讲者使用的区域，宋教仁有力地提到革命者克服的艰辛，并称赞了孙中山、其他革命领导人甚至袁世凯的成就。缪子和他的兄弟在饭厅、运动场和烈士庙宇间穿梭。他们看到了魔术师、筹款者以及正在上演新旧歌剧的剧院。然后，他们走过琉璃厂，看到人们在路人前面插队的景象。
这样的共和主义仪式将个人及其所在的社会环境（家庭、学校和职场）与政治团体联系在一起。近代国家出于以下两个原因需要特殊的仪式：表明公民在政治领域中的假定参与；表明国家对古老的过去和实质上的焕新的双重要求。 (10) 国家的仪式包括常见的那些仪式，例如学生向国旗敬礼或向国家领导人的照片鞠躬。其中也包括一些神圣的环节，例如纪念战死沙场的军人、纪念为国家牺牲的烈士或庆祝国家的诞生。政治仪式还旨在增强统治者自身的合法性与能力。当然，它们可以成为斗争的场所，表达和塑造政治权力。 (11) 而且，清朝的国家仪式大多是封闭且私密的，但共和国的仪式是光荣开放和公开的。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政治仪式就是为了创造公民。 (12) 至少，精英人士和城市阶级更普遍地作为参与者和旁观者被纳入政治仪式。正如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所言，这些仪式还创造了中国式（或民族认同）标准和近代性标准，其中包括国际化的习惯：男性剪短发不留发辫；以握手和鞠躬代替磕头；女性不缠足。此外，在民国成立的前几年，以纪念为主题的政治仪式将集体记忆与未来联系在一起。纪念活动定义了那些旨在通过回顾过去并展望未来以超越当下的瞬间。在民国初年的国庆日期间，国旗的含义、国歌的音乐和歌词以及对烈士的祭奠汇聚在一起。然而，每年要记住的东西及其对未来意味着什么都各不相同。在民国成立的最初几年，“双十”的流行度有所下降。这反映出人们对民国的政治失败感到失望。
随着政治力量的争夺，共和党的国家仪式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和冲突。那是谁的共和国？谁来确定国庆日、创作国歌、设计国旗？区别对待的公民角色决定了谁有权公开露面和发言——谁游行，谁站在讲台上，谁坐在礼堂里听，谁在街头吃小吃，谁和官员一起参加宴会。正如沈艾娣指出的那样，一个人的角色是基于特定团体的成员身份，例如政治团体、学校、商业组织和军队。然而，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公民身份暗含了其他身份的从属地位，例如家庭、宗教、种族甚至国籍。 (13) 那么，由政治精英在1912年倡导的公民仪式是以公民身份为核心的就不足为奇了。它们的确切含义尚待解释，但参与确实表明了某种共同的身份。
国民议会和总统根据法律与行政命令确定了新公民仪式的基本形式，特别是“双十”。同时，地方官员、商人和教育工作者确切定下了要使用的仪式形式，邀请谁讲话以及如何安排宴会。从表面上看，基于所有传统节日活动（彩灯游行、祭祀）以及全世界民族国家表达自己的形式都类似，中国所有城市的公民仪式基本相同：军事游行、对国旗的虚拟崇拜等。特别是，“双十”仪式和符号鼓励人们记住；也就是说，他们纪念了共和国的建国大事。 (14)
然而，对于究竟要记住什么以及如何记住，确实存在很多争论。完全无法确保10月10日能够战胜其他的日子，不同的爱国歌曲强调共和主义和历史的不同主题。竞争的旗帜对这种“宝贵”的国家象征提供了直接相反的观点。第一个问题是选择正确的成立日期。但是在选择日期之前，必须同意使用公历。一些团体认为，在大众节日的传统中，将根据农历确定周年纪念日。 (15) 同样地，一些以农历定纪念日的人们将庆祝武昌起义（农历八月十九日）的日子选在1912年公历9月29日。 (16) 在武昌当地，在黎元洪的领导下按照农历举行了大型庆典活动。黎元洪时任湖北省都督、民国副总统。许多地方也纷纷效仿。 (17)
