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背景
19世纪末期，清朝存在三大缺陷。第一，皇室、贵族和精锐的军事将领都是满人，与汉人不同，他们享受法律和政治特权。 (42) 在整个18世纪，清朝以相当高的技巧维护着满汉关系，但到19世纪曾经的“反满”情绪再次出现了。第二，慈禧太后（1835—1908）自19世纪60年代起直到其去世，都掌握着全国最高的政治权力，但作为妇女，当时她并无资格掌权。这导致在政治上很难把这一情况融合进正统的仪式或道德。 (43) 第三，也是最根本的一点，事实证明，清军无法保护中国免受外国攻击。这使我们想起了历史的偶然性。如果清政府能够更好地抵抗外国的压力，或者更现实点来说，如果它更善于与外国人合作并进行国内改革，它可能会以宪政形态得以幸存。或者，如果有一个汉人朝廷，有着能够更好地满足民众期望的领导者，那么这个王朝可能会做出妥协，保持君主立宪制。如果革命共和主义不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国家结构和意识形态的根本转变就是可以避免的。我们还应注意，早在18世纪，一些思想发展趋势——文本研究（考证学）、实质性学习（实学）和治国实用主义（经世）的兴起——都在废除君主制方面发挥了作用。经典文本的真实性，如果不是其本意，则会受到攻击。 (44) 同样，之前对“正统继承”的关注也消失了，这可能是因为清朝作为征服者，这一话题令其感到不安。
尽管如此，19世纪沿海地区西方商人的数量不断增加，甚至1839年至1842年爆发的鸦片战争都没有对清朝造成真正的威胁。19世纪50年代至1864年间席卷中国南部和中部的太平天国运动才是真正的威胁。然而，这只是农民军队对首都的威胁，而不是对执政意识形态的理念层面的重要改变。清军在士绅阶层的支持下，最终击败了太平起义兵。这里的“士绅”指省级精英群体，他们利用土地所有权和商业利益，最重要的是通过科举考试成了朝廷命官。与此同时，外国的威胁仍在逼近。 (45) 19世纪60年代由一些官员领导的自强运动试图捍卫清朝，以对抗国内外的危险，并为士绅参与政治和向西方学习创造基础条件。因篇幅有限无法详细阐述它所涉及的变化，但我将着重介绍一些19世纪90年代激进分子所依赖的新体制。 (46) 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对西方军事技术的兴趣使中国人对该技术得以生成的科学和经济基础也产生了兴趣，并最终变成了对西方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兴趣。在19世纪80年代，各省与皇室的精英们都在不改变中国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体系的前提下，试图引进西方的技术。
但是，北京的高官和地方士绅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因为士绅们处理当地的问题，他们为此感到担忧。“言语之路”（言路）更通俗来讲是与皇帝的沟通渠道，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政治价值。经典著作中的皇帝往往是理想化的，但他们也会犯错，这些著作强调了有益且坦率建议的重要性。其寓意是帝国不仅是皇帝的责任，也是有才能的斡旋者（mediator）的责任。斡旋者要告诉皇帝关于这个世界他需要了解什么，还要告诉世界皇帝的命令是什么。19世纪初，学者王柏心（1799—1873）回顾了在古代三朝（三代）时期，“统治者和大臣们”与“贤哲和有价值的人”之间直言不讳，毫无隐藏。 (47) 到19世纪末，他的论文在该时代的治国纲要中被重印。对王氏来说，比给皇帝的建议更重要的是那些将其命令形成书面谕旨的官员，因为这些谕旨会激发他的官员、士兵和人民。若帝王的谕旨拟的合理，就具有近乎神秘的力量——就像自然之力——可以澄清合法秩序、消除怀疑、保持有效统治并传播美德。
因此，“言路”是双向的，康有为对帝国魅力的欣赏与王柏心对帝国话语力量的评价是一致的，我将在下一章对此加以论述。晚清的改良派敦促开言路，这样才能保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联系畅通无阻。梅嘉乐（Barbara Mittler）向人们展示了在19世纪90年代，为了强调言路的重要性，一些人呼吁设立报纸。 (48) 正如易劳逸（Lloyd Eastman）所建议的那样，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意识形态斗争围绕言路展开。当时，低级官员和非官方士绅经常这样做，他们大声批评当时的改良派，并寻求更为激进的反西方政策。 (49) 然而，1885年中国与法国进行了短暂而有争议的战争，慈禧太后最终决定求和后，她关闭了言路。未经批准撰写奏折的作者都受到了惩罚。
但这维持了没多久。19世纪90年代的激进改革派坚持要求官方听取其意见，我将在后面介绍这些改良派。前一代的改良派和不满的人们已经为这些改良派做了很多工作，尽管这是他们不愿承认的。中法战争结束10年后的1895年，清军在甲午战争中被日军轻而易举地击败。对于激进的改良派来说，这次失败标志着过去30年自强改革的失败。 (50) 1898年，光绪皇帝再次开辟了言路。当年慈禧镇压改良运动时，这条道路被禁封了。但是现在，想象中的新国家的隐喻不再是“言路”，而是“广泛的权利”（民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整本书就是在讲述从言路到民权的转变。
