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与共和国仪式
在万众瞩目下，袁世凯于1912年转向了共和主义。他将1912年在北京举行的“双十”纪念会转变为对权力的展示。仪式于上午6时在中华门建造的礼仪拱门开始。当时北京的公共空间正在被重建。掩藏着帝国的层层城墙开始倒塌了。军事游行沿着如今的长安街举行，政要们都坐在天安门上。到1914年，挡住这条路线的大门被永久打开；此后不久，皇城（不是其中的紫禁城）的城墙和向北通往天安门的道路两侧的办公室被拆除。 (79) 中华门只是原来的大清门改了名字，以前曾是连接天安门和紫禁城的走廊的入口。1912年，清帝退位的诏书就是在其拱顶上书写的。将中华门作为双十节庆典的起点是提醒全国，武昌起义最终能够建立共和国完全是因为袁世凯策划的清帝退位。 (80)
袁氏本人身着制服在天安门主持军事阅兵，阅兵人数达13000人，现场演奏着军歌。 (81) 据说袁氏展现出强壮、自信、认真和机敏等统治者的美德。阅兵之后，袁氏接待了来自东北、蒙古和西藏的议员、文官、记者和活佛。袁氏向特别杰出的英雄颁发了奖章，如黎元洪以及他自己手下的将军段祺瑞、冯国璋。但是，孙中山和黄兴以他们只是为人民服务的理由拒绝了这一荣誉，在共和国这种荣誉可能标志了不公正的区别。 (82)
换句话说，共和国的包容性很快就崩塌了。由宋教仁组织并背后有孙中山支持的国民党选举成功，对袁世凯方来说是一个威胁。在即将就任新议会总理之际，宋氏于1913年3月被暗杀。 (83) 袁世凯正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控制国会。一场短暂的起义“二次革命”于1913年7月在南方爆发，以反抗袁氏的镇压措施。起义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被镇压，其领导者孙中山和蔡元培等人逃亡国外。由于已没有更多的反对者，袁氏在10月被国会的剩余议员选为总统。
袁氏在1913年10月10日宣誓就职。上午9时30分，袁氏乘坐礼仪车抵达天安门，并在一支军乐队的陪同下进入了皇城。 (84) 10时，警卫、官员和其他观众被带入紫禁城外朝区域的太和殿，就职宣誓将要在这里举行。外国人被带到东北角的观礼区。在此期间播放了“国乐”，并发射了101支礼炮。然后袁氏走上大厅北端的平台，面朝南，官员分列他的两旁。当音乐停止时，袁氏宣誓就职。观众向他鞠躬一次，他回鞠了一躬。然后袁氏宣读了他的誓词。观众向他鞠躬三下，他回鞠躬三下。最后奏乐，袁氏与观众离开。
袁氏的就职典礼在许多方面都与皇帝登基仪式不同，但是面朝南的行为模仿了自从远古时代就象征着王权的最关键特征。自18世纪初以来，清朝皇帝登基仪式的重要时刻就在太和殿内举行。所有仪式结束后，外国大使、高级官员、清宫代表和袁世凯本人都观看了军事游行。 (85) 典礼持续了将近4小时，6个军事单位在观景台前游行。袁氏穿着军装，配长剑。他的蓝色帽子上有一个五色五角星，侧面是金色的菊花，还有白色的羽毛。他的制服是蓝色羊毛制的，带有金色编织和金色装饰图案。他的靴子是黑色皮革的。他的裤子有3个红色条纹，袖口是红色的。
袁氏的大元帅服旨在象征年轻共和国的政治结构。 (86) 但是外朝对公众的开放也同样重要。典礼结束后，普通市民可以获得免费门票，参观袁氏宣誓就职的旧故宫。 (87) 在围绕这个地方的传统神圣和禁忌方面，袁世凯正在将统治世俗化。但是就他自己的权力而言，他的仪式表演是使新国家形象化的过程的一部分。袁氏的军事机构在1914年继续统治着双十节。在1914年游行结束后，袁氏正式开放了一个博物馆，以陈列来自热河和沈阳的旧清宫艺术品和文物。 (88)
到目前为止，可以认为袁氏的总统仪式符合共和价值观念。在承担对革命烈士精神的祭拜或至少以政府的名义授权这种祭拜时，袁氏像对祖先一样对待他们。因此，他不仅通过表现出一定的孝道，而且也通过自身展现他们的魅力，来呼吁人们遵守共同的文化规范。袁世凯对军事符号的使用也引导了如今的普遍价值。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以来，军事化一直是一项激进的要求。与此同时，清宫被故意降低为博物馆的地位。曾经标志着皇城入口的天安门成为共和党的公民纪念碑，取代了其保护旧宫殿的作用。
袁氏还表现出他正在以各种法律措施建设近代国家。到1914年中，有人提出以法规禁止政府工作人员、人力车夫和商人留辫子。（类似地，一位检察官提出的关于复兴叩头的请求被立即拒绝。 (89) ）政府办公室在元旦节期间关闭，同时尝试减少传统的春节假期。按照国际惯例，袁世凯举行了正式招待会以会见外国人和中国人。阅兵在袁氏、受邀的客人以及各地官员面前进行，代表了国家秩序、纪律和公民身份。同时，群众参加国庆节庆祝活动代表了由团结和共同性所定义的民族感。
在某种程度上，清朝的博物馆化象征着将国王送上断头台。根据《清室优待条件》，皇室成员（小皇帝、皇后以及无数的太监）仍然活着，并且生活得相当好，他们被安置在紫禁城北部僻静的地方。 (90) 公众则被邀请参观外朝的宏伟建筑和新建立的古物陈列所。该陈列所的展品虽然只是庞大的帝国艺术品收藏中的一小部分，但被视为中国“民粹”的核心。 (91) 学者们将许多物品标记为“国宝”，并为此感到自豪。帝国艺术品的法律地位尚不完全清楚，但在大众的想象中，它们立即成为国家遗产的一部分。拥有某些艺术品，例如古代青铜器，早已代表了王朝的合法性。他们的公开展示证明了共和国的合法性。
