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走向“仁智大国”

严：在您看来，一个“强”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王：我希望这个“强”，体现为一个仁智大国。什么意思呢？“仁”指的是仁的社会。当前中国缺乏的不是硬实力或加快硬实力建设的推力，而是缺少让外部国家心悦诚服的软实力和制度安排，缺少对普通百姓权利的细致关照和对市民社会存在的法制保障。我们要认真思考中国发展能给世界提供哪些全新现象？制度、教育、科技等是全新的吗？中国带动的历史能让世界变得少污染、少造假、更文明、更环保吗？中国还不是现代生活各方面的质量大国、创意大国、精致大国，有很多需要改进之处。

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在科技方面中国存在的某些差距，尤其与德国制造对比，与日本尖端机器人对比，与美国的芯片设计、军工实验室和航天技术对比，与英国在发动机、医学制药、生物育种和微电子方面的某些领域对比，哪怕与以色列、瑞士、瑞典、荷兰、芬兰这些发达小国的特有优势对比，总体上仍处于中低端位置，由大至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处处学习美国，有好处也有问题，需要反思。我们有时把自己绕进去，仿佛只有美国才代表现代化和强大国家的标准。其实不然，大多数发达起来的国家，并非如美国那样。我们想创造比美国更多的国内生产总值、更大的军舰和航母，但在这种发展中有很多自己意识不到的短板，以致有时在别国看来像“暴发户”。又如美国人均住房面积一百多平方米、每个家庭拥有几辆车，一个国家的能耗量占到全世界的百分之三四十，这种生活与其特殊的地理、资源有关，但在世界大多数地方是不可持续的。认知落后于国际新的变革，把需要淘汰或改进的方式当作目标，对标后满足于已有成绩，这是现阶段中国存在的一个问题。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如我一再强调的，并非只有大国才能影响和改变世界，世界格局的缔造、重大变化的形成，也可能是小人物、小国的作用，是大量有意义的日常进步累积而成的。例如前面提到的以色列、瑞士等国，创意和品牌特别多，很有吸引力和前沿性，同样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以色列农业很发达，给欧洲提供了大量新鲜果蔬，又靠知识、创意取得国民生活方方面面的改善；瑞士地下无资源，周围无海洋，95%都是山地，却成为各种国际组织的总部所在地、各种国际规则生成的“万国之都”，以及手表、军刀、厨具等含金量高且独一无二的品牌。要探讨的是，我们追求的所谓“世界巨变”，内涵到底是指大国崛起、新旧代替、物质优先、发展第一，还是量变积累成精致和创新的常态，更多国家和民众拥有好的国际视野，乐意提供公共物品和建立国际机构，从而超越丛林法则的时代？这些问题的回答，要避免单向度思维、以我为线，或者只是瞄准超级大国。

一个大国的“仁”当然要以实力为基础，以外部世界对己方权利的尊重为参照，但须明白“以德行仁者王”的深刻道理。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国家政府实施“仁政”，即做出充分尊重公民权利的政治制度安排。综合先贤智慧和历史经验，仁政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重百姓生计，让百姓享有恒产恒心和不受盘剥。二是促司法公正，做到仁至义尽、透明公正。三是倡导以人为本，看到民心向背对政治安稳的决定性作用。四是用仁治天下，提倡以德服人、以智化危的王道治理。五是善反思学习，始终保持开放和谦虚精神。

中国在另外一些方面大而未强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例如教育、医疗、保险和各种社会化服务供应方面和日常生活的具体层面。又如各地发展差距较大，生活在不发达地区的人会有边缘化之感，要特别注意他们的生存和感受。问题的根源在重物不重人，重集体轻个体，重数量轻质量，重外观轻素质。物质层面貌似快速变大，但一个民族内在的精神追求与气质并未同时强起来，仁智与实力的扩展没有同步。关注这些问题和隐患，不断改善，才谈得上给世界提供引领性的中国方案。

严：那这个“智”指的是什么？

王：“智”是指我们要有智慧的外交。在国际关系消极因素和不确定性有所增加的复杂局面下，尤其在超级大国美国实施全球战略性收缩、不断削减其国际责任的特殊背景下，我们应当谨慎分辨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取代美国角色及义务的各种呼声和多重压力，认真梳理外交资源使用的轻重缓急，有所为有所不为，小心防备战略冒进现象。(https://www.daowen.com)

我们现在的外交工作仍是较为粗放简单的，其制度只有一些最主要的功能，工作人员往往以成为大使级别外交官为主要追求。而在工作上却是一锅端，外交官要承担许多秘书的工作。发达国家的外交官制度很精致，有很多不同的级别、分类、功能，例如有的做签证，有的做文化，有的做当地短期合同。这一点很值得借鉴。外交部需要具有不同种类与层级之技能的工作人员，外交人员的培养不仅需要外交学院，也需要专门的技校，技术活同样重要。

