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知识进步的方向
三、探索知识进步的方向
严：在您看来，我们在把握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王：在我看来，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是学科未来发展的重要向度，是国际关系学的一副面孔，它的价值在于明确知识进步的方向，目标在于求“真”，关键在于平衡“现代”与“古典”。
严：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在于明确知识进步的方向，这是不是和科学观念不断发展和变动有关，国际关系研究是不是要追随科学观念的发展？
王：在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明确知识的进步方向是我们的重要目标。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除了要求我们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去解决具体问题外，其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有助于我们确定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力方向。从科学哲学家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自然科学的进步是影响社会科学进步的重要因素。从逻辑实证主义到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我们看到了国际关系研究从机械的系统论观点到范式间折中、融合的转变，尽管形而上的科学观念与具体的国际关系理论之间常常不具有可以相互推出的关系，因为同一种科学观念可能指导着不同的具体理论，具体理论也有可能受到不同科学观念的启发。但是，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我们要有敏锐的“元理论”眼光，要看到科学、科学哲学，以及社会科学哲学发展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指南意义。关注国际关系的形而上学并不能直接帮助我们解决现实问题，但它会为我们在学科“森林”的探索中指明道路。
逻辑实证主义和科学研究纲领
逻辑实证主义（logic positivism）又称“逻辑经验主义”，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大陆。它的基本特征是把数理逻辑方法与传统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结合起来，主要目标是取消“形而上学”和建立一种科学哲学。
逻辑实证主义认为有意义的命题只有两类，一类是经验科学命题，它可以由经验证实，另一类是形式科学命题，也就是科学和逻辑，它们可以通过逻辑演算检验。除此之外的“形而上学”问题，既不是分析命题，也不是经验命题，因而是毫无意义可言的“虚假问题”，应当从科学中清洗出去。
逻辑实证主义声称要把哲学从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把提供一种语言逻辑分析的方法，阐明概念和命题、特别是科学命题的意义，作为自己哲学的任务。
科学研究纲领是由英国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 1922—1974）提出的科学哲学观点，在批判和借鉴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和库恩的范式理论的基础上，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研究纲领是应用范围大、影响人们思维方式深刻、能指导时代的科学活动的科学理论，或是某一科学的理论纲领。
科学研究纲领由硬核和保护带组成。硬核是不容反驳和改变的、稳定而确定的基本理论，比如牛顿力学理论中的运动三定律与万有引力定律。而保护带则由可以随时调整与改变、以应付反常情况的辅助性假设和应用理论构成。
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是“正面启发法”与“反面启发法”。前者指的是一组提示或暗示性指令，用来修改、精练保护带，后者则提醒科学家应该避免哪些研究途径，防止损害硬核。
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要特别重视自然科学进步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启发。比如亚历山大·温特（Alenander Wendt）2015年的著作《量子思维与社会科学》（Quantum Mind and Social Science），彻底颠覆了传统意义上国际关系学界对科学观念的理解，量子思维被系统引入了国际关系领域。尽管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量子思维尚未取代牛顿力学思维，但量子思维模式对不连续性、跃迁、复杂因果关系和不确定性的关注，无疑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国际关系。特别是量子思维中有关纠缠态和波函数的讨论，对我们理解主体间性的产生与变化、施动者与结构的互构进程、非理性行为的动因有很大启发。