然而，袁世凯总统府的象征性结构并不完全是共和主义的。他的起居室和办公室位于中南海，这是紫禁城西侧的公园式区域，原为皇室专用。美国大使芮恩施讲述了他向袁氏呈递国书的童话般的旅程。 (92) 袁氏为芮恩施安排了一辆华丽的马车，上面有涂着金色装饰的蓝色珐琅，由八匹马拉车。除了袁氏的骑兵护卫，他还由自己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和使馆人员所陪同，因为毕竟美国方面也必须坚持自己的礼仪。他们到达中南海，被带到袁世凯的家中，芮恩施相信这是慈禧曾经用来囚禁光绪的宫殿。芮恩施很是感动。
我们围绕皇城西部，沿着美丽南湖的城墙，并在一个巨大的门前下了车……拥有精美样式和鲜艳色彩的古老建筑与那个季节的清澈湖水形成鲜明对比。它们所引起的震撼人心的景象，让人在乘坐老式船只慢慢划过整个皇家湖面时不禁留下深刻印象。船上有小木屋，装饰着帘幕和软垫，并带有侧板，人们用长杆撑船一摇一晃地前进。 (93)
与许多其他西方游客不同，芮恩施非常喜欢这座帝国城市的建筑，他觉得这座城市宜人、宽敞，而且是保守的。 (94) 芮恩施被带领着穿过各个房间去会见袁世凯时，见到了很多非常高大的警卫，这使他想起了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对高个子男人的偏爱。最后，大使与总统的正式会见完成了。芮恩施总结道：“这种对外在展示的幼稚强调源于古老的帝国主义，这是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比看起来更重要的特征……厚重的丝绸，沙沙的声音，五彩斑斓的颜色，剧院中歌声和琵琶的回音——这些精致的东方装饰似乎至今还挥之不去。” (95) 尽管喜欢这种东方风格，芮恩施把他正式会见袁世凯的会客室评价为“太后建造的一个做作的近代建筑”。他还通过庆典仪式来观察袁氏的性格：“他名义上是共和主义者，但内心是一个独裁者。他把帝国所有闪闪发光的古老东西都保留下来了。” (96) 当然，若说袁世凯完整地保留了清朝的所有东西，这并不准确，但他的确对国家礼仪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考量，并故意保留了过去的许多特征。
早在1913年至1914年冬天，袁氏就制定了一个复兴皇帝礼仪的计划，即冬至祭天。他还对夏季的祭地以及春秋季的祭孔表现出兴趣。袁氏坚决否认这些举动代表着帝国野心。他进行古老的帝国祭祀的理由是功利主义的。他认为，自革命以来人民的道德水平一直在下降，而“礼乐”或者儒家思想被忽略了。关键不是祭祀能够调动精神力量，而是上天和孔子在大众的想象中代表美德。 (97) 如果政府忽视了对上天的崇拜，那么一旦农作物歉收，人民就会责怪政府。“虽然总统与皇帝不同，但最终他仍然是国家领导人，需要代表国家调整和进行重大祭祀活动。” (98)
袁氏提出故意将传统的仪式和更新的仪式混合起来。祭祀上需要献祭一头牛，进献丝绸、酒、碗、一个金香炉、一个玉杯等。祭祀上需要叩头，并奏古代音乐。如清朝一样，祭天将在黎明之前进行，但寺庙和天坛将用电灯泡装饰以照亮整个仪式。 (99) 袁氏既不穿近代服装也不穿清朝的皇室服饰，而穿古代周朝王公的长袍。 (100) 考古学家需要做很多研究，这种研究本身早已是权力仪式化的一部分。袁氏宣布，古代的祭祀是为了纪念上天作为万物的起源，而放弃这些祭祀就等于放弃了天下为公以及人类与上天的联系。 (101) 古代统治者知道天是人民意志的晴雨表，因此需要公正地保护人民。袁氏认为这一切与共和原则完全兼容。
袁氏与过去的最大变化是他决定允许庶人私祭，并要求地方政府的参与。上天不再象征着皇帝的独特本质。总统只不过是模范和“首席主持人”。 (102) 1914年2月，袁世凯下令将对上天的崇拜定为一般性活动（通），并且公民可以在其家中举行适当的仪式。 (103) 袁氏说，他将代表国民，地方官员则代表地方人民。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各地官员都遵从了命令，但几乎没有私人家庭向上天献祭。在上海，政府在城市南门外的工业培训中心搭建了特殊的平台，以作为临时的祭坛。当地教育官员主持了仪式，北京要求他们遵循中央政府制定的仪式程序。 (104) 而在首都，所有政府机构都应派一名代表参加主要的仪式。 (105) 以黄帝作为上天的拟人形象的提议被否决，理由是黄帝仅代表汉人，而共和国涵盖了多个民族。 (106)
寺庙和天坛由于世俗的重复使用，可能已经变得世俗化了。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外国军队故意亵渎了这些地区。袁氏执政的头几年，他曾抱怨美国士兵在那里踢足球。尽管如此，那些清朝建筑仍然存在。后来，1914年12月23日冬至，袁世凯在古老的祭坛上进行了祭祀。 (107) 这是第一次由总统和整个国家的地方官员对上天的祭拜。 (108)
现在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本书的引言中就提到的这个事件。袁氏自称事先斋戒三天表明他的个人礼仪纯洁，即使他宣称自己只是国家的代表。袁氏对象征皇家的黄色的挪用以及士兵都是他力量的象征。袁氏祷告称：