正式把10月10日定为国庆日的决定是从9月突然爆发的辩论中得出的。其部分原因是地区自豪感。 (18) 湖北本地人在北京提出，以武昌起义的时间纪念共和国的起源，认为它相当于1789年7月14日巴黎公社起义，法国国庆日定在了这一天；美国于7月4日签署《独立宣言》，这一天成了美国的国庆日。 (19) 他们最初的请愿书要求定10月10日为“国祭日”，而1月1日标志着南京政府的成立，2月12日标志着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它们都被宣布成为“纪念日”。他们提议通过关闭企业、办公室和学校，悬挂旗帜，举行阅兵仪式，祭拜烈士，授予奖励和大赦，给予施舍和举办宴会来庆祝10月10日，而这两个纪念日也将成为假期，尽管假期很短。
到10月初，上海市议会开始计划纪念公历11月3日，这是上海对清朝发起反抗的日子。 (20) 它认为，上海应该参加10月10日的全国纪念活动，但同时也应该补充本地的节日。市政府计划了较小规模的仪式，包括军乐、祭奠烈士、演讲和茶饮。 (21) 消防队等团体计划进行灯笼游行。在广东，一位省议员建议纪念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在革命的者的眼中，武昌起义之前七十二烈士牺牲了，随后广东的清军被驱逐出境，这些日子都应设为节日，宁波和安庆也有类似的观点被报道出来。 (22) 时任广东省都督的胡汉民强调，“革命的成就不取决于武器，而取决于民意”。 (23)
9月12日，国民议会开始讨论，以回应黎元洪要求北京派代表参加武昌自己的（农历）纪念仪式的电报。 (24) 同时，革命纪念协会成立了，呼吁国家纪念这场革命。 (25) 孙中山的湖南籍追随者陈汉元（1876—1928）坚持认为，由于人们往往感到困惑、容易健忘，他们需要历史和艺术作品每天提醒自己革命者为了创建新国家所经历的困难和牺牲。 (26) 否则，腐败将蔓延，国家的根基将受到威胁。最重要的是，仍然需要鼓励革命精神。陈氏认为这是提高中国人民的道德水平以及赢得外国人尊重的关键。
也许最有影响力的是旧无政府主义革命者吴稚晖的观点。吴氏从容应对了一个接一个的问题。 (27) 第一，由于民国已决定使用公历，因此所有对过去事件的纪念都应遵循该历法。由于武昌起义发生在10月10日，这个节日可以被称作“双十节”（吴氏似乎是第一个使用此短语的人，援引祖先对传统的“重九”节日的用法）。第二，对于国庆日来说，没有其他好的选择。吴氏认为，2月12日是清帝退位以及南北部队最终实现“民族统一”的日子，但这并不标志着真正的民族统一，因为当时蒙古问题还没有解决。此外，清朝皇帝退位的日子也不宜作为庆祝的日子。吴氏在这里的论点似乎是不得已的。真正的问题是，将2月12日定为国庆日就是认可了袁世凯的建国神话。也就是说，由于袁世凯策划了清朝皇帝退位，并在全国建立了民国，2月的庆祝活动会淡化革命者起到的作用。另一方面，纪念武昌起义，则是在使袁氏边缘化的同时，凸显了革命者的行动。吴氏秉承这一理念，承认黄花岗起义是武昌起义的先驱。但是，只能有一个国庆节，吴氏暗示称，以黄花岗起义为国庆日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它更是一场失败而不是一场胜利，其次，如果人们开始追寻前进的所有重要步骤直至最终胜利，那么到哪里会停下来？吴氏正确地指出，没有任何一个事件可以象征整个革命过程。法国的7月14日和美国的7月4日标志着一些特定事件，这些事件后来才代表了他们的革命。吴氏接着说，黄花岗与同盟会有着特殊的联系，而武昌似乎获得了更大范围的革命力量。