严：提到量子力学理论，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内容，但我们似乎普遍对这个领域一知半解，都只有一种模糊的概念，似乎我们都能说明白一些内容，但是很难在具体研究中使用它的方法。
王：是啊，这个和我们用平板电脑取代台式电脑，用手机取代电话座机不一样。量子力学对牛顿力学不只是物理学意义上的突破，更重要的是一种观念的更替。就像我们要放弃地心说承认日心说那样，认知过程是困难的。从科学革命发展阶段的角度考察，科学观念的更新有两个标准。从认知的角度来看，有符合科学性的反传统科学观念出现，这一点量子力学已经满足了。从科学共同体的分布来看，大多数人忠实认同并自觉实践新的科学观念。显然，对于量子思维而言第二点尚未实现。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尝试用新的观念去思考现实。
薛定谔的猫
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严：用量子思维去思考问题，对我而言最大的启发是我们要开始重视偶然性问题。在量子力学的思维中，传统的因果关系不再存在，它呈现出一种不确定的概率关系。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薛定谔的猫”，在这个比喻中，猫的生死实际上是一个偶然性的关系，观察者什么时候打开盖子观察猫，有可能猫是活着的，也可能是死掉的。猫的生死状态是一个概率性事件，取决于触发这个事件的行为。那么如此说来，科学中的那些定律、规律就不是唯一重要的了，而偶然性和概率成为研究的对象。
薛定谔的猫
薛定谔的猫（英文名称：Schrödinger's Cat）是奥地利著名物理学家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 1887—1961）提出的一个思想实验，是指将一只猫关在装有少量镭和氰化物的密闭容器里。镭的衰变存在概率，如果镭发生衰变，会触发机关打碎装有氰化物的瓶子，猫就会死；如果镭不发生衰变，猫就存活。根据量子力学理论，由于放射性的镭处于衰变和没有衰变两种状态的叠加，猫就理应处于死猫和活猫的叠加状态。
这只既死又活的猫就是所谓“薛定谔的猫”。但是，不可能存在既死又活的猫，必须在打开容器后才知道结果。
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类比，当然只是类比，不一定科学。比如说特朗普的行为，特别是他的“推特外交”。我们现在经常说特朗普的行为喜怒无常、很难预测，他时不时发一个推特出来，然后很多国际议题就因此改变，这个决策甚至没有通过传统的官僚程序。比如他突然宣布要和金正恩在朝鲜见面，突然宣布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如果我们用大数据进行模拟，比如通过特朗普和他幕僚的对话数据、外交文件，我们也许可以推测出特朗普的行为。但是只要我们进入不了特朗普的内心，我们就很难发现他的行为规律，一切都是偶然性的结果，我们不知道是什么触发了波函数的坍缩，决定了他当下的选择。
这当然是一个大胆的类比，不过量子思维给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的启示是，我们要关注Contingency的研究，就是偶然性、特殊性、概率性的研究。实际上当前对硬科学的研究已经开始摆脱了对规律的迷思，转而深入探索偶然性及其条件，但是偶然性的观念对于我们这种长期接受牛顿科学式思维训练的国际关系学生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我们已经习惯了规律，习惯了权力平衡带来稳定，习惯了博弈论和行为预期的理论，量子思维会给我们造成一种不适感。我们还没有接受“没有规律”“黑天鹅现象”成为我们时代的主题，或者是把偶然性作为一种潜在的范式，我们还没有一种研究偶然性事件的具体方法。我想这有可能是国际关系研究知识进步的方向之一。
黑天鹅现象
黑天鹅现象（“Black swan”incidents），又称黑天鹅事件、黑天鹅理论，指非常难以预测，且不寻常的事件，通常会引起市场连锁负面反应甚至颠覆。
它的名称由来是：在发现澳大利亚的黑天鹅之前，17世纪之前的欧洲人认为天鹅都是白色的。但随着第一只黑天鹅的出现，这个不可动摇的观念崩溃了。黑天鹅的存在寓意着不可预测的重大稀有事件，它在意料之外，却又改变着一切。
一般来说，“黑天鹅”事件是指满足以下三个特点的事件：它具有意外性；它产生重大影响；虽然它具有意外性，但人的本性促使我们在事后为它的发生编造理由，并且或多或少认为它是可解释和可预测的。比如美国的“9·11”事件、次贷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等等。