惟天降鉴，集命于民，精爽式凭，视听不远。时维冬至，六气滋生，式遵彝典，慎修礼物。敬以玉帛牺齐，粢盛庶品，备兹禋燎，祗荐洁诚。尚飨。 (109)
事实证明，1914年向上天的祭祀是共和国历史上的独特事件。第二年，袁世凯的君主制计划遭到反对，受其困扰，他暂时中止了祭祀活动，后来天坛那片土地变成公园和博物馆。
更为成功的祭祀是春季和秋季的祭孔，尤其是在学校体系中。民国初年，第一任教育部部长蔡元培废除了这些规定，但在袁氏的统治下又恢复了。本质上，袁世凯试图找到一种中间方式，既使孔子获得一定的官方认可——这是跨越革命边界的连续性的一个很好象征——同时也拒绝让儒家成为中国官方宗教的请求。一方面，袁世凯指出，中华民国宪法明确承认宗教自由，并迫切希望控制广阔的边疆地区，他不能只考虑传统的汉人文化。 (110) 另一方面，袁世凯为孔子被指责提倡专制政权作辩护。袁氏说，孔子生于一个贵族专制时代，他也曾试图改善这些状况，儒家思想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袁世凯采用了康有为的部分儒家进步主义思想，声称孔子促进了新兴的和平，并预见了大和或大同。上天生了孔子，让他成为时代的导师。 (111) 袁氏因此认为学校继续祭祀孔子是适当的。
1913年秋天，儒家的祭祀在北京的老国子监举行，财政大臣梁士诒（1869—1933）代表总统参加。 (112) 典礼之前，北京的精英们（包括外国记者、教育家和外交官）都看到了祭品。仪式本身似乎已经相当正式地进行了，但仍有报道称有些人认为仪式已经变质。第二年，袁世凯担任主祭亲自主持祭祀，他乘坐装甲车驶过文庙（或称夫子庙），穿过大批士兵。4个叩头仪式之后，献上酒、牲畜和纸币，之后再作另外4个叩头。 (113)
孔子直到清末才成为国家礼仪的中心。1906年，对孔子的崇拜从中等规模的祭礼升为盛大的祭礼。 (114) 正如郭亚珮（Ya⁃pei Kuo）所表明的那样，这对于康有为式的改良派是一个长期的梦想，他们认为孔子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文化的精粹存在于儒学之中。清政府希望在废除科举制度后，孔子能将国家文化统一起来。然而，尽管对上天的大型祭祀彰显了天子——也就是皇帝——在宇宙中的独特作用，但在祭祀孔子的过程中，皇帝也变成了人类中的一员。与传统的天地、土地、社稷以及皇帝的祖先等传统祭祀对象不同，孔子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士绅和文人平民的崇拜。清朝对孔子的地位的提升是试图以牺牲皇帝的超越性为代价来加强民族认同以及人民与君主制之间的联系。
结果对于袁世凯来说，无论是上天还是孔子都没有什么超越性的表现。可以预料的是，总统大元帅还注意到了文庙在军事上的“双胞胎”——武庙。清朝很久以来就在武庙里供奉武艺英雄和关帝，但是袁氏在1914年下令赋予岳飞同等的地位，并且对他们两人祭祀与共和国烈士的纪念仪式一起举行。 (115) 跟革命烈士 一样，他们可以被转变成近代爱国主义的象征。 (116) 关帝代表着忠诚和正义等美德。岳飞是汉人将军，抵抗了满人之前的北方入侵者。晚清革命者对岳飞很尊敬，袁世凯可能一直在试图唤起人们的汉人身份而同时又不冒犯中国的其他民族。当他开始为称帝造势的时候，有报道称袁世凯甚至试图让他的一位祖先被册封在武庙。 (117)
袁氏的“迷信”被一些人嘲笑， (118) 但袁氏远比革命者对民情有更好的把握。例如，报道称1912年革命者在广州试图限制儒家思想的尝试遭到了反对。 (119) 革命者似乎将双十节作为民族和国家的庆祝活动，并视孔子和上天为君主专制和帝国所有的不可挽回的污点。革命后，军事和民政官员在中国主要城市领导了新共和国的新仪式。用鞠躬代替了三跪九叩的整套仪式，但祭祀的基本含义得到了保留。这些官方仪式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共享的体验，同时又能在区分官僚和男性特权的等级体系中精心区分了选定的群体。对袁世凯来说，目标是将他的统治与终极的权威联系起来，或者至少与超越他的个人的权威联系起来。他基本上能够在他的图景中重塑国家象征。但是，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那样，即使是他的君主制也接受了民族的新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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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根基（以革命开始，以皇帝退位、宪政继承结束）的双重性质，甚至体现在国家主权的近代象征——邮票上。政府于1912年9月宣布发行两枚邮票：一枚是以水稻为背景的孙中山像，另一枚是以小麦为背景的袁世凯像。 (120) 这些邮票很好地结合了南北方的生态主题，也反映出共和国政治统一的脆弱性。 (121) 后来由国民党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采用的同盟会复兴主义神话就被设定在共和政体的第一年，讲的是有能力的袁世凯和平解决“混乱”的故事。