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位一体”的实践

严：您提出了重视周边、关注高边疆议题、注重公共产品的供给平衡和中国自身外交机制的完善，这些都是我们国家实现“由大到强”的策略。那么在这些发展、升级的道路上，对于我们这些国际关系、外交领域的研究者来说，我们得到的启示、今后的着力点有哪些？

王：首先我们的关注重点要放在人的身上，也就是“三位一体”的人文侧面。

举例而言，引导人们关注点，从单纯的国内生产总值、航母下水、基础设施建设，拓展至人类生活新形态、经济成长新领域的方向。有记者让我谈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和瑞士达沃斯论坛的感受。博鳌论坛很有中国特色，在那里感受经济的脉动，感受和周边国家大量热络的经济往来。那里是招商引资的一个重要平台，从高层领导人到各个部委再到各地政府都向世界传送这类信号，招商引资的氛围在论坛的各个角落都能感受。达沃斯给人的感觉不太一样，它设在瑞士，但看不出这个国家在里面特殊的经济贸易利益，而是别的追求。例如，我参加讨论的那个小组，有一位来自瑞士的部长，一个医生出身的政府干部，分享他的研究发现。他说一个世纪以前，全世界大多数地方人们的寿命都只有三四十岁，直到半个世纪以前，平均寿命已经达到了五六十岁，现在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国家的平均寿命七八十岁。未来人类的寿命普遍能超过一百岁。与此同时生产力呈现倍增态势，过去一周工作7天，后来6天，再后来5天，未来可能只要半天到一天的工作，就能满足传统需求。在生产力极大提高而人的寿命又大大延长的背景下，他认为应该研究和设计未来的工作、休闲、健身，还有各类创意、定制的产品、医药和养老方式等，把所有这些结合起来。这类发言很有趣，聚焦人与环境的进步。

总体来看，世界范围的战争越来越少，生产力逐步提高，在多数地区民众有更多的休闲时间、更多的财富、更高的寿命，再加上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国际关系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人口朝哪个方向流动？全球人口是否会出现我们所说的增长？我看最近有个报告说，到21世纪下半叶的某个时间点，人口会突破一百亿。我对此有点怀疑，真不一定，现在国家越是发达，人口出生率越是下降，贫困落后战乱地反而生得更多，但未来趋势是什么样的，哪些是升哪些是降、哪些更乱哪些更好？在达沃斯论坛，这种讨论很多，也有特色，像头脑风暴一样。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甚至在会场设了“思想实验室”。所谓思想实验，实际上就是思想碰撞，是企业家、政治人物、专家学者集思广益，探讨人类的未来。

比较中发现，我们的博鳌论坛有亚洲特色，适合当下生气勃勃的经济局面，尤其是“一带一路”效应，但不能满足于此。可以借鉴达沃斯论坛，拓展我们的议程范围，引导全球经济、人类生活的未来。“物”不是目标本身，而只是载体、手段和方式，“人”才是核心，如何更加尊重人、发挥人的能动、创造更加完整的人，应该成为核心议题。将来如果博鳌的各种发展报告和今天达沃斯《世界经济展望》取得同等分量，在全球传播开来的时候，中国就从目前数量型的扩张，进入到以质量、以创新、以“大写的人”为重心和导向的阶段。

严：对人类未来的想象与设计的确是学者们需要关注的议题，而且颇具人文关怀和艺术想象力。那么科学性的问题呢？我的意思是国际关系学者除了在人文的、艺术的角度努力，如何在具体的助力过程中把科学性体现出来？