中国外交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托财力，是以发展为优先、以发展来带动的外交。中国能在海外发声、有些外交优势，是靠上万亿外汇储备、大量投资与订单、“一带一路”等。而对于很多全球性挑战，例如反恐、中东问题、难民、全球流动人口、海洋争端、资源环境与气候变化、冰川融化、物种消失等，中国还需提出能被广泛接受的方案。例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150多个国家都在海洋治理方向跃跃欲试，带来新一轮海洋扩张运动和很多紊乱、争吵，甚至是潜在的导火索。中国不光要有航母来守卫领土领海，也要为全世界提供海洋争端如何落地的更多选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很少有国际机构，很少在中国看到类似《巴黎气候协定》《奥斯陆协议》等国际协定的谈判活动，与联合国组织所在的纽约、日内瓦等更难并论。联合国70%以上的规则由美国及其盟友起草，中国只贡献了有限的几项。对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应该有所作为，要让全世界感到中国的创意和智慧。

好的外交有长远格局，能够知进退。既不能坐失拓展全球利益和提升话语权的时机，也不可在无视国外关切和国人不理解的背景下开展对外关系。“创造性介入”思想总体上鼓励积极有为的中国对外交往态势，特别是广泛活跃的各种斡旋活动，期待外交人员即便在看似无望的困境中寻找解决难题和纠纷的亮点及突破口，坚守改革开放以来独立自主、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开放多元的指向，尤其是赞扬有想象力、体现中国智慧与“和合”文化精神的问题解决方案与思路，在国际关系中逐步树立有古老文明传统和东方智识的当代新兴大国的正面形象。同时，防止意气用事，避免狭隘民族主义和“愤青式”口号绑架中国外交，以理性、健康、平和、沉稳的立场，抵制国际上的强权主义和霸道做法，遏止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和主权完整的外部冲击。

外交的格局与智慧，归根结底来自民族的精神和国家内在的动力。今天的中国人是幸运的，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有取信于民的巨大建设成就，有取信于外的和平合作外交，不论内外发展尚存在哪些不足，它们是推动中国防止各种干扰继续前行的重要基础。现在重要的，不是沾沾自喜地讲大话，更不是着急向外部输出，而是细致体察缺失，认真弥补。

严：所以，您所期待的“强”的国家是符合仁智标准的国家。

王：是的，而且仁的社会更加重要，是智的外交的基础。因为这个社会本身是特别有意义的，仁不是光有仁爱，也包括仁政、公民权利的法律保障。我觉得中国政治现代化、法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还没有完成，最终目标是要实现仁的社会。而仁的社会在没有充分建成之前，“智的外交”是不太能做好的。我琢磨，中国未来大概率不会被外敌所击败，也不会因台海南海之类的交手不慎而衰落，更可能源于国内膨胀且不恰当的氛围，导致开放吸收、变革进程的中断。

严：您提到的这种“膨胀的气息”，它对我们的影响真的这么大吗？

王：是啊！虚骄之气有可能让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失去了曾经有过的学习的态度，自我改进的努力最终趋于终止。加上一些严重挑战，如内部的危机、民族矛盾，以及外部的一些险恶势力及其对中国的遏制，最终要使我们国家的未来坎坷不止。所以说到底，大国成败“在内不在外”。对中国而言要继续做好国内的事情，加速政治现代化，加快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解决好国内的民生问题。所以，现在我们在理论上要改进，在学习上要更深入，还是要沿着改革开放的路线前行。

现有的制度、现有的国际安排、联合国体系有很多缺点与问题，需要我们改良、改造，不是另起炉灶，而是让它们更加完善，把漏洞补上，让西方主宰和独大的局面有所改变，让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声音、更多的决策力，给很多跑偏了的制度纠偏。我觉得在理解中央文件、看待外交部发言、思考领导人在国际一系列重大论坛上的宣示时，都要注意对这个点的平衡把握。我们既不是无所作为随大流，也不是打碎现有制度重新来过，而是要渐进融入、创造性改革，做智慧的建设者和维护者。

这里强调一下，为什么说未来中美之争或者大国输赢“在内不在外”。我认为不管是贸易争端还是南海的分歧，或者是科技领域来自美国的隔断，中国人是有足够的智慧和手段去应对，我不相信中国的政治家、我们的大使和外交官会手足无措、会翻船，这肯定是不会的。真正的考验在于如何把我们自身的短板补齐，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让国内的发展不中断，所以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打铁还要自身硬”，这句话我们听过太多次，以至于有时候就会忽略习近平有另一句话：“把握大国关系演变的特点，保持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我的解读是：在这个时候，如果急于摊牌，可能会欲速则不达。

希望我们今天的国际关系研究不满足于已有的成果，更不能变成很膨胀的态势。历史反反复复地证明，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成于忧患、变革，死于安乐、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