尽管如此，在民国成立的头几年，双十节促成了一系列表演，让身体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官员、士兵、学生等的模范身体出现在了特别展出上。这也是让不同的身体特征相混合的机会。在兴奋的氛围里，公共的和私人的体验混合在了一起。跟身体相关的近代习惯的典型例子包括鞠躬的广泛使用，以及正式场合的握手礼。短发成为公民的新外貌标志，至少对男人而言是这样。剪掉男性辫子的运动相当成功。 (122) 对女性而言，对缠足的解脱也成为同样显著的身体特征。正如不鼓励男人留长发一样，女人也被禁止将头发剪短。 (123) 在法律和实践中，公民身份依旧男女有别。服装当然也在变化。依旧是官员、学生和士兵在男装改革中起了带头作用，北京政府也对正式场合需要注意的适当服装给出了详细穿戴指引。然而女学生的制服与男学生的制服相当接近。
在共和国成立的头几年，革命的记忆体现在国家认可的仪式形式中。这是通过习惯和思考、辩论和争斗的结合才实现的。被辩论的仪式和仪式化的辩论，都反映了民国初年复杂的政治文化。这个共和制国家宣称其合法性的基础与清朝或其他任何先前的中国朝代都不同。它寻求与民族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并希望更紧密地控制其公民。在帝国末期，元宵节和端午节等群体性庆祝活动提供了颠覆性的潜力和超越社会界限的时机，狂欢节式的庆祝活动与中世纪晚期的欧洲无异。 (124) 他们庆祝了复杂的宇宙等级制度，并最终重申了将皇帝居于顶端的社会秩序。与之相反，双十节虽然涉及许多相同的活动，例如游行、灯笼和宴会，但它强调的是共同的身份。 (125) 它没有保证完全平等，但它的参与形式表明，个人也是公民系统中适当的一部分：士兵、学生、官员、商人等。这种群体上的身份虽然在情感上比家庭成员间的联系要弱，但它具有较高的政治层面的意义，这使得新生的国家与个人联系在了一起。双十节是一种政治仪式，而不是宇宙仪式。就体现记忆的角度而言，双十节是对革命的记忆。1916年，随着袁世凯的逝世和君主专制的全面崩溃，《盛京时报》使读者回想起1911年和1915年为自由所做的流血牺牲。 (126)
但是那次革命是什么？它实现了什么？几年之内，知识分子的幻想破灭，变得愤世嫉俗。1924年10月10日的一篇报纸文章将共和国十三年中的每一年都比作一种疾病。 (127) 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体制一直处于危机之中。1913年的起义就像是隔膜的感染，而袁世凯称帝就像脑出血。1917年的清朝复辟——一次军事政变，使溥仪的皇位恢复了两个星期——是“假死”。1919年国家的背叛——《凡尔赛条约》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给日本——是天花。20世纪20年代不断发生的内战代表了各种失调。这种冷嘲热讽是从袁世凯独裁统治的初期继承而来的。1913年10月11日，《申报》发表评论：
如果我们问我们的同胞昨天有什么大惊小怪、鼓掌和叫喊声，他们会回答：“是为了纪念共和国，为了庆祝总统。”如果我们问为什么要纪念和庆祝，他们会回答：“我们希望中华民国的进步。”但是，我们仍然拥有相同的老总统，相同的旧政府，相同的旧立法机关，相同的旧司法机构，相同的旧公民，而且现在是大惊小怪的同一天，人们保持镇定而健忘，但它仍然是旧中国。进展在哪里？因此，我希望从总统以下的每个人都能拒绝所有相同的旧事物，并振奋精神，在这个亚洲大陆上建设一个新国家，这样我们就配得上“中华民国”一词的真正含义。 (128)
作家鲁迅（1881—1936）在1925年反思1911年的辛亥革命，他认为根本的问题是记忆的失败和中国人忘记历史的倾向。 (129) 那些革命性的复仇精神去了哪里？ (130) 鲁迅指出，扬州和嘉定大屠杀的记载，与明代遗民著作一样，是为了复兴被遗忘的仇恨。但是随着革命的来临，这种复仇的愿望消失了。鲁迅认为这是由于革命的乐观主义和对于“文明”的渴望。鲁迅指出，南京的满人驻在处已经被摧毁了，但他不认为这是出于汉人的报仇欲望。相反，据他听说，大部分损失是由满人自己造成的。无论如何，“即使你将《扬州十日记》挂在眼前，也不至于怎样愤怒了”。鲁迅抱怨说，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情况很快退回到君主制重新出现时。对于复仇本身，鲁迅既不觉得光荣，也不诋毁。他认为这既正常又危险。他的真实观点似乎是，中国人民的愤怒总是太频繁地被误导并且是间歇性的。