王：我们说过国际关系的研究要做到“三位一体”，要有艺术的洞见、人文和关怀，当然这个三位一体不是跛足的，科学的严谨性也是不能忽视的。关于科学性，我认为学者们在推动中国外交能力建设的过程中应当有实打实的成果，而不是单纯的数量的累计，不是你写了多少份报告就算是助力了。这种“实”的创新体现在对实际问题细致的实证研究和对知识进步方向的敏感洞察。举一个例子，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以下简称为SIPRI）每年出一本全球裁军与安全报告，就把世界范围裁军、军控、核扩散，包括小武器贩卖、走私军品的情况，以及各国军费，做了深入而独到的梳理解释。这本书也成为各国安全智库、军方研究部门的必备资料。有人问，既然我们外交部、国研院每年都要把它译成中文，何不我们自己做一本中国版的全球裁军与安全报告，然后对外发布，让世界各国把中文译成它们的文字，获得SIPRI年度报告一样的影响力？

严：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做呢？

王：在目前发展阶段，我们的研究还不够，包括对于世界各国各地相关数据情报的掌握，对全球军控研究趋势（包括关注重点）的引导，等等，所以目前还是引进翻译借鉴，加上几年一次推出我们的国防白皮书，向公众和有关部门提供参考。很多关键数据，例如各国军费开支及其构成，危险物资在一些国家扩散的实际动向，是SIPRI报告的核心内容，我们的研究者就拿不到。连我们自己的军费总量及构成，也不是非常容易了解，更何况追踪他国情况。

SIPRI的作者也不都是瑞典人，来自不同国家，收集过程和分析结论很可能存在偏见，数据上有误读，但不管怎么说，能够做出那么详细的报告，产生广泛的影响，让我印象深刻，也揭示了中国研究者的差距。

现在王缉思院长领导的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也开始发布自己的年度综述和专门报告，也有中文和英文的两个版本，显示不错的势头。我看了一下，它的质量比较高，但主要围绕中国周边、中国与大国关系展开，还不是SIPRI报告意义上的全球裁军与安全分析展望，有些点还没有涉及，比如说小武器它不可能去讲，全球核扩散情况也没讲，而是讲大国现在的外交和安全关系，讲危机管控或敏感的海洋安全、东北亚问题，等等，代表国内研究机构特别有兴趣的点。它是国内迄今为止在这方面最高水平的研究，期待未来它朝着SIPRI年度报告那样的有更高学术权威性、更广泛全球影响的作品方向不断迈进。

严：那我们能不能通过关注自身的问题、国内的问题，给世界提供一些有益的方案呢？

王：当然可以，我们有这个优势，也做了很多努力，但总体而言还是做得不够。我想到最近的一个报道。总部设在瑞士的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它的标志是中国大熊猫，每年都会发布全球濒临灭绝物种的分布和它们的受保护程度、消失速度的报告。中国近年来在这方面有很大进步，比方说保护大熊猫，四川几个大熊猫保护区良好运作。又如白鳍豚，在长江流域的数量虽然下降了，但是现在中科院武汉水产所科学家正在避免它灭绝。现在每年都有数十种物种在世界各地消失，如亚马逊流域蝴蝶品种，非洲一些特殊角马或者野象，以及极地冰盖融化所导致的北极物种的危境等。中国政府最近起草《长江保护法》，这是我国首部河流流域性法案，设立了对破坏生态系统行为和污染环境行为的处罚，对长江流域长期以来的违法采砂活动专门设立了处罚条款。这个法案如得到通过并执行，完全可以成为改进中国形象的一个好的努力，同时成为为全球治理提供借鉴的中国方案。这里的重点是，沿着这种进步方向走下去，我们未来不仅要杜绝国内的一些野蛮消费和炫富方式，比如捕猎和贪吃珍惜野禽，购买和使用象牙、红珊瑚等的制品，而且有朝一日在国际社会倡导极地或大洋洋底或亚马逊流域各类物种保护的中国方案，把一部分对外援助及外交议事日程（包括国际关系和外交研究的项目）聚焦于人类共同继承遗产的延续，为21世纪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步发展做出贡献。

严：继续来说中国外交升级的着力点问题。刚刚说到对于学者而言，需要提供更多的知识型公共产品，这要求有人文的关怀，科学的方法和态度，有更多创造性与想象力。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能做些什么？