吴稚晖对于国庆的概念完全是整体性的。他持抑制不住的乐观态度，认为双十节会超过传统的节日。 (28) 商家会利用它来偿还债务，这通常是在农历新年前夕完成的。它将融合歌曲、舞蹈、杂耍和灯笼展示等旧庆典与新歌剧（具有革命和共和主题）和新产品的展示。这将有助于使人民开化，远离封建迷信，并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这些目标长期以来都是吴氏对经济发展的政治愿景的核心内容。像世界博览会和工业展览会一样，双十节会具有教育功能。吴氏希望全国人民积极参与其中，而不仅仅是参加一些灯笼游行和宴会。他呼吁在每个县城进行双十节庆祝活动。到9月底，内阁按照这些方针制定了计划，国民议会批准了这些计划。
最终，双十节在主要城市成了三天的节日。 (29) 房屋和店面装饰着五种颜色的装饰品，挂着彩灯，五色旗飘扬，并竖起了用五种颜色或者纪念性的常绿植物（冬青、松树和柏树）装饰的礼仪拱门。 (30) 早晨，一群人沿着街道游行：官员、军人、警察、商人和学生（有时是士绅和政党成员）。军人（有时是学生）为公众表演步枪和剑。学生或军人举行体育比赛和国旗升降练习。在指定地点也有升旗仪式和敬礼仪式。游行在集会厅（或帐篷）里达到高潮，现场播放军乐，有正式演讲，有歌剧表演，通常是新歌剧的表演，甚至有电影。在多个时间点，乐队会演唱他们排练的民族歌曲。官员们给穷人、士兵和警察一点钱或食物。在祭奠烈士时，仪式由官员和军官带领，他们脱下帽子，鞠躬三下。 (31) 或者士兵不用鞠躬，而是用步枪和剑向烈士致敬。烈士的灵位前摆有香炉、鲜花、水果和葡萄酒。 (32) 有人朗读悼词并播放音乐。有时允许特定的群体（商人行会、学校师生和一般旁观者）当观众。最后，举办了宴会。有时，三天之内，不同的团体分别举行祭奠。 (33) 到了晚上，人们在各社区乃至整个城市举行彩灯游行和集会，有人放鞭炮和烟花。
双十节庆祝活动范围广泛。在上海，工人圈子也参加了。 (34) 一家大公司邀请所有工人参加宴会，并答应给他们放两天的假。外国人也参与了，至少他们应邀参加了宴会。每个团体都精心制定了参与计划，包括彩排演习，例如进行彩旗表演、演唱爱国歌曲。同样，民众以标志着真正民族统一的一种不太有组织的方式参与。歌剧、纪念品铺和食品铺都是为了吸引人群而设计的。报纸印制了详细的活动时间表，以便读者安排他们想看的节目。正如对人潮的大量新闻报道里报道的那样，民众确实涌入了。一些观众区被划分为公共和私人区域。游行、献祭、荣誉榜、正式宴会和救济属于“政府领域”，而个人参加的活动包括放假、悬挂旗帜和装饰品、放鞭炮以及与家人和朋友共进大餐。 (35) 各地的工厂、办公室和企业都关闭，甚至外国领事馆也至少在双十节当天暂时关闭。不过，假期对某些行业来说是个好时机，尤其是葡萄酒商店、肉店和卖旗人。纪念徽章和明信片等纪念品也卖得很好。
在随后的几年中，由于官员们试图限制任何可能引起民众骚乱的可能性，双十节变得越来越冷清。1915年，袁世凯明确表示自己将称帝，这个节日就此消失。直到袁世凯死后的1916年，它才真正复苏。当年在北京，恢复了总统阅兵，并特别表彰了倒袁的“叛军”。 (36) 黎元洪时任总统，使政府重新恢复了武昌神话。1916年，在双十国庆上花费了超过200万元。 (37) 许多城镇报告称已完全恢复了早期的庆祝方式：彩旗、灯笼游行、集会、演讲以及唱歌（由歌妓为市议会的客人们演唱一次）。 (38) 在上海，官商再次合作，举办大型展览。 (39) 大型活动被安排在杭州、苏州、南京、北京和上海举行。 (40) 正如沈艾娣所观察到的，至少在城市中，双十节成了真正受欢迎的节日。 (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