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心领神会”

严：您这么推崇霍布斯鲍姆这本《非凡的小人物》，这对于我们国际关系研究走向微观视角有什么启发呢？

王：这本书写得非常好，而且题目有创意有想象力，非凡的小人物创造了那些正统史学家所忽略的重要事态与时点。我觉得这对中国学者有启发。如果我们更多从日常生活的话语、氛围、信号中去捕捉国际关系的线索，这种取向及转向（不管叫社会学转向、美学转向或日常生活转向），有开辟更多思考空间及命题和方法的涵义和价值。哈贝马斯对日常生活话语的研究，对日常生活的哲学思辨，启发了对传统主流思想的批判，使这种批判意识发扬光大，也发展成学术界独树一帜的流派。我们现在也要有这种再启蒙、再批判的精神，当然是在中国气派与文化要素之上，让国际关系研究思路从单调乏味的通道进入丰富多姿的状态。

除了从哈贝马斯的学术论著中汲取营养以外，对于国际关系的微观研究我们还可以从日常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启迪。以往我们社会科学研究有缺失，其中一个是关于“交流”的研究。在人际交流中，我们有很多不需要语言就可以实现交流的方式，比如母亲可以通过孩子的一些神态就知道小孩子的想法，一个球队的队员可以通过眼神理解彼此的意图，这些“言外之意”“不言而喻”的默契是很有意思的线索。在国际关系中，也有很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契，或者说是国际关系中的“潜规则”。很多时候单靠理性的、实证的方式去观察研究，只看得见结果，而摸不出门道。比如，有的国家很难获得国际社会的信任，任凭它如何向国际社会释放善意的信号，国际社会就是不愿把它从黑名单中拉出来，显然里面有偏见、误解与复杂的因素，当然还有预设的立场、阴谋论、大国压制，非常复杂的层次与多样原因。有些国家在特定问题上总是立场不变，无论是否有利于自身的利益，看起来不理性、不符合国家利益，其实背后有着难言之隐，不易察觉的过程，有可能与“默契”或“预期”有关，更加细致、个性的探讨有助于解释各个层次的理由。(https://www.daowen.com)

严：国际关系有时候和人际关系很像，有许多“心领神会”的地方。我的感觉是很多时候光用“脑”去分析还不够，还得用“心”去琢磨，比如去体会不同文化中国家处事方式的差异，对相同行为的不同理解，这些差异用理性似乎很难解释。

我在意大利生活过一年的时间，对我来说在意大利并没有经历所谓“文化休克”，感觉和意大利人交往与和中国人交往没有太大区别。两个国家的文化都看重家庭关系，重视私下的非正式联系，甚至都喜欢在闲聊的时候打探隐私，在公共场合爱凑热闹、多管闲事。反而是到了德国，在与德国人打交道的时候我才感觉到文化的差异，发现我无法和德国人会心一笑、心领神会。这种差异如果不是切身经历，应该是很难被发现的。

王：费孝通先生曾经说过，社会学研究要重拾中国古典人文思想中“心”的概念。什么是“心”？思想、意识、态度、情感、意愿、信念都是心，它暗示着一种主体性的取向，要求我们设身处地去思考。为什么你和意大利人交往的时候很自在，因为你们的“心”是差不多的，尽管你们的制度、背景不同，但至少你们有着相似的意识、情感，所以说是心心相通。但是你和德国人交往的时候，你们的“心”就不通了。那怎么才能通呢？就是要设身处地，推己及人，按照西方的理论就是要学会“共情”“通感”。

我们可以在文学领域看到很多对共情、通感的研究，在国际关系中对这个话题的讨论被搁置在了“后现代主义”的角落里。但是我想说，这种共情和通感很重要，用“心”理解是对用“脑”理解的补充。我很佩服费孝通先生洞察人性与心灵的能力。在费先生的论述中，“心”不是实证主义传统下那些“可测量化”“概念化”“逻辑关系”“因果关系”“假设检验”等标准，而是用“心”和“神”去“领会”，这种认识论的范畴，不仅仅是文学的修辞法的问题，而是实际生活中的感悟。心意不相通，就会出现我们所说的“错误知觉”、战略误判、安全困境。在西方学者经常用语言学、符号学、博弈论去解答关于“心”的难题时，我们也可以回溯自己祖先和先贤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