王：我在《仁智大国》里提到，实现“智”的外交，前提和保障是“仁”的社会，它不仅指国家、政府要积极推动改革，公民个人也要增进修养和眼界。中国现在暂时还没有能力发布类似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全球报告，我们中的一些人还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导致地球某些物种濒临灭绝的参与者。

以象牙贸易和消费为例。2019年三四月间，中国海关缉私处在某省警方的协同下，一次性在某个地点破获了七吨多来自非洲的象牙，两千多根，取自一千多头成年公象。这种残忍的事我说出来都不忍，盗猎者、贩卖者、加工者，还有那些消费者，怎么就做得出来？这是2019年上半年在中国安徽省所起获的案件，它们的盗运者、贩卖者、非法走私团伙是一个家族的，来自福建的象牙走私团伙。它们的交易基地、交易中心是在安徽的某个地区，而他们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一直是在非洲，通过各种环节去收购野象象牙。听到这事我真的很震惊。查阅资料才知道，全球销售的象牙百分之九十以上来自非洲，而中国人消费了大部分象牙制品。前几年东非某个国家判了一个中国籍的号称“象牙女皇”的人终身监禁，宣判她的罪名是收购和转卖超过20亿美元的象牙。天文数字的背后，多少公象被捕杀、多少象群被灭绝？这两年有关部门开始查禁象牙交易，销毁了一些象牙制品，国内也开始重视青山绿水，但这些努力才刚刚开始，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环保意识的内化还有很长的过程。前两年我到王府井一家很大的工艺美术店，还见到公然出售几百万元一根的巨大象牙，放在店里显著位置。我当时心里就不是滋味，这在很多国家都属于犯法的、要入刑的行为，我们首都的商家竟然堂而皇之地销售。面对这样野蛮的行径、这么大的数量，如此有损中国形象的事态，有关部门怎么就不能出面处置？(https://www.daowen.com)

同样是公开见诸报道的事：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香山植物园，那些野鸭产的蛋有时被游客拿走，雨后冒出的竹笋有时被人刨起“饱口福”。其实根本花不了什么钱，饭店商场都能买到，但有人就要吃这类“免费”的“新鲜”。不要高估本民族生态保护意识和道德水平，不要高估本国在全球生态保护圈目前所处位置。说句不太客气的话，别说跟发达国家比，与非洲、东南亚一些穷得多的国家相比，我们对地球生态维护和动植物保护的意识仍然比较淡薄。这种事态的持续存在，本身难道不是证明我们距一个风范大国、仁智大国仍有很长路程吗？

严：就是说，不论研究者也好，普罗大众也罢，需要去关注这些看似边缘的，实际上与人类有关的问题，更需从自己做起。“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王：思考的方向之一是，我们什么时候也能做出像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所要求的高标准，中国人能发布全球生态保护的倡议。比如说，面对亚马逊流域蝴蝶和其他品种的急剧减少，怎么去改进，提醒爱好者不要去收藏蝴蝶标本；北极圈冰盖在融化，各国包括我们自身怎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地球生态维系做出安排，通过技术改善、投入必要力量、加大外交协调，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怎样建言国际制度设计（类似在马耳他倡导并被联合国所接纳的“人类共同继承遗产”概念，或罗马俱乐部提出的“增长的极限”学说，或气候谈判中逐渐充实的“共同但有区分的责任”，等等），提供更有创造性和针对性的各式全球公共产品。

而不是现在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当听说北极未来可能成为国际热点，国内一些人和企业便着急，设想在冰盖融化后如何去开发矿产、如何搞极地旅游（包括建立相关设施）、如何捕获更多渔业资源或开辟新的运输通道，总之是如何大赚一笔的各式思路。确实，我们已试航北极商业航行，外交部也设了北极特使，一些重点高校建立了极地研究中心和项目，这是少不了的，没有利益的纯粹公益大概推广不易，但要在合理的限度和口号下，在国际公约允许的范围内和各国商议的前提下。北极和南极不同，南极是一个全球公域，而北极是由八个位于北极圈的主权国家构成的地区，所以跟这些国家的商量与协作非常重要。欲速则不达。中国不要鲁莽地闯进了那片极地，而应以创造性介入、建设性合作的全新方式，作为一个仁义且智慧、受到欢迎的巨人。