然而，尽管共和党知识分子对此表示怀疑，但革命后君主制运动的失败表明某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的国家显然不是民主国家。它甚至可能仅仅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国家。 (131) 帝国主义势力继续严重限制任何中国政府可采取的行动范围，而革命使地方和区域性的权力持有者能够越来越独立地运作。但是，诸如妇女、工人、学生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农民和少数民族等在社会上没有权利的群体仍在争取公民身份。公民身份意味着能与其他公民具有共同的国家地位，从这个有限的意义上讲，它不必包含民主权利（如投票、担任公职等），而仅仅只是享受国家保护的权利。公民身份在讨论和实践中都不稳定，但是公民身份的标记从无到有，迅速扩散到民国初年的各种符号、典礼、节日、仪式和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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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特约路透电》，《民立报》1912年10月12日，第5509页；《国庆声中之北京》，《民立报》1912年10月14日，第5528页；《纪念日中之纪念日》，《民立报》1912年10月18日，第55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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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南京国庆纪念日之景况》，《时报》1912年10月13日；《民立报》1912年10月18日，第5564页。
(7) 《北京专电》，《民立报》1912年10月12日，第5526页。
(8) Judge， “Citizens or Mothers of Citizens？”第一次南京议会和后来的北京议会拒绝给予妇女选举权，参见Edwards（李木兰）， Gender， Politics， and Democracy。尽管父权制的共生双胞胎君主制崩溃了，父权制却血淋淋而不屈不挠地暂时幸存了下来。
(9) 谬子：《我所经过之一打双十节》，《申报》1924年10月10日，第206/663页。
(10) 相关文献十分丰富。参见Gillis， ed.， Commemorations； Stråth， ed.， Myth and Memor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Spillman， Nation and Commemoration。该领域奠基性的研究是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Hobsbawm and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有关超越纪念意义的国家仪式的研究包括有Wilentz， ed.， Rites of Power； Ozouf， Festival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Agulhon， Marianne into Ba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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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们将在下文详细看到，参见Bell， Ritual Theory， Ritual Practice。
(12) 对这一时期政治仪式最主要的研究是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沈艾娣强调近代公民身份和民族身份之间的联系是通过仪式进行的。相关的中文研究包括陈恒明：《中华民国政治符号之研究》；刘世昌：《中华民国国庆节之制定与第一个国庆日之纪念》，《“国立”编译馆馆刊》1971年1月，第113—122页；周开庆：《国庆纪念日的由来》，《行知集》，第59—72页；王更生：《我们的“国旗”》；孙镇东：《“国旗国歌国花”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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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912年12月发行的新邮票也以纪念为特色，邮票上印有英文“革命纪念”和中文“中华民国光复纪念”。Yu⁃Chin Huang， “National Identity and Ideology in the Design of Postage Stamps of China and Taiwan， 1949-1979”， pp.16-17.清朝在19世纪80年代建立了邮政服务体系，第一批邮票以龙为主题。
(15) 刘世昌：《中华民国国庆节之制定与第一个国庆日之纪念》，《“国立”编译馆馆刊》1971年1月，第114页。
(16) 《皖垣纪念会志盛》，《申报》1912年10月5日，第4页。
