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变第五
文字之变流皆因自然，非有人造之也。南、北地隔则音殊，古今时隔则音亦殊，盖无时不变，无地不变，此天理然。当其时地相接，则转变之渐可考焉。文字亦然，《汉志》称《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则非刘歆伪体，为周时真字也。其体则今《石鼓》及《说文》所存籀文是也。然则孔子之书《六经》，藏之于孔子之堂，分写于齐、鲁之儒皆是。秦之为篆，不过体势加长，笔画略减，如南、北朝书体之少异。盖时地少移，因籀文之转变，而李斯因其国俗之旧颁行天下耳。观《石鼓》文字与秦篆不同者无几，王筠〔1〕所谓其“盘灾敢弃，知文同籀法”是也。今秦篆犹存者，有《琅玡刻石》、《泰山刻石》、《会稽刻石》、《碣石门刻石》，皆李斯所作，以为正体，体并圆长，而秦权、秦量即变方匾。汉人承之而加少变，体在篆、隶间。以石考之，若《赵王上寿刻石》，为赵王遂廿二年，当文帝后元六年〔2〕，《鲁王泮池刻石》，当宣帝五凤二年〔3〕，体已变矣。然绝无后汉之隶也。至《厉王中殿刻石》〔4〕，几于隶体，然无年月，江藩〔5〕定为江都厉王，尚不足据。左方文字莫辨，《补访碑录》〔6〕审为“元凤”二字，《金石萃编》疑为“保岁庶”等字，则“元凤”固不确也。《金石聚》有《凤凰画像题字》，体近隶书，《金石聚》以为元狩〔7〕年作，江阴缪荃荪谓当从《补访碑录》释为元康〔8〕，则晋武帝时隶也。《麃孝禹碑》为河平三年〔9〕，则同治庚午〔10〕新出土者，亦为隶，顺德李文田〔11〕以为伪作无疑也。《叶子侯封田刻石》〔12〕，为始建国天凤三年〔13〕，亦隶书，嘉庆丁丑〔14〕新出土。前汉无此体，盖亦伪作，则西汉未有隶体也。降至东汉之初，若《建平郫县石刻》〔15〕、《永光三处阁道石刻》、《开通褒斜道石刻》、《裴岑纪功碑》、《石门残刻》、《郙阁颂》、《戚伯著碑》〔16〕、《杨淮表纪》〔17〕，皆以篆笔作隶者。《北海相景君铭》〔18〕，曳脚笔法犹然。若《三公山碑》、《是吾碑》，皆由篆变隶，篆多隶少者。吴《天发神谶》〔19〕，犹有此体。若《三老通碑》〔20〕、《尊楗阁记》，为建武〔21〕时碑，则由篆变隶，篆多隶少者。以汉钟鼎考之，唯高庙〔22〕、都仓、孝成〔23〕、上林〔24〕诸鼎，有秦隶意。《汾阴》〔25〕、《好畤》〔26〕则似秦权。至于《太官钟》〔27〕、《周阳侯铜》〔28〕、《丞相府漏壶》、《虑俿尺》〔29〕，若《食官钟铭》、《绥和钟铭》〔30〕，则体皆扁缪，在篆、隶之间矣。
【注释】
〔1〕 王筠：南朝梁人，字元礼。累官太子詹事，清静好学，善才名。所著文章，以一官为一集凡一百卷。
〔2〕 后汉六年：汉文帝年号，公元前158年。
〔3〕 五凤二年：汉宣帝年号，公元前56年。
〔4〕 《厉王中殿刻石》：《甘泉山元凤刻石残字》，又名《广陵中殿石题字》，《江都厉王墓石题字》。已裂成三段，现存不足十字。翁方纲考定为昭帝、宣帝时物，但赵之谦等曾见精拓本，有“元凤”二字，故可确定为汉昭帝元凤二年（前79年）所刻。
〔5〕 江藩：清江苏甘泉人。字子屏，号郑堂。监生，博综群经，精于训诂，旁及诸子佛老。所作古文辞，风格豪迈。著有《周易述补》、《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等。
〔6〕 《补访碑录》：《补环宇访碑录》，金石著作，清赵之谦撰。
〔7〕 元狩：汉武帝年号（前122年-前117年）。
〔8〕 缪荃荪：近代江苏江阴人，金石学家，收藏家，撰《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博学，张之洞视蜀学，执贽门下，为撰《书目答问》。元康：晋惠帝年号（291-299年）。
