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主义的仪式：国旗和国歌
唱歌当然是为国家庆祝的一种方式。清朝末年，在国家外交场合与西方国家一起演奏时，已经产生了对国歌的需求。像以往的朝代一样，清政府总是在仪式场合进行音乐表演，但没有国歌。 (42) 清末的学校里教授各种爱国歌曲，但这些歌曲并没有标准化。 (43) 根据正统的儒家理论，音乐的目的是教育，王朝的政治稳定性直接取决于其音乐的健康程度。1911年初，官员们开始研究欧洲国歌，以找到更合适的音乐来满足当前的需要。1911年10月5日，清政府公布了新的国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巩金瓯”的歌词——金瓯是与帝国统治相关的礼器——指的是天命和帝国的和平与繁荣。歌词没有问题。然而，这首歌让传统主义者感到震惊。他们认为这个组成非常不吉利，并且它们预言了王朝的终结。 (44) 传统音乐家的观点似乎有一定的道理。
革命后的十年间，人们创作出了许多爱国歌曲。这些都展现出应该如何培养适合民国政府的精神。早在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就呼吁音乐家们演唱代表民族特色并振奋人民精神的歌曲。 (45) 教育部很快公布了一个符合他们心中要求的例子。 (46) 这些歌词描述了一个新的亚洲正在发展，一个新的国家正在形成，五色国旗飘扬，整个国家洋溢着荣耀，以及人民欢迎文明的和平时代。虽然这首歌的主要思想似乎很明确，但似乎也模糊地承认了中国的落后和追赶西方的必要性。 (47)
沈心工（1870—1947）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和教育家，具有激进主义的倾向，他为《中华民国立国纪念歌》撰写了歌词。 (48) 这是革命的纪念赞歌。“共奋精神，共出力气，共捐血肉，消除四千余年专制政府之毒，建立亿千万年民主共和之国。而今以后，凡我华人，如手如足，勤勤恳恳，整整齐齐，和和睦睦；兴我实业，修我武备，昌我教育。”沈氏的歌词体现了革命者十年来的核心观念，包括某种好战的精神。其他歌曲强调了中国的悠久历史和庞大规模，自然资源丰富，土地富饶以及文明程度很高。一首颇受欢迎的歌曲是献给双十节的简单赞美诗：
想想！大家都想想！
今天为了什么而兴奋？
高高挂起红灯笼，
举起国旗
迎风招展。
因为这是在武昌举起革命旗帜的周年纪念日，
推翻专制
并建立共和国。
人民精神振奋，
愿共和国永远富有而强大！ (49)
10月，上海的文明书店发行了一首更为复杂的歌曲，其中提到了黄帝和周朝文明的荣耀：
四千年来
专制政府束缚着，
人们没有自由。
从远古时代开始
只有英雄才能成就伟大。 (50)
这首歌暗示革命虽是由英雄完成的，但是现在所有人都可以为自己的国家做出贡献。此外，中国既是古老的又是新的，现在是“共和国的五个民族共享一条船”。
(51) 1912年9月，教育部举行了一场公开国歌创作比赛，由国会选出获胜者，并向其提供500元的奖金。 (52) 最终，一共收到了300首参赛歌曲，但实际上没有作出选择。 (53) 1913年，卫生部邀请包括章炳麟、严复、梁启超、张謇、蔡元培和辜鸿铭等特定学者提交作品。此列表具有一定的政治范围。跟章炳麟一样，蔡元培曾经是一名革命家，尽管他在1912年回到中国从事教育工作之前主要在欧洲学习。张謇（1853—1926）曾是君主立宪制的重要拥护者，他是当年最出类拔萃的进士，但他决定成为企业家、实业家、教育家和政治家。辜鸿铭（1856—1928）则完全不同：他出生于马来亚，并在英国、德国和法国接受了教育，他为张之洞工作了很多年，宣称至死效忠清朝。
张謇提交了3首歌。它们也许更像有深度的诗歌而不是歌曲，其中包含了典故。张氏尤其受到黄金时代神话的启发，以古代帝王禅位的故事来象征民国发生的事件：
［中国］在近代以前就享有文明，
伏羲、黄帝和神农
尧舜，崇高！高大！
帝国是公有的。
皇帝由贵族后代担任，
按照人民的意愿禅位。
……
尧只找到了舜，
舜只找到了禹。
没有人被强迫，
没有人使用邪恶的［方法］。
孔子记录了这些祖先故事，
孟子很好地解释了：
“民贵君轻。” (54)
由此，民主终于得以实现，5个民族团结起来。 (55) 张謇笔下的人民是被动的，他们受到圣贤君主、孔子和孟子的启发。在张謇的歌词里，人民是贤良的，但他将民国植根于古代文化而非近代革命。