(17) 参见如《筹备纪念会手续》，《民立报》1912年9月24日，第5357页；《纪念会之预备》，《民立报》1912年10月2日，第5430页；刘世昌：《中华民国国庆节之制定与第一个国庆日之纪念》，《“国立”编译馆馆刊》1971年1月，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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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中华民国之国庆日与纪念日》，《申报》1912年9月24日，第3页。
(20) 《县议会见闻录》，《申报》1912年10月5日；《民立报》1912年10月5日，第5458页。
(21) 《上海光复之纪念日近矣》，《民立报》1912年10月20日，第5584页；《地方纪念之仪式》，《民立报》1912年10月25日，第5626页。
(22) 《新宁波之纪念日》，《民立报》1912年10月27日，第5646页；《南京电报》，《民立报》1912年10月28日，第5652页。广州黄花岗起义是孙中山组织的一系列失败起义中的最后一次。
(23) 《特约路透电》，《民立报》1912年10月12日，第5509页。
(24) 刘世昌：《中华民国国庆节之制定与第一个国庆日之纪念》，《“国立”编译馆馆刊》1971年1月，第114页。9月下旬（农历八月十九日），就在将武昌起义纪念日定为新国庆日（10月10日）的同时，大会也批准了黎元洪派代表到武昌的请求。参见《民立报》1912年9月25日，第5365页。
(25) 《革命纪念会发起意趣书》，《民立报》1912年9月12日，第5253页。该协会由孙中山和黄兴成立，根据高劳：《中华民国第一届国庆纪事》，《东方杂志》1912年12月2日，第5页；刘世昌：《中华民国国庆节之制定与第一个国庆日之纪念》，《“国立”编译馆馆刊》1971年1月，第118页。到了双十节，这个组织变成了共和纪念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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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答客问：革命纪念月应有之盛况》，《民立报》1912年9月22—23日，第5343、5352页；吴氏的演讲再版于刘世昌：《中华民国国庆节之制定与第一个国庆日之纪念》，《“国立”编译馆馆刊》1971年1月，第115—116页。吴稚晖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但他与孙中山关系密切，后来支持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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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南京电报》，《民立报》1912年10月3日，第5436页；《各省国庆日之景象》，《民立报》1912年10月10日，第5502页。
(30) 《国庆纪念日之上海》，《时报》1912年10月12日；《民国第一国庆纪》，《民立报》1912年10月12日，第5512页；《双十节之南京》，《民立报》1912年10月12日，第5510页；《武昌起义周年纪念会之预告》，《时报》1912年10月19日。
(31) 《追悼之序》，《时报》1912年10月6日；《国庆日追祭诸烈士礼节》，《时报》1912年10月12日。
(32) 《国庆日道祭诸烈士礼节》，《时报》1912年10月12日，第4页；也参见《国庆节布置情形》，《民立报》1912年10月7日，第5475页；《北京电报》，《民立报》1912年10月3日，第5436页；《北京电报》，1912年10月12日，第5508页。鲜花和水果的供品一般是供奉给神灵的，而不是祖先，对祖先供奉的是全餐。
(33) 221
(34) 《工界之祝典》，《民立报》1912年10月10日，第5503页。
(35) 《预言祝典》，《民立报》1912年10月5日，第5453页。
(36) 《国庆阅兵大典预志》，《盛京时报》1916年10月10日，第35/172页。
(37) 《二百万元之国庆经费》，《盛京时报》1916年10月20日，第35/212页。
(38) 《五周国庆志盛》，《盛京时报》1916年10月10日，第35/180页。
(39) 《预志国庆纪念之盛况》，《申报》1916年10月3日，第142/548页；《国庆纪念之预备》，《申报》1916年10月4日，第142/566页；1916年10月7日，第142/617页；1916年10月7日，第142/620页。
(40) 222
(41)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95.
(42) Yung（荣鸿曾）， Rawski（罗友枝）， and Watson（华若璧）， eds.， Harmony and Counterpoint； and Joseph S. C. Lam（林萃青）， State Sacrifices and Music in Ming China.