〔9〕 《麃孝禹碑》：刻于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八月，隶书，亦有人疑为伪刻。河平三年：汉成帝年号，公元前26年。
〔10〕 同治庚午：清同治九年（1870年）。
〔11〕 李文田：清广东顺德人，字畬光，官至礼部侍郎，金石学家，工书画。
〔12〕 《叶子侯封田刻石》：王莽天凤三年（16年）刻，书体由古隶渐变八分。“葉”字有识作“莱”、“業”等字。
〔13〕 天凤三年：汉昭帝年号，公元前78年。
〔14〕 嘉庆丁丑：嘉庆二十三年（1817年）。
〔15〕 《建平郫县石刻》：汉碑刻。元寿元年（前2年）刻。又称范功平摩崖碑。
〔16〕 《戚伯著碑》：汉碑、隶书。见于欧阳修、赵明诚、洪适三家著录，后亡。有拓本，其真伪看法不一。
〔17〕 《杨淮表纪》：全称《司隶校尉杨淮表记》。东汉隶书摩崖石刻。熹平二年（173年）刻于褒斜道《今属陕西》崖壁。见《金石萃编》。
〔18〕 《北海相景君铭》：东汉隶书碑刻。石碑篆额题《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汉安二年（143年）立于任城（今山东济宁）。见《金石萃编》。
〔19〕 《天发神谶》：亦称：《吴天玺纪功刻石》。三国吴篆书碑刻。传为皇象书（一说为苏建书）。天玺元年（276年）立于建业（今南京）。碑石于晋宋时已断为三段，固有《三段碑》之称。见《金石萃编》。
〔20〕 《三老通碑》：《三老讳字忌日刻石》。清咸丰二年在浙江余姚客星山出土。刻成年月约在东汉建武二十八年（52年）以后数年内，书体由古隶渐变为八分。
〔21〕 建武：汉光武帝年号（公元25-56年）。
〔22〕 高庙：指《定陶鼎》，盖与器铭共十六字，盖间有“高庙”二字，其字画复有变篆为隶之体，是其为高庙祀器无疑。
〔23〕 孝成：《蟠虺雷纹鼎》。盖与器共五十六字，是鼎虽孝成庙器，乃造于孝哀即位之三年（前4年）。又有曰建平三年（前4年）十月，工王褒造。
〔24〕 上林：《上林供官铜鼎》，西汉铜鼎，铭有监工李负刍。见《金石录》。
〔25〕 《汾阴》：西汉鼎，小似古陪鼎，刻其侧曰汾阴侯。另有《汾阴宫鼎》，不知何指。
〔26〕 《好畤》：《好畤共厨鼎》，汉鼎，有铭五十字，在腹二十，有二字在盖。见《考古图》。
〔27〕 《太官钟》：《太官壶》，铭三十二字，体制类壶，铭曰钟。
〔28〕 《周阳侯铜》：《周阳家钟》，铜，误，应为“钟”。藏欧阳公家，铭曰：“周阳侯家钟”。汉器，亦有周阳侯瓯，盖一时器也。见《钟鼎款识》。
〔29〕 《虑俿尺》：汉铜尺，建初六年（81年）八月十五日造。
〔30〕 《绥和钟铭》：《绥和壶》，汉器，铭四十三字，全用汉篆体，兼有八分之致（《墨林快事》）。
今焦山《陶陵鼎铭》，其体方折，与《启封镫》、及《王莽嘉量》〔1〕同为《天发神谶》之先声，亦无后汉之隶体者。以瓦当考之，秦瓦如《维天降灵》、《甲天下》、《大万乐当》、《嵬氏冢当》、《兰池宫当》、《延年瓦》、《方春萌芽》等瓦，为圆篆。至于汉瓦若“金”字、“乐”字、“延年”、“上林”、“右空”、“千秋万岁”、“汉并天下”、“长乐未央”、“上林”、“甘泉”、“延寿万岁”、“高安万世”、“万物咸成”、“狼千万延”、“宣灵万有”、“喜万岁”、“长乐万岁”、“长生无极”、“千秋长安”、“长生未央”、“永奉无疆”、“平荣阿宫”、“亿年无疆”、“仁义自成”、“揜衣中庭”、“上林农宫”、“延年益寿”，体兼方圆。其“转婴柞舍”、“六畜蕃息”及“便”字瓦，则方折近《郙阁》矣。盖西汉以前无熹平隶体，和帝以前，皆有篆意。其汉砖有竟宁、建平，秦阿房瓦“西凡廿九”、“六月宫人”字纯作隶体，恐不足据。盖自秦篆变汉隶，减省方折，出于风气迁变之自然。