对于国歌，章炳麟则将革命视为复兴，并庆祝了武昌起义。 (56) 他的歌词暗示着民国代表了整个中国历史的高潮。按照民众的意愿，野蛮人已被改造，帝国制度已被废除。所有这一切，不曾受过任何真正的暴力：“没有战斗的尘埃/但我们仍旧光复了我们的土地和传统。”由于它们之间的旧障碍被摧毁了，5个民族现在将和谐相处。
梁启超的方法避开了张謇的古典主义思想，也避免了章炳麟对当代事件的关注，而从整体上讲述中国的伟大。 (57) 他歌颂了中国幅员辽阔、土地肥沃、人口众多，还具有悠久且有教化的历史。梁氏确实提到了黄帝的后裔在中国的种族中划为一类，他总结道：“距汉人开拓者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了，现在又是英雄出现的时候了。”
国歌在政治上通常是中立的。也就是说，它们培养普遍的、共同的爱国主义，并试图不分裂人民。实际上，许多准国歌坚持要求5个民族和谐相处。黄帝不是种族的标志，而是象征中国血统的伏羲和神农等文化英雄之一。至于尧和舜，他们成为共和主义本身的祖先，呼应了中国古代民主起源的传统主张。直到1915年5月袁世凯最终选择《中华雄立宇宙间》时，共和国才得以正式确立新的国歌。
中华雄立宇宙间，
廓八埏，
华胄来从昆仑巅，
江湖浩荡山绵连，
共和五族开尧天，
亿万年。 (58)
共和国的第一首国歌忽略了革命，并庆祝了中国超越时空的存在。然而，批评者发现歌词中有帝国主义的倾向。 (59) 袁世凯的国务卿徐世昌（1855—1939）以自古以来音乐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为依据，为国歌辩护。 (60) 但是，袁氏的教育部长汤化龙（1874—1918）严厉批评了歌词。 (61) 汤氏嘲笑了“雄立宇宙间”的形象，将其与停留在坚实的土地上作对比。他发现“五个民族”的团结与汉人祖先尧的形象之间存在矛盾。此外，“尧天”暗示着一种帝国的心态。汤氏认为，没有提到舜，就放弃了禅位的象征。结果，这首国歌很快变得清晰了。袁氏施行君主制后，第五行改为“帝国五族开尧天”，并建议永恒不适用于民国，而适用于皇帝尧-袁。最后，该行再次更改为“勋华揖让开尧天”，更明确地暗示了民国本身的“禅位”。在1915年和1916年，由小学生演唱了这首歌的各种版本。 (62) 直到1920年，北京政府才正式采用了新版国歌。
关于国旗的辩论更加具有争议性。关于旗帜本身，可以说五色旗很快在多个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 (63) 候选旗帜之一是孙中山大力拥护的青天白日旗，其历史可追溯到1895年的起义。后来又添加了红色的“土地”背景，并最终成为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旗帜的基础。最初在同盟会受到青睐的其他旗帜包括古代武器或“井”字，它们代表井田系统，因而代表了社会主义。在1911年和1912年的大部分战斗中，革命军使用了十八颗星的旗帜，每颗星代表一个省。五色旗被几位革命军国主义者使用，其中最重要的是江苏的程德全（1860—1930）和上海的陈其美（1878—1916）。程德全是清朝的高官，而陈其美是革命家。五色旗对如此不同的人有什么吸引力呢？
也许其中一个因素是五色旗象征了共和国夺取清帝国领土的能力。 (64) 尽管人们对这5种颜色有多种解释，但到目前为止，最普遍的解释是它们代表了这5个民族——红色代表汉族，黄色代表满族，蓝色代表蒙古族，白色代表回族，黑色代表藏族。由于这些民族或多或少地占据不同的地区，因此国旗象征着共和国的领土。但这是否可以象征领土一体化？国旗既象征着差异，又象征着身份：5个民族合为一个中华民族。尽管有人支持其他旗帜，但它们似乎过于具有党派特征或者是片面的。十八颗星代表了由各省组成的整个中国。这就好比美国使用星星代表州会令人想到受到了玷污的联邦制。批评家说，把中国想象成许多省份是带分裂意味的。 (65) 对十八星旗的另一个批评是，它不包含满州、蒙古和新疆，那些地区当时还不属于省级行政体系。
尽管孙中山进行了游说活动，临时国民议会还是于1912年1月10日投票通过采用五色旗作为国旗，而十八星旗将代表陆军，孙中山的青天白日旗代表海军。国民议会于5月再次讨论该问题，但杨廷栋等人指出，到目前为止，五色旗已为大多数中国人和外国人所认可。 (66) 这可能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主要论点，还有袁世凯的愿望是避免举起会让人们联想到革命神话的旗帜。