(43) 王更生：《我们的“国旗”》，第11页。
(44) Ye and Eccles， “Anthem for a Dying Dynasty”.也参见皮后锋：《中国近代国歌考述》，《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260—271页。
(45) 《临时政府公报》第8号（1912年2月5日），第164页。
(46) 《国歌拟稿》，《临时政府公报》第22号（1912年2月25日），广告附录。
(47) 参见皮后锋：《中国近代国歌考述》，《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264页。
(48) 《中华民国立国纪念歌》，邹华民谱曲，参见王更生：《我们的“国歌”》，第3页；皮后锋：《中国近代国歌考述》，《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264页。这两处文献来源提供的歌曲版本略有不同，后者指的是“五大民族”，但没有实质性差异。
223
(49) 王更生：《我们的“国歌”》，第14页。
(50) 王更生：《我们的“国歌”》，第14—15页。
(51) 224
(52) 《临时政府公报》第143号（1912年9月20日），第627页。1912年10月8日，一则公告刊登在《申报》上。
(53) 王更生：《我们的“国歌”》，第14—15页。
(54) 王更生：《我们的“国歌”》，第15—16页。（按英文原文翻译。张謇原作：“前万国而开化兮，帝庖栖与黄农。巍巍兮尧舜，天下兮为公。贵胄兮君位，揖让兮民从。……尧唯舜求兮，舜唯禹顾。莫或迫之兮，亦莫有恶。孔述所祖兮，孟称尤著。贵民兮轻君，世进兮民主。”——译者注）
(55) 225
(56) 王更生：《我们的“国歌”》，第15页；皮后锋：《中国近代国歌考述》，《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264—265页。
(57) 王更生：《我们的“国歌”》，第19—20页。
(58) 《中华雄立宇宙间》，王更生：《我们的“国歌”》，第18—19页；也参见孙镇东：《“国旗国歌国花”史话》，第40—45页；周开庆：《谈国歌》，《行知集》，第81—85页。
(59) 226
(60) 《政府公报》1915年5月26日，第833页。
(61)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15年5月23日，第449—451页。
(62) 周开庆：《谈国歌》，《行知集》，第83页。
(63) 历史学家为查证共和国旗的起源做了很多工作，我将重点关注有关国旗的争论。参见最近的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p.98-106；王更生：《我们的“国歌”》；孙镇东：《“国旗国歌国花”史话》，第6—25页；小野寺史郎：《清末民初の国旗おめめぐる构想と抗争》。
(64) 227
(65) 孙镇东：《“国旗国歌国花”史话》，第24—25页。联邦制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被讨论过，但对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从来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66) 《参议院第四次开会纪事》，《盛京时报》1912年5月14日，第3页。
(67) 《临时政府公报》第6号（1912年2月3日），第6—7页。
(68) 王更生：《我们的“国旗”》，第62页。
(69) 228
(70) 《中华民国旗之历史》，《盛京时报》1912年3月19日，第4页。正因为孙中山强调其革命血统，难怪青天白日旗似乎狭隘地为其他政治人物所独有。孙中山继续使用青天白日图案作为他的中华革命党、20世纪20年代初期广州政府以及国民党（没有红色背景）的旗帜，这表明它确实是一个党派旗帜。
(71) 《各国务员之政见》，《东方杂志》1912年7月1日，第21605页；也参见《参议院第五次开会纪事》，《盛京时报》1912年5月17日，第4页。没有说明另外的两种颜色可能代表什么。或许蔡元培考虑的是苗族和壮族。
(72) 《政府公报》（无编号）1912年6月7日，第90—91页。
(73) 《中华民国旗之历史》，《盛京时报》1912年3月19日，第22/145页。
(74) 《杂评二》，《申报》1917年10月11日，第685页。
(75) 229
(76) 《东亚之情势》，《盛京时报》1915年10月17日，第32/240页；《国旗问题之聚讼》，《盛京时报》1915年10月29日，第32/303页；不清楚这个符号是什么。
(77) 《鬼的双十节》，《大公报》（长沙）1924年10月22日（引自第4部分）。
(78) 230
(79) Hung Wu， Remaking Beijing， pp.23-24， 60-61.
(80) 《特约路透电》，《民立报》1912年10月12日，第5509页。
(81) 《国庆日大阅》，《时报》1912年10月12日；《煌煌大观之国庆日》，《时报》1912年10月17日，第3页。
(82) 刘世昌：《中华民国国庆节之制定与第一个国庆日之纪念》，《“国立”编译馆馆刊》第1期（1971年10月），第113—122页。袁世凯的荣誉名单受到普遍批评，尤其是在他“分封”蒙古诸侯似乎更直接地违反了共和原则之后。段祺瑞和冯国璋最初镇压革命者的观点也被提出来了。见《孤愤》社论，《读国庆日赏勋命令有感》，《时报》1912年10月15日。［徐］血儿：《呜呼赏功》，《民立报》1912年10月12日，第5516页，这篇社论更尖锐，指责袁氏无视了那些在革命中牺牲了自己的人们。社论以这种方式持续了几天，甚至在平息之前在国民议会提出了问题。
(83) 231
(84) 该描述尤其取自《总统之服色》，《时报》1913年10月11日，第4页；《补录筹备国情事务处通告》，《时报》1913年10月12日，第4页；《关于清皇室代表之礼节》，《时报》1913年10月14日，第3—4页。
(85) 也参见《总统之服色》，《时报》1913年10月11日，第4页。
(86) 不过，服饰的专制主义是采用自欧洲的。Mosse， “Caesarism， Circuses， and Monuments”.