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出现了旨在促进西学的奇妙混合机构。最早，报纸是由西方人为西方人及其华裔同事创办的。《申报》于1872年由英国创办，最初是一家完全商业化的企业，但基本上都是用中文编写的。 (51) 甚至早在19世纪60年代，传教出版物就开始——尝试性地——不限于传播福音，同时还向读者介绍这个世界。 (52) 鸦片战争时期产生了第一个翻译项目。总督林则徐（1785—1850）于1839年进驻广州，负责解决鸦片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无论出于好奇心还是智力需求，他赞助翻译了一些基础著作，例如慕瑞（Hugh Murray，1779—1846）的《地理百科全书》。 (53) 1843年至1860年间，新的通商口岸产生了434部西方作品的译本，约有四分之三为宣传基督教，其余大部分是科学著作。 (54) 1860年至1900年间，传教士、清政府和私人学者创作的有关西方的作品数量激增。这些著作的性质开始改变。例如，在约555部翻译作品中，科学和技术仍然占主导地位（387部作品），但是大约123部作品的主题可归类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上海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活动的中心，这不仅是因为它免于太平天国和乡村其他问题的干扰，而且，外国租界也提供了一定的安全性，使他们免受清朝的审查。 (55) 江南制造局于1866年建于上海，不仅雇用外国工程师教授武器制造知识，而且还成立了一个科学翻译馆。 (56)
根据西方列强的要求，处理外交事务的部门于1861年成立，称为总理衙门。相应地，总理衙门成立了同文馆（翻译学院）作为外语学校。 (57) 最初，学校只允许满人进入，但是很快就变了。其他的同文馆分别于1863年的上海、1864年的广州和1866年的福州成立。同文馆无法吸引最优秀的学生，因为它们无法保证学生日后能进入仕途。尽管如此，仍有许多毕业生进入中国最初的外交使团，而奖学金吸引了一些聪明却贫穷的男孩。1867年增加了科学知识的学习，同文馆开始由外国海关总署直接资助。课程逐渐增加了数学、化学、天文学、物理学、生理学和国际法，以及英语、法语、俄语、德语和日语。因此，同文馆为世纪之交后建立更全面的近代化高等学校奠定了基础。同时，像江南制造局一样，它也赞助翻译项目，以引发中国学者对西方著作的关注。跟这些国家项目至少同样重要的还有重要官员的私人幕僚，因为重要官员们都需要有自己的秘书们。由于慈禧太后和皇室对改革的热情不高，大多数自强人士就在李鸿章（1823—1901）和张之洞（1837—1909）等督抚处寻得职位，李鸿章和张之洞也经常直接或间接支持报纸、武器库和推行西学的学校。
(58) 接触到西学后，许多晚清知识分子声称其起源于古代中国。有人说，从数学到民主等古代中国的知识传播到西方，西方人以中国未知的方式将这些知识加以应用。的确，19世纪已经出现了古老“非正统”学派的复兴，这些学派融合了西方知识。（这是文本研究兴起的副产品。）中国起源论也许是西方帝国主义者造成的受害者心理补偿； (59) 也许是便于理解根本不了解的概念的一种方法，即作对比分析；也许是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让外国思想被人们接受的手段。无论如何，正如熊月之指出的那样，该理论是通向西学的桥梁。 (60)
在中国古代寻找西方观念的起源是一种将西学本土化的方式，这其实不一定得到认可。晚清知识分子经常说，基督教的学说和神话起源于佛教（这种观点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广泛流传）或墨子（公元前4世纪一种思想流派的创始人，据说他的反儒学学说未被国人接受，而后传到了西方）。 (61) 外交官、诗人和改革家黄遵宪（1848—1905）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中国起源论的鼎盛时期——19世纪80年代后期撰写了著作。他认为基督教从本质上讲，大致约有70%的内容取自墨子。 (62) 个人自主权（人人有自主权利）的概念来自墨子。唯一的上帝的概念来自墨子，就像“爱你的邻居”一样。黄氏认为这些概念不是特别好，但是认可其优势。他认为西方社会已经利用这些概念实现了一定的稳定，西方相对平等的政治促进了其在竞争世界中不断进步。同时，对上帝的敬畏使他们的人民守法。但根据黄氏的说法，中国所需要的只是西方技术，而且由于西方技术最初是中国人发明的，因此很容易引入。 (63) 当时的高官张之洞寄希望于此，他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64) 除了教会学校、同文馆和武器库外，西学也开始渗透到传统的私塾里。李鸿章在19世纪70和80年代创立了几家专门从事西方学习的机构，张之洞在19世纪80和90年代也成立了这样的机构。这些机构侧重专业培训，例如工程学，尤其是军事科学，但逐渐增加了数学、自然科学、物理科学以及语言和其他人文学科的课程。更重要的是，作为改变主流舆论的晴雨表，士绅们还在一些地区建立了具有西化课程的学校——据统计，到1900年，共有107所这样的私立学校。 (65) 教会学校的发展更为迅速，到1890年，学校总数达到近2000所（包括300所女子学校），约有40000名学生。 (66) 最终，在1902年，朝廷自己正式创建了国立学校系统，尽管规模很小，但它通过同时教授儒学和科学，致力于定义清朝末年的“学习”。
与此同时，到19世纪90年代后期，研究会已经变得很普遍。 (67) 康有为和许多官员一起于1895年成立了“为了富强（国家）的研究会”，即强学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研究会，但到了1898年，有数百个志同道合的团体，共约10000名成员。清末，这些学会数跃升至700多个，多达50000名成员。尽管许多学会只是短暂存在（如强学会），也不一定是政治性质的，但大多数学会都提倡至少让士绅参与地方事务。研究会强调成员之间要平等、话语要文明。清末，许多研究会已由学生主导。最繁荣的研究会拥有自己的出版社和图书馆。