许慎《说文·叙》诋今学谓“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盖是汉世实事。自苍颉来，虽有省改，要由迁变，非有人改作也。吾子行〔2〕曰：“崔子玉写《张平子碑》，多用隶法，不合《说文》，却可入印，全是汉人篆法故也。”桂未谷〔3〕曰：“《说文》所无之字见于缪篆者，不可枚举。缪篆与隶相通，各为一体，原不可以《说文》律之。”盖子玉所写之隶法，《说文》所无之缪篆，皆今学家师师相传，旧字旧体，展转传变可见也。《志》〔4〕乃谓秦时始建隶书，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许慎又谓程邈所作，盖皆刘歆伪撰古文，欲黜今学，故以徒隶之书比之，以重辱之，其实古无籀、篆、隶之名，但谓之文耳，创名而抑扬之，实自歆始。且孔子《五经》中无“籀、篆、隶”三字，唯伪《周官》〔5〕最多，则用《主子》、《韩非子》者，又“卿乘篆车”，此亦歆意也。于是篆、隶之名，行于二千年中不可破矣。夫以篆、隶之名承用之久，骤而攻之，鲜有不河汉者。吾为一证以解之，今人日作真书，兴于魏、晋之世，无一人能指为谁作者，然风气所渐移，非关人为之改作矣。
【注释】
〔1〕 《王莽嘉量》：新莽始建国元年（9年）所制铜质标准量器。器正面有八十一字总铭。现藏台湾故官博物院。
〔2〕 吾子行：吾邱衍，元龙游人，字子行，号贞白。精六书，工篆刻，与赵孟頫齐名。力矫唐宋六文八体之弊，以王筋篆入印，印学为之一变。著有《学古编》、《印式》等。
〔3〕 桂未谷：清曲阜人，字未谷，一字冬卉。乾隆进士。知永平县。以分隶篆刻著名，精于考证碑版。著有《说文义证》、《札朴》。
〔4〕 《志》：指《汉书·艺文志》。
〔5〕 《周官》：又称《周礼》。儒家经典。经古文家认为周公作，后人有所附益。经今文家认为成书于战国，或以为西汉末刘韵伪造。近参以周秦铜器铭文定为战国作品。系杂合周与战国制度，寓以儒家政治理想，编辑成书。
东汉之隶体，亦自然之变。然汉隶中有极近今真楷者，如《高君阙》〔1〕、“故、益、州、举、廉、丞、贯”等字，“阳”、“都”字之“邑”旁，直是今真书，尤似颜真卿。考《高颐碑》为建安十四年，此阙虽无年月，当同时也。《张迁表颂》〔2〕，其笔画直可置今真楷中。《杨震碑》〔3〕似褚遂良笔，盖中平三年者。《子游残石》〔4〕、《正直残石》〔5〕、《孔彪碑》〔6〕亦与真书近者。至吴《葛府君碑》则纯为真书矣。若吴之《谷朗碑》，晋之《郛休碑》、《枳阳府君碑》、《爨宝子碑》，北魏之《灵庙碑》、《吊比干文》、《鞠彦云志》、《惠感》、《郑长猷》、《灵藏造像》，皆在隶、楷之间。与汉碑之《是吾》、《三公山》、《尊楗阁》、《永光阁道刻石》在篆隶之间者正同，皆转变之渐至可见也。不能指出作今真书之人，而能指出作汉隶者，岂不妄哉。
【注释】
〔1〕 《高君阙》：《高颐阙》，东汉建安十四年（209年）刻。阙身北面刻“汉故益州太守武阳令上计史举孝廉诸部从事高君字贯方”二十四字隶书。据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得知高颐以建安十四年死于益州太守任所。
〔2〕 《张迁表颂》：又名《张迁碑》。汉中平三年（186年）刻，明初出土。隶书十六行，行四十二字。额篆书题“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
〔3〕 《杨震碑》：篆额题《汉故太尉杨公神道碑》。隶书。
〔4〕 《子游残石》：俗称《安阳残石四种之一》。隶书。东汉元初二年（115年）六月刻。
〔5〕 《正直残石》：汉碑刻，原石埋于西门豹祠内颓坊下。存“正直……”等四十五字，隶书，计八行。刻制年月不明。有疑非汉刻，谓当在西晋，北魏间。