(87) 《补录筹备国情事务处通告》，《时报》1913年10月12日，第4页。
232
(88) 《紫禁城游记》，《时报》1914年10月18日，第4页；1914年10月30日，第4页。
(89) Peking Daily News， 1914.12.29， p.4.有关袁氏总统任期的概述，请参阅Young（杨格）， 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
(90) 233
(91) Cheng⁃hua Wang， “The Qing Imperial Collection， circa 1904-1925”.该陈列所的藏品包括数十万件大部分从皇家收藏中征用来的物品，尽管清朝皇室仍保留了紫禁城所有艺术品的有效所有权。
(92) 芮恩施是一位政治学家，对当时的东方主义很感兴趣。他的回忆录是Reinsch，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93) Reinsch，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p.1.
(94) 234
(95) Reinsch，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pp.3-4， 5.
(96) Reinsch，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pp.1-2.
(97) 《祭天大礼之预备谈》，《时报》1914年12月21日，第3页。
(98) 《祭天大礼之预备谈》，《时报》1914年12月21日，第3页。
(99) 《民国第一届祭天典礼预闻》，《时报》1914年12月18日，第3页。
235
(100) 据说，袁氏谦虚地拒绝穿周天子（皇帝）的长袍。Peking Daily News， 1914.1.16， p.4.
(101) 《政府公报》第945号（1914年12月21日），第208页。
(102) 《祭天大礼之预备谈》，《时报》1914年12月21日，第3页；
(103) 《政府公报》第631号（1914年2月8日），第203—204页。
(104) North⁃China Daily News， 1914.12.21， p.15.
(105) 《民国第一届祭天典礼预闻》，《时报》1914年12月18日，第3页。
(106) 《政府公报》第631号（1914年2月8日），第206页。
(107) 236
(108) 关于祭品的报道参见Peking Daily News， 1914.12.24， pp.4-5；《筹备中之祭天大典》，《时报》1914年12月23日，第4—5页； Reinsch，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pp.24-26。
(109) Reinsch，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pp.25-26.
(110) 《命令》，《时报》1913年6月27日，第2页；《大总统复学校祭孔命令》，《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6号；《命令》，《时报》1914年2月10日，第2页。孔教运动将在下一章讨论。
(111) 237
(112) 《本会纪事：总会》，《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8号；《国子监丁祭之盛仪》，《时报》1913年9月11日，第3页。
(113) Peking Daily News， 1914.9.29， p.5.
(114) Ya⁃pei Kuo（郭亚珮）， “‘The Emperor and the People in One Body’”.
(115) North⁃China Daily News， 1914.11.26， pp.7-8； Johnston（庄士敦）， “Chinese Cult of Military Heroes”.关于关帝的变化意义，参见Duara， “Superscribing Symbols”；关于岳飞，参见Matten， “The Worship of General Yue Fei”。
(116) 238
(117) Johnston， “Chinese Cult of Military Heroes”， pp.88-89.
(118) Jerome Chen（陈志让）， Yuan Shih⁃k'ai， pp.159-160.
(119) 《粤省商团祝圣之热闹》，《时报》1912年10月17日，第4页；《再志粤省各界孔诞祝典之盛》，《时报》1912年10月18日，第3页。儒家礼教不是流行文化的主要部分，却是学校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许对革命政府的敌意是出于税收问题，孔子的生日则提供了一种抗议的载体。
(120) 《新式纪念邮票》，《民立报》1912年9月23日，第5348页。
(121) 239
(122)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p.30-40； Weikun Cheng（程为坤）， “Hairdressing and Ethnic Conflict”.
(123) 法律禁止女性留短发，因为它代表一种异装癖，由此损害了公共道德。《禁止女子剪发》，《时报》1913年3月23日，第7页。
(124) 参见陈熙远：《中国夜未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5本第2分（2004年），第283—329页。
(125) 240
(126) 《国庆日之感言》，《盛京时报》1916年10月10日，第35/168页。
(127) 《多灾多难的中华民国》，《大公报》（长沙）1924年10月10日，第44/436页。
(128) 《杂评二》，《申报》1917年10月11日，第1230/545页。
(129) 鲁迅：《杂忆》，《鲁迅全集》第1册，第317—323页。
(130) 241
(131) 尽管如此，重要的是要注意国家建设和近代化进程在袁总统甚至他的继任者期间持续开展。在清末新政和宪政改革的精神下，政府机构至少偶尔地被合理化了；一再解散和重新组建议会令人沮丧，但也为国家精英保留了某种公共舞台。参见Young， 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 Nathan（黎安友）， Peking Politics， 1918-1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