研究会、公立和私立学校、武器库、官员秘书处、新媒体等机构为对政治感兴趣的学生和士绅提供住所。在本书中，我称这些人为知识分子。尽管该术语当时未使用，但它包含了我所认为的思想家会保有的探索和独立立场。 (68) 这并不是说他们总是将自己视为对立人物，也不是说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共同利益的团体， (69) 而是他们在清末的新媒体和新学校中有新的社会基础。他们活动于新开放的公共领域，总体上都没有正式职业。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所谓的西学传播得虽然缓慢，但是广泛而深入。它改变了受教育者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传统的中国无法延续。
(1) 1
(2) Reinsch（芮恩施），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pp.25-26.参见《专电》，《申报》1914年12月24日；《北京日报》1914年12月24日。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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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7) Anderson（安德森）， Imagined Communities.
(8) Levenson（列文森），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尽管我很欣赏列文森的著作，我认为半个世纪后的写作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历史同其他文化产品一样都是它们时代的人工制品。
(9) 6
(10)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我很欣赏汪晖的著作，不过他关心的许多问题并非我关心的，他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同他那个时代的辩论密切相关的立场也不是我的立场。
(11) 7
(12) Yu⁃Sheng Lin（林毓生），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pp.11-18； Hao Chang（张灏），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p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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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关于满人的形成及18世纪的满汉关系，参见Grossley（柯娇燕）， A Translucent Mirror； Elliott（欧立德）， The Manchu Way。
(16) G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1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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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lman（艾尔曼），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230-231， 246-249.亦见Woodside（伍思德）关于精英领导体制的精彩讨论， Lost Modernities。
(20) 当然，这并不是要否认朝代更替和皇位继承在仪式上的巨大变化。甘怀真的《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追溯了早期帝国中皇权的命运及其同礼仪和经典的关系。在周绍明（McDermott）编辑的《中国的国家与宫廷礼仪》（State and Court Ritual in China）一书中的论文提供了截然不同的合法化技术的例子。柯娇燕（Grossley）的《评论文章：中国的统治》（“Review Article： The Rulerships of China”）提供了一种对中国王权概念的连续性问题叙述的建议性概论。
(21) 与格尔茨（Geertz）在《尼加拉》（Negara）中提出的功能类别相比较，许多政体将神权和政治角色分开给两位统治者。
(22) 12
(23) 参见Weber（韦伯）， “The Sociology ofChrismatic Authority” and “The Meaning of Discipline”， in Gerth and Mills， trans. and eds.， From Max Weber， pp.245-264； Weber， “The Nature of Charismatic Authority and Its Routinization”。另见Wallis， “Charisma and Explanation”， pp.167-169。王斯福（Feuchtwang）和王铭铭在《基层卡里斯玛》（Grassroots Charisma）第10—21页中强调了附在条款上的跨文化问题的清晰讨论。
(24) Feuchtwang， The Imperial Metaphor.
(25) Bastid（巴斯蒂）， “Sacrifices d'État et légitimité à la fin des Qing”.