〔6〕 《孔彪碑》：东汉隶书碑刻。篆额题《汉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建宁四年（171年）立于鲁县（曲阜）孔庙。
八分之说，议论纷纭，蔡文姬〔1〕述父邕语曰：“去隶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王愔曰：“王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张怀瓘曰：“八分减小篆之半，隶又减八分之半。”又云：“八分则小篆之捷，隶亦八分之捷。”蔡希综〔2〕曰：“上谷王次仲以隶书改为楷法，又以楷法变八分。”王应麟〔3〕曰：“自唐以前，皆谓楷字为隶，欧阳公《集古录》〔4〕始误以八分为隶。东魏《大觉寺碑》题曰“隶书”，盖今楷字也。洪迈〔5〕以晚汉之隶书为八分。吾邱衍以秦权、汉量为秦隶，未有挑法者为八分，比汉隶则似篆，以《石经》为汉隶有挑法者。包慎伯曰：“凡笔近篆而体近真者，皆隶书也。中郎变隶而作八分，八，背也。言其势左右分布相背然也。”按王愔、萧子良谓“上谷王次仲作八分”，卫恒云“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又叙梁鹄弟子毛宏，始云今八分皆宏法。按梁鹄已在魏时，毛宏更后，若毛宏始作八分，则汉、魏有挑法者，《石经》〔6〕等碑已备之矣。若如包氏〔7〕说中郎始变隶作八分，则中郎之前《王稚子阙》〔8〕、《嵩高铭》〔9〕、《封龙山》〔10〕、《乙瑛》〔11〕等碑已有挑法，何待中郎变之？且中郎《劝学篇》云“王次仲初变古形”，则非邕可知也。若如吾邱衍以篆未有挑法者为八分，则张昶八分碑乃即《华岳碑》〔12〕，卫觊金针八分书及《受禅表》〔13〕，皆有挑法者。若从王氏之说，以今楷书为隶书，以汉人书为八分，斥《集古》谓“汉人书曰隶”为误，则《序仙记》称“王次仲变苍颉书为今隶书”，则谓八分为隶亦可，是永叔亦不误也。王次仲作八分，张怀瓘从《序仙记》，以为始皇时人，王愔以为建初时人，萧子良以为灵帝时人。虽不能辨，而有挑法之隶起于安、和〔14〕之时，亦必为建初前人，必非灵帝时人也。且建武时《三老》、《尊楗》、《郫县石刻》，笔法已有汉隶体，则次仲之作，亦不可据。
【注释】
〔1〕 蔡文姬：蔡琰，汉末陈留圉人。蔡邕女。工诗，通音律。
〔2〕 蔡希综：唐曲阿人。希逸、希寂弟。工翰墨，兄弟三人皆为时重。著《法书论》。
〔3〕 王应麟：宋庆元人，字伯厚。淳祐元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博学多识，著有《深宁集》、《通鉴地理通释》、《困学纪闻》、《玉海》等二十三种。《宋史》有传。
〔4〕 《集古录》：宋欧阳修撰。十卷。亦作《集古录跋尾》。为我国现存著录金石最早的专著。
〔5〕 洪迈：宋鄱阳人，字景卢，号容斋，又号野处。绍兴十五年进士。官至端明殿学士。博学，尤熟悉宋代掌故。著有《容斋随笔》、《夷坚志》等。《宋史》有传。
〔6〕 《石经》：《熹平石经》，东汉隶书刻石。传为蔡邕书。熹平四年（175年）刻于洛阳。
〔7〕 包世：清安徽泾县人，字慎伯，号倦翁，泾县古名安吴，世称“包安吴”。嘉庆举人，官新喻知县。工书，名重于江南。著有《安吴四种》。
〔8〕 《王稚子阙》：东汉元兴元年（105年）刻，隶书。
〔9〕 《嵩高铭》：《嵩高山石阙铭》。又名《堂谿典请雨嵩高庙铭》、《季度铭》。东汉熹平四年（175年）刻。隶书十六行，行五字，今缺后半。
〔10〕 《封龙山》：《封龙山碑》，东汉隶书碑刻，延熹七年刻。
〔11〕 《乙瑛》：《乙瑛碑》，全称《鲁相乙瑛清置百石卒史碑》。东汉隶书碑刻。无额。永兴元年（153年）立于鲁县（曲阜）孔庙。
〔12〕 《华岳碑》：《书断·妙品·张昶》：“华岳庙前一碑，建安十年刻也。”