再说一个例子。十几年前，我到国外开会，会议议题之一是为什么全球范围出现“Anti-dam”（反对建造大坝）运动。当时自己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真的没有任何发言的头绪。现在看来，它反映出21世纪以来全球民间组织和社会运动的追求之一，后来扩展至减少化石燃料，更好地利用自然生态提供的能源等各种诉求。这个趋势日益明显、逐渐铺开、延展至世界各个角落，影响所及不止经济领域和日常生活，也渗透到国际关系的博弈和各国外交日程中。低阶议题升到高端政治中心。所以现在北欧国家，德国、瑞士等国也有这方面新的时间线，未来不仅不造大坝，不再大量使用化石燃料，不使用燃油汽车，甚至不再使用核电站，对采用新技术和高碳消费设置了很多限制。当然，这种情景对中国来说为时尚早，我们现在还处在工业化后期，还有贫困人口、下岗失业难题、有大量高耗能产业与产品，被发达经济体放弃的某些消费方式还在喷发扩张。但是我们要知道国际上的进步态势，懂得从粗放到精致、从粗暴对待自然到善于与之共生共处的方向，了解相关的倡议、呼吁和批评的来龙去脉。现在中国公众越来越明白，超级大坝建成之后，虽然经济上有不少好处，但长远的生态代价不能忽略，譬如说可能造成某些洄游鱼群和物种无法繁殖，可能使地表上的美丽古建筑村落永远消失，可能带来地质学意义上的消极后果（如地表塌陷、轻微地震和局部气象异常）。在很多年以前，在多数国人未获得基本温饱的时候，在快速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阶段，在全球气候变化议题没有如今这般高度聚焦和受重视的时期，不明白甚至回怼那些指责中国的外部声音，是很自然的、合乎情理的。到了21世纪第三个十年开始之际，在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政府拥有巨大资金和物质财富、民众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并见证本国与外部相互依存的进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就要更多地思考如何既保护中国自己的绿水青山、也为整个地球生态维系做更大贡献的课题。做得更好、更有想象力、更容易为人喜爱，就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政治决策、具有更大情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更多地散发国人（广义的）艺术创造性和思维活跃性。

严：前面您提到了研究者和普通大众如何为中国外交的升级助力，这是一个向度，一个从下而上的思路。那么从另一个向度上来说，在外交升级这件事上，国家怎么和个人互动呢？

王：我想国家在这方面能做的是让中国声音、中国面孔和中国故事传播得更有技巧、更打动人。看看马拉拉，一个17岁的巴基斯坦少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她曾经因为呼吁女童要有受教育的权利，受到家族长老的训斥，被塔利班所威胁，直至被枪击，头颅受到重伤、所幸后来康复的她还是坚持呼吁。她代表的是一种进步的力量，说明普通人也能缔造新世界，做出不平凡的历史业绩。从这个小故事出发，我在想，中国的年轻女孩、社会上的非政府组织、普通百姓，也有可能在全球性社会运动中发出自己的呼声和倡议，讲出自己的动人故事，折射出时代进步的某些侧面。在我看来，姚明、马云等都是很不错的中国新势力、新面孔，虽然这种人相对中国人口总数和经济总量依然太少。姚明虽然是现在的篮协主席，但是除去他的官方身份和篮球运动员角色外，他还是一个有着世界眼光的青年领袖。所以，他和贝克汉姆、威廉王子一起做公益广告，在世界很多机场能够看到，号召人类不要猎杀濒临灭绝的动物，不要放纵自身不合适的消费欲望，不要做违背进步潮流的事情。中国也有这种眼界开阔、说话幽默得体、影响深远的伟大个体，他们不一定是政治人物，而是运动员或企业家出身、深刻理解时代进步含义的新生代。