(26) 在罗马帝国、中世纪欧洲、近代欧洲，皇室的存在是直接的。“只要君主和国民阶层‘组成’国家，而不仅仅是它的代表，他们就可以在特定的意义上代表它。他们代表他们的君主而不是为但‘先于’人民。”［Habermas（哈贝马斯）， Structural T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pp.5-10.］这种趋势在法国尤为明显。路易十四——太阳王/阿波罗一生都在公众视野中度过，通过艺术、学术、宗教和文字宣传工作创造了一个作为权力化身的角色以及一个勤奋的行政人员。（Marin， Portrait of the King.）事实上，早期的法国国王几乎不那么注意展示，这可以巩固支持者，震慑反对者，甚至混淆王朝更迭。（Browm， The Monarchy of Capetian France and Royal Ceremon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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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清朝的《起居注》保存在相应的档案部门里，以给官方史家使用。
(29) 至少在康熙统治结束（1722）之前就如此，见Rawski（罗友枝）， The Last Emperors， pp.211-212。
(30) 从地理上看，清代大神庙和先农坛就在紫禁城的南边，前者在东边，后者在西边；而地坛在郊外（即紫禁城城墙外面）的东北，天坛在郊外的西南。
(31) Zito（司徒安）， Of Body and Brush.
(32) 14
(33) Atwood（艾骛德）， “‘Worshiping Grace’”.
(34) Atwood， “‘Worshiping Grace’”， p.103.
(35) “王子的复仇”是对黄宗羲建立在一些复杂经典典故上的《明夷待访录》题目的一种意译。见de Bary（狄培理）， Waiting for the Dawn；关于翻译黄氏著作题目的不可能性，见狄培理该书“Introduction”， pp.5-8。另见Grieder（贾祖麟），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a， p.35。
(36) Struve（司徒琳）， “Huang Zongxi in Context”； de Bary，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China， pp.6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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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De Bary， “Introduction”， Waiting for the Dawn， pp.20-24.
(39)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27—28页。转引自De Bary， Waiting for the Dawn， pp.91-92。
(40) Ping⁃chen Hsiung（熊秉真）， “T'ang Chen and the Works in Obscurity”.
(41) Ping⁃chen Hsiung， “T'ang Chen and the Works in Obscurity”， pp.118-119.
(42) 17
(43) Bastid， “Official Conceptions of Imperial Authority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pp.147-186； Bastid， “La ‘position’ dans le ceremonial d'État à la fin de l'Empire”.
(44)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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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最近的著作和新的视角复杂化了一个曾经被简化成“失败”和“保守主义”的故事，建议更详细的故事，并非厚脸皮的成功而是坚持不懈的制度建设。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黄爱平、黄兴涛编著：《西学与清代文化》；Grieder，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chps.3-4。仍旧值得阅读的学术著作是Wright（芮玛丽），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47) 王柏心：《王言》，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十，第3—4页。
(48) Mittler（梅嘉乐）， A Newspaper for China？， pp.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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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Eastman（易劳逸）， “Ch'ing and Chinese Policy Formation during the Sino⁃French Controversy， 1880-1885”， pp.596-597， 608-610.
(50) 近期的学术研究否认了像康、梁所指控的断断续续的自强改革的成果。见Yue Meng， “Hybrid Science versus Modernity”； Elman， “Naval Warfare and the Refraction of China's Self⁃strengthening Reforms into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ailure， 1865-1895”。尽管如此，并没有否认失败的事实。
(51) Mittler， A Newspaper for China？； Wagner（瓦格纳）， “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and the Chinese Public Sphere”.
(52) Bennett（贝奈特）， Missionary Journalist in China.
(53) 《四洲志》。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221—266页。中国人的世界地理学包括魏源的《海国图志》（1842），见Leonard（李欧娜）， Wei Yuan and China's Rediscovery of the Maritime World；徐继畬的《瀛寰志略》，见Drake（龙夫威）， China Charts the World。
(54)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8—9、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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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结果是出现了一种新的出版工业，见Reed（芮哲非）， Gutenberg in Shanghai。
(56)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12章。另见Rudolph（陆德芙）， John Fryer。
(57) Biggerstaff（毕乃德），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 Rudolph， Negotiated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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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这是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在对历史的情感投入和对价值的智力投入之间做出区分的一种表现，见他的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esp.1-5，以及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I：75-78.
(60)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723页。
(61) 关于概述，参见《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716—723页；Hsi⁃yuan Chen（陈熙远）， “The Revelations of the Sacred Scriptures”；还有雷中行的《明清的西学中源论争议》关于起源问题长期“争论”的近期研究。
(62) 《黄遵宪全集》卷二，第1399—1400页。
(63) 《黄遵宪全集》卷二，第1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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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第55页。这种私立学校可能得到了当地官员的支持。
(66) Bastid， “Servitude or Liberation”， p.9.
(67) 规范的研究是桑兵的《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另见Wakeman， “The Price of Autonomy”。
(68) 在西方，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名词出现在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期间，不同的“知识阶层”概念在20世纪10年代前广泛传播。见Eddy U， “Re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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