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历史与革命

(1) 长期以来，“汉”这一身份符号在清朝是合法的人群类别。 (2) 晚清知识分子以此建立对等关系，把“汉”与国家地位、国家主权与排斥其他民族联系起来。这当中包含了革命逻辑。一方面，这个简单的逻辑破坏力很强。如果中华民族等同于“汉”族，那么满人统治阶级或满人皇帝就不存在正当理由。一旦民族被视为国民，并且国民与国家之间建立了联系，那么“外来”控制的概念就变得可恶了。这是对国际上单一民族国家体系的一种解读方式，该体系最终为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918年“民族自决”的观点提供了支撑。 (3) 当然，还有其他解读国际国家体系的方式：如我们所见，由瓦特尔和惠顿等人主导的国际法，基于“它们实际上可以维持其主权”为前提的某种循环逻辑，承认所有形式的国家，无论是帝国还是城市都享有平等的主权。国家或“人民”的国家愿望不具备特定的合法性。这并没有阻止民族主义运动围绕诸如赫尔德（Herder）之类的18世纪浪漫民族主义者和诸如马志尼（Mazzini）之类的19世纪自由民族主义者的思想形成。本章和下一章将探讨身份、历史和国家的概念如何共同为中国的革命辩护。

谭嗣同是晚清学者中第一个既不接受传统宇宙论又不接受君主制的学者。正如张灏指出的，谭氏不仅批评了“君主与臣民的关系”，还全然抨击了三纲。 (4) 他特别指出了满人统治的残酷性。谭氏的民族压迫感未达到成熟的民族主义，但他在寻求新的政治秩序的过程中衍生出了反满主义。 (5) 谭氏认为，正如臣民对君主单方面的服从是错误的一样，孝道的权威地位和对妇女的压迫也都是错误的。谭氏认为，自然平等主义，也就是“仁”，渗透到整个人类的道德观念中，而所有这些不平等关系扭曲了自然平等主义。“仁”（宇宙仁慈、人性）是与人际关系相关的传统儒家价值观，谭氏从平等主义的角度重新进行了彻底的诠释。到1896年，谭氏早期相当保守的排外主义已被间接基于基督教、儒教和佛教渊源的普世主义展望所取代。 (6) 谭氏在《仁学》中创造了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使“仁”与宇宙存在内部的科学联系这一特质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康有为之后，谭氏也将孔子视为有远见的“改良派”，在他看来，孔子致力于促进民主和平等。 (7) 佛陀、墨子、耶稣和其他精神领袖都同样理解“仁”的本质。

在谭氏对历史的解读中，孔子的真正教义在孟子之后就消失了，并被荀子之类的人败坏了，荀子的思想成了帝国制度的基础。“当统治者实行荀子的教义时，他将其当作一种手段，让自己凌驾于臣民之上，保持臣民的无知，并通过他的自我放纵和暴力破坏臣民的思想。” (8) 从政治上讲，帝国制度无非是一种利用三纲五常“窃取”国家的不正当压迫形式。 (9) 在《仁学》第二部分著名的开头段落中，谭氏说：

君统盛而唐虞后无可观之政矣，孔教亡而三代下无可读之书矣！……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其分际又非甚远于民，而不下侪于民也。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 (10) 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 (11)

谭氏的言语甚至比严复的“批判韩愈”更为激烈，他着眼于中国君主制的罪行及其在保守文化中的根源。谭氏指出，满人统治下汉人被“奴役”，他把君主制本身与死亡和献祭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谭氏质问人民为何“顺从地接受”压迫型统治者向他们施加的所有惩罚，当统治者失去王位时，欣然为其“尽忠而亡”。这确实很让人疑惑，因为换掉治国不力的统治者是很自然的事情。一个问题是中国人误解了“忠诚”的真正含义。在谭氏看来，孔子指的是互惠、公正和平等，而不是盲目服从和屈服于武力。

谭氏有点偏执。他认为，如果不是由于邪恶的君主主义者和教皇的狡猾挪用，人们为何会认为孔子和耶稣的平等主义教义毫无现实意义？对于人民来说，尽管天生聪明，却已变得无知。“君臣之祸亟，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此皆三纲之名之为害也。” (12) 谭氏坚称，父子关系就像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一样，并非天然存在，因此如果要进行类比，必须基于这样的理解，即父子平等且都是上天的后代。三纲是“民贼”设立的。

谭嗣同已经制定出大部分革命方案：共和主义、平均主义、对儒家宇宙社会等级制的否定以及反满主义。剩下的就是更精确地定义汉、满的区别并构建“汉民族”的概念。完成工作后，谭氏做好准备成为烈士，并在1898年成为民族气节的象征。梁启超将谭氏牺牲的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烧到了一代年轻知识分子的身上。梁启超流亡国外时在日本的第一批作品宣传了谭氏的故事，他还出版了谭嗣同的《仁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