除了重视偶然性之外，量子思维给我带来的另一个启发，是它提供了一种研究动态变化问题的思路。这个问题和刚刚提到的“薛定谔的猫”假说有关系，比如民意调查这个问题。在某次竞选中，投票本来是一个相对独立、不受外界影响的过程，因为选民已经有了自己的偏好。但此时如果我们发布一个民意调查，告诉尚未投票的选民候选人的支持率，也许选民就会改变自己的意见。在这个过程中，民意调查相当于我们打开箱子观察猫的行为，选举结果相当于猫的生死情况。我们当然可以用博弈的思维模式去解读，但细想之下，这个过程和量子思维中的概率关系何其相似。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联想呢？是因为我发现在用牛顿力学式的因果关系理解社会世界时，我们把人比作了一个像质点、弹球一样的研究对象。在牛顿力学体系中，我们给弹球一个力，它会做出符合预期的运动轨迹。那么在牛顿力学思维主导下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我们给人、选民、国家一个因果的力量，它们也会按照我们的预期行为吗？当然不会，因为在这个因果律作用在人的身上时，我们就会产生心理的、意志的、感情的复杂变化，这种变化大到不能够被忽略，以至于影响到结果的呈现。比如我有一位同学研究欧盟成员国的违约问题，他讨论为什么成员国明知道会受到欧盟的惩罚却选择继续违约。在他的研究中，我就看到了量子思维的影子。在惩罚措施施加在成员国的同时，成员国的“意志”发生了变化——它对欧盟的认同与信任、对欧盟外大国的期待、对国民的承诺、它的利益偏好。当惩罚措施施行时，成员国的身份就不再是一个只考虑遵约和违约成本的欧盟国家，而是一个“内心活动”更加丰富的行为体。此时，我们如果用单纯的奖惩机制来理解成员国的行为，那显然是不够的。(https://www.daowen.com)
王：很有意思！明确知识进步的方向是我们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的重中之重，发现科学领域的进步对我们是一个重要的启发。在知识社会学中有一个巴黎学派，它的代表人布鲁诺·拉图尔写过一本经典的小书，题目很有意思，叫《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拉图尔研究了大量科学家的手稿和工作笔记，还做了很多关于这些科学家生活背景的田野调查。他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科学的发展并不能免于受到社会力量的影响，而社会知识的发展也不只是单纯通过分析史料、时事而得来的。他宣称，科学和社会是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的。探寻知识的进步的方向，不仅要听哲学家关于世界说了什么，也不要单纯听信社会学家关于社会说了什么，还要看看科学家关于自然说了什么，以及看看科学家是怎样工作的。
《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作者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领军人物之一、巴黎学派的代表者。在这部著作中，拉图尔试图发现科学实际上是怎样“工作”的。该书以重新理解科学实践以及它与社会的关系为目的，利用大量来自科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学科的轶闻趣味、案例研究和实际例证，向我们详细描述了那些能够在追随科学家左右、跟随科学家活动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规则。为了消除人们以往在自然和社会之间制造的分裂，以便形成一种新的联合，这本书给予非人类因素以关键的位置。人们完全可以把这本书当作一部有关科学的社会—文化研究的一般性入门读物来阅读。
请你注意一下，我刚刚说的是我们要“发现”科学领域的进步对我们的启发，而不是说要亦步亦趋地去跟随科学进步的路子。信奉科学至上的人们会有这样一套理论：某个天才科学家，比如普朗克、爱因斯坦，提出了一个杰出的全新科学理论，这个理论就会以不可抗拒的力量穿越社会，迫使成千上万的人跟随它一起醒悟，成为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的纲领。拉图尔在追踪那些伟大科学家研究经历的时候发现，其实早在新理论获得存在以前，就有成千上万的人对他即将提出的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或者出于利益，或者出于学术的认同。拉图尔描绘了一位科学家的日常安排，发现他只有一部分时间在实验室，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在与政府官员交谈来争取投资，与公司交谈来改进实验设备，与出版社交谈来发表文章。究竟是谁在做科学呢？
进化论横扫社会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有许多潜在的共同体认同这个观点，包括信奉弱肉强食生存法则的欧洲君主，强调效率至上的工业资本家，鼓吹殖民拓展的统治阶层。科学是远方的航标，我们的研究是一叶扁舟，要做的不只是瞄准航标，还要善于发现隐藏在水下的洋流，识别风向与气流的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