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政治是艺术而不是科学”

王：这让我想起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提到的“统治术”——君王要像狐狸一样狡猾，要像狮子一样凶狠。“小写的艺术”似乎就是统治术的同义词，这和摩根索的那句著名的断言非常相似——“政治是艺术而不是科学”。

严：恐怕我不能同意您的观点。在摩根索这句“政治是艺术而不是科学”中，他提到的“艺术”和我区分的“大写的艺术”与“小写的艺术”都没有关系。换句话说，摩根索言中的“政治是艺术”，并不是要我们要去研究政治和艺术之间的关系，也不是要用艺术性的思维方法去理解政治。他的意思是把艺术视为一种马基雅维利主义式的政治手段，“政治的艺术”等同于“卓越的治国术”，指的是在处理大国关系时的经验老到、纵横捭阖、运筹帷幄。比如我们可以说俾斯麦、梅特涅、毛泽东掌握了政治的艺术。

王：学术界对于“政治是艺术”还有一种通行解读：把政治比喻为艺术，更强调政治学研究的人文性、历史性和经验性，主要用于区分科学革命之后行为主义的政治学方法。

严：是的，很多教材上也是这么写的。不过近期有一位名为迈克尔·威廉姆斯（Michael Williams）的学者对这种理解提出了反驳。他考证的结果表明“政治是艺术”并非一种比喻，而是一种确指。我就不展开说这位作者的考证过程了，简单说就是通过细致查阅摩根索的日记、手稿和档案，作者发现摩根索的学术思想深受韦伯、卡尔·施密特、弗洛伊德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并且摩根索在旅居慕尼黑的时候系统学习并接受了汉堡学派的艺术史观点。研究的结论是，摩根索的古典现实主义视角，实际上受到了新康德主义艺术史研究路径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结果是反对在研究中采取实证主义方法，更反对接受社会研究是基于科学研究之上的简单思考。

王：你同意他的说法吗？

严：我觉得这位学者可能把问题复杂化了。从知识社会学角度考察，我的理解是，摩根索的断言很可能参考了西方古典时期的语境。即前面提到的“科学”（scientia）和“艺术”（ars）之间的关系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摩根索的言下之意应当是“政治是实践的学科，而不应当用教条的理论框架去理解”。但无论哪种解读方式，都与我们说的艺术的国际关系研究不太相关。

王：我觉得有机会的话，你应该和这位威廉姆斯教授交换一下意见。不过既然提到了现实主义，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深入一些。在国际关系领域，讲到现实主义的时候往往会联想到斗争、生存、博弈这些对抗性的场景，回想一下你前面提到的艺术与国际关系的几个案例，它们都体现着某种对抗的特质。我的问题是，在艺术与国际关系的跨学科研究中，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是必然选择吗？

严：当然不是。首先要明确的是，现实主义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国际关系互动的客观规律。现实主义不是常数，冲突不是底色，我们不能把国际关系预设为“战场”。如果承认这一点，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选择了。对于大国关系来说，判断对抗与否的标准不仅来自核武器数量对比这样的客观事实，还来自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与理解。很多所谓对抗状态是被我们塑造、建构出来的，甚至有些是被有意宣传出来的。真实的情况或许未必如宣传或想象的那样。如果我们先入为主，戴着“凡事皆冲突”的有色眼镜去观察世界，那么不止在艺术领域，任何领域的国际互动都将成为你死我活的修罗场。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人们之所以“迷信”现实主义，认为它有着强大的解释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待历史时采取的“事后诸葛亮”态度——在解读历史时，人们刻意把历史打扮成现实主义偏爱的样子，为现实主义统治地位的确立贡献出了各种想象力。

举一个国际关系史中的例子。当我们谈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欧洲局势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是英国和德国之间的竞争。英国和德国竞争的焦点是什么？熟悉国际关系史的人会说：是两个国家海军的军备竞赛。当时英国推行的海洋政策是“两强策略”，就是英国海军军舰的总吨位要超过欧洲任何两个国家海军军舰吨位之和。简单来说，就是英国作为海军的“老大”要比“老二”和“老三”加起来还要厉害，这是英国的策略。德国的做法更加“粗暴”，它要求英国每下水一艘战舰，德国就要下水两艘，德国至少要在海军军备的增量上超过英国。如果我们在解读这段历史时，把目光聚焦在军舰吨位的竞争上，我们会认为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是剑拔弩张的。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于其他领域，比如英国和德国之间的贸易、英王和德王的血缘关系，我们可能会认为两个国家是十分友好的。因为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大规模贸易往来一直持续到了开战以后，尽管这很不寻常。此外，英国国王和德国国王还是表兄弟关系，他们都是“欧洲祖母”维多利亚女王的孙辈，开战不久前他们还一起参加了刚刚去世的英王爱德华七世的葬礼。那么我的问题来了，为什么在考察战前英德关系的时候，我们要把眼光放在海军军备竞赛上，而不是贸易关系或欧洲王室的血缘关系上？换句话说，在判断英德关系这件事上，为什么军备数量比其他领域更适合作为论据呢？

我想对于这个问题国际关系专业的学者都会有自己的回答。现实主义者会说军备竞赛，尤其是海军军备竞赛打破了欧洲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经济联系即便再紧密，也无法阻挡冲突的爆发。建构主义者会说，之所以我们关注军备竞赛，是因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霍布斯文化主导的国际社会，丛林法则支配着国家行动。而军备平衡的打破威胁着每个国家的生存，所以冲突不可避免，英、德注定走向对抗。当然，还可以从自由制度主义、国际法、国际贸易、不对称相互依赖这些角度给出不同的解释，去论证为何如此关心军备竞赛。不过如果从历史中回望，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因为知道了英国和德国最终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我们在卷帙浩繁的档案中选取了那些符合历史结果的证据？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爆发，我们在书写历史的时候是否会把英、德之间的贸易往来和王室的血缘纽带作为战争得以避免的解释原因？简单说，国际关系中的因果关系是我们建构出来的，除了事件之外，没有绝对真实的因果关系，只有我们愿意接受的因果关系。如果您问我，军备竞赛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吗？是的，它肯定是原因之一。但军备竞赛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唯一原因吗？我想它没有这么大的能量。

如果从艺术的角度回答您的问题——在艺术与国际关系的跨学科研究中，现实主义的对抗态度是必然选择吗？答案也是否定的。艺术舞台上的对抗，无论是艺术风格之间的尖锐差异，还是艺术理念之间的冲突，都不是导致国际关系冲突的原因。我们不能把艺术领域的冲突“上纲上线”，将艺术彻底政治化，把艺术领域的差异描述成政治领域的对抗。

王：既然现实主义态度不是我们研究艺术与国际关系时的必然选择，那么你认为什么样的视角比较合适？

严：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固定答案，研究视角的合适与否取决于我们面对的问题。如果问题本身就带有冲突特征，比如冷战，那么现实主义的视角就是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