〔13〕 卫觊金针八分书：《闻人牟准卫敬侯碑阴》：“《魏群臣上尊号奏》，钟元常书，《魏受禅表》卫凯金针八分书。”凯应作觊。《受禅表》：三国魏隶书碑刻。传为梁鹄书（一说钟繇书），钟繇刻石，黄初元年（220年）立于许昌。
〔14〕 安、和：安，汉安帝，公元107-125年在位；和，汉和帝，公元89-105年在位。
张怀瓘《书断》又云：“楷隶初制，大范几同，后人惑之。学者务益高深，渐若八字分散，又名之为八分。”高南阜〔1〕《八分说》：“汉末伯喈始添掠捺，‘八’字左右而分布之，是谓八分。为分别之分，非分数之分也。”翁方纲《隶八分考》，据此两说，引《说文》“八”字条：“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并引：“丐”字、“詹”字、“氽”字有“八”字义，以为必作“分别”、“分列”解，因攻齐胡公棺有隶为伪。诸家以八分先于隶为谬。又谓分剂、分量、分数之分，《玉篇》扶问切，在去声二十三问。《礼记》：“分无求多，礼达而分定是也。”此字自古无读平声之理。杜诗：“大、小二篆生八分。”押平声。即以“分”字音义论之，其为分布、分列之分可无疑惑，其说甚辨。按古音无平仄之分，《离骚》“好蔽美而称恶”，与“恐导言之不固”、“哲王又不寤”为韵，则以入声之“美恶”，读为去声之“好恶”。《急就章》：“万方来朝，臣妾使令。汉地广大，无不容盛。”是以“于以盛之”之平声为去声也。则汉人无平、去声之别可知。《玉篇》〔2〕、杜诗皆在沈约〔3〕之后，岂足据乎？
【注释】
〔1〕 高南阜：高凤翰，清胶州人，字西园，号南村，晚号南阜。诸生，雍正五年举孝友端方，官徽州绩溪知县。工书画，嗜砚，收藏甚富。著有《砚史》，《南阜诗抄》。
〔2〕 《玉篇》：字书。梁顾野王撰。三十卷。为《说文》之后一部重要字书。
〔3〕 沈约：南朝梁吴兴武康人，字休文。历仕宋齐二代，后助梁武帝继位，为尚书仆射，官至尚书令。工诗，时号系明体。创“四声八病”说。撰有《宋书》、《四声谱》等。
原诸说之极纷，而古今莫能定者，盖刘歆伪作篆、隶之名以乱之也。古者书但曰文，不止无篆、隶之名，即籀名亦不见称于西汉，盖今学家本无之。惟时时转变，形体少异，得旧日之八分，因以八分为名。盖汉人相传口说，如秦篆变《石鼓》体而得其八分，西汉人变秦篆长体为扁体，亦得秦篆之八分。东汉又变西汉而增挑法，且极扁，又得西汉之八分。正书变东汉隶体而为方形圆笔，又得东汉之八分。八分以度言，本是活称，伸缩无施不可。犹王次仲作楷法，则汉隶也，而今正书亦称楷。程邈作隶，秦隶也，而东魏《大觉寺》亦称隶。八分可为通称，亦犹是也。善乎刘督学熙载〔1〕曰：“汉隶可当小篆之八分，是小篆亦大篆之八分，正书亦汉隶之八分。”真知古今分合转变之由，其识甚通。以两汉碑考之，其次叙诚可见也。又如今人以汉文为散文，以六朝为骈文；而六朝人又有文笔〔2〕之异。汉、魏之间，骈、散莫分，而与西汉、六朝少异，既可上列于散文，亦可下次之俪体，随时所称，以为文字。八分之说殆犹是欤！中郎之说，盖当时之学家通称。但文姬述之不详，而为古学篆、隶所惑，故乱之千载耳。今为别之。自《石鼓》为孔子时正文外，秦篆得正文之八分，名曰“秦分”，吾邱衍说也。西汉无挑法，而在篆、隶之间者，名曰“西汉分”，蔡中郎说也。东汉有挑法者，为“东汉分”，总称之为“汉分”，王愔、张怀瓘说也。楷书为“今分”，蔡希综、刘熙载说也。八分之说定，篆、隶伪名从此可扫除矣。
【注释】
〔1〕 刘熙载：清江苏兴化人，字伯简，号融斋。道光进士，官至左春坊左中允，广东学政。后主讲上海龙门书院。撰有《艺概》。
〔2〕 文笔：六朝人区分文体为文、笔。无韵的文章称笔，有韵称文。见《文心雕龙·总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