马云也有这样的特点。说实话，我对阿里巴巴的财富、对这“宝”那“宝”不感兴趣，我看重的是他出身平民却有大的视野，看重他在联合国有关机构的持续努力，看重他说话方式的得体。他不是中国的官员，而是一个胸怀广阔、做事有格局、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家。在国内可看到他对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状况的关注，在国外能见证他在联合国有关机构所做的推广电子商务至一些不发达国家的有效努力。这也是中国民间人士和企业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的典型案例。我听到一位外国学者讲马云，说他很善于抓住中国跟外部对话的机会，即便是观点不同，马云也讲得有力、动听。

通过姚明、马云等，世界看到的是真实而非虚幻的中国，是可亲而不是可畏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就不光是经济贸易的巨人、军事的巨人、物质的巨人，同时还是中小国家民众可以视为好友或伙伴的巨人，是善于沟通、软实力杰出的巨人。这里的重点是，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不要光宣传政治领导、军事力量、大型国企，还要把与普通公众距离更近的人物纳入考察范围，看看他们如何影响世界、如何提升中国形象。

严：最后，您对现在我们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和研究者提点建议吧！

王：对于年轻研究者来说，先要会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外交，借鉴国际关系学科学宝库里的工具和养分。需要去做实地调研和田野考察，需要去部委及一线干部那里请教，与外交官进行对话，获取尽可能多的最新数据，清楚政策话语背后的战略内涵。

但不能仅有这一条线，还要学习后实证主义的思维方法，看到国际关系研究的人文面孔、艺术面孔，要对获得的材料进行思辨与解析，做“第二次阅读”（即审视性阅读，以区分单纯学习和接收信息的“第一次阅读”）。对我们的外交思维、外交工作、外交目标、外交成果，要保持“审美距离”，既要看到它的优点与长处，又要看到它的短板与不足。所谓“第二次阅读”带有很强的学术特征，重点是解剖对象背后的东西，发现说话者没有说出口的话及其原因，像艺术家那样想象、剖析、沉思，像人文学者那样表达实际工作者无法体察的关怀。

我现在牵头一个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未来几年着眼于中国外交成长及其不足，努力推进上面所说的“第二次阅读”和反思工作，争取有所创新和突破。现在的风气跟我30多年前开始做研究时有点不一样。那个时候，学术气息、外交研究、政治文化，有一种“青涩却进取”的姿态，有一种开放吸收的特点。现在给人感觉，中国外交比较自信。不觉得有多大必要学他人，反省精神和评估短板的努力不太够。有鉴于此，我们这项研究不打算重复已有的工作，而是着重从基础构造、理论角度去审视，包括使用前面提到的不同工具不同视角。不敢说能做多么好，试试看吧，但愿有些许新意。

严：对于学科的发展，您有什么期待吗？

王：国际关系研究目前看似沉闷，实则有新的机会。有人努力创设中国特色的学派思想，有人建构全球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年轻人在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信息时代各种代码方面取得进展，有人在历史文本的重新发现与解读方面下了大的功夫，诸如此类还有很多，我觉得不必定于一尊，不要着急做出判别，鼓励多元化。就我自己而言，把中国外交的实践与国际关系理论方法相结合，是个人长期的兴趣点所在，当下主要从短板软肋着手，看看有哪些可以尝试的点。我们这次对话，也算是其中一部分，识别国际关系学的不同面孔，在基础建设方面做些努力。当然，国际关系研究不只是我们探讨的科学、艺术和人文的向度，还可以是陈乐民老师主张的历史学、语言学、文明学的向度，或者像王缉思老师那样以政治学为本原、建构国际关系学新天际（他把信仰、财富、公正、自由和安全合在一起，称为“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诸如此类均有意义，帮助拓展思维，打破传统藩篱，开启特色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