由于孙中山在其他领域的政治灵活度，他从未接受过五色旗，并一直到20世纪10年代还在批评它。在临时国民议会上，他曾辩称五色旗存在致命缺陷。他说，五色旗源自清朝海军官兵的旗帜，它背叛了革命，并且通过将满人与帝王黄色联系起来，它也背叛了共和主义。最后，即使就其自身的象征意义而言，其自上而下的颜色等级也背离了5个民族平等的观念。 (67) 同样，它显然忽略了较小的少数民族。 (68) 对孙中山来说，青天白日旗因其历史而被合法化（没有其他旗帜被使用了那么长时间或者经历了如此多次起义），他强调太阳代表了一个在亚洲崛起的伟大国家。（批评者说它很像日本国旗，而且太阳与日本人也有可疑的密切联系。）在短短几个月内，孙氏为青天白日旗本身颜色的象征提供了新的解释。 (69) 红色背景象征着烈士们的鲜血及其在革命中的牺牲，因此代表着自由。白色的太阳象征着纯洁和兄弟般的爱，而蓝色的天空象征着正义。 (70) 对于旗帜，蔡元培批评五色旗，理由是这些颜色的使用不科学（他说应该有7种颜色）。 (71) 更重要的是，国旗应代表整个国家。
尽管如此，五色旗有自己的革命资质，其象征意义更直接地是民族主义。6月，国民议会投票通过采用五色旗。 (72) 决议指出，5种颜色早已被中国人民接受。它还指出了在等级、声音、气味等各个领域，根据传统它们都被划分为五类。儒家有五常：仁、义、礼、智、信。没有明确指出的是，任何呼吁都可能是源于“五行”的相关宇宙学的残余概念，这些概念也与朝代周期有关。随着清朝统治的结束，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但主要的一点是，国旗本来象征着消除中国人民之间的“边界”。
从一个角度看，旗帜的确切性质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拥有一个旗帜，任何一个旗帜都可以。1912年刊发的《中华民国旗之历史》讲述了一场革命战争的故事。 (73) 革命军被迫撤退；灰心丧气的革命军在城垛上落下了自己的旗帜。突然，一个13岁的男孩冲了出去，想把它带回来。清军将火力集中在旗帜上，革命士兵则试图阻止这个男孩。但是他哭了：“旗帜是军队的灵魂。我们怎么能让敌人拥有它？！”他设法拿到了，并穿过枪林弹雨回到革命者的身边。
几年后，一家报纸社论评论了双十节悬挂的大量国旗，这些国旗有的悬挂在办公室和企业的外面，有的由学生携带，有的固定在手推车和汽车上，有的挂在衣服上。 (74) 学生们尽管受到禁止，还是举起了他们的旗帜游行。这里暗示着以使用旗帜的合法性来为抗议作掩护。 (75) 尽管如此，作者所关注的还是人们对国旗的态度。这里的国旗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还是国家本质的一部分：
过去，当中国人民的元首进入帝国时代时，他们只为皇帝和大臣们留有余地，却从未想到过那面旗帜。最近，我们将名称更改为“共和国”，现在每个人都想到的只是总统、总理、士兵和议员，国旗又是多余的。但是，如果中国人看着先进的文明国家，他们不是在为国王或总统而战，而是为自己的旗帜而战。他们保护的不是国王、总统，而是国旗。……进行国内政策和外交事务的每一种办法都是以旗帜为基础的。
自然，袁氏的君主制运动引发了1915年对国旗正式的重新考虑。出现的一种可能的旗帜是白色的背景，带有红色边框，上面有两条金色的龙拥抱着太阳。赞成改变的官员认为，五色旗代表着一种平均主义，与他们正在恢复的君主制背道而驰。然而，其他人则争辩说，五色旗已在国内外得到承认，而且它对五族统一的象征也同样适用于君主制。最后达成了妥协，保留基本的五色旗，但在上角添加新的符号。 (76)
在袁氏复辟失败后，五色旗重新出现，尽管没有变色。1924年创作的歌剧《鬼的双十节》道出了国旗的重要性。 (77) 从逝者说起，英雄蔡锷（1882—1916）从云南的堡垒中抗击了袁氏的军队，他举起国旗给所有人看，并且大喊：“大家看！这是什么？这不是我们可爱的国旗吗？看看它的红、黄、蓝、白、黑的颜色有多漂亮！”但是那面旗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红色难道不是由我们的血液染成的吗？这黄色难道不是我们血肉的黄色吗？这蓝色难道不是我们的坟墓上长满的草丛创造的吗？这白色难道不是我们的骨头的白色吗？这黑色难道不是我们子弹的黑色吗？”蔡氏说，那面旗帜已经被玷污、被弄脏了，共和国已被军阀和政客窃取了。 (78) “双十鬼”暗示着五色旗已不仅仅代表了5个民族的团结：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代表着中华民国本身的理想。但这是一个可能正在迅速消失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