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什么是好的国家

严：在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您强调要以人为中心，用微观的视角，用“心”去考察个体的境遇。换句话说，是不是应该关注那些更“主观”的东西？

王：人的境况本来就应该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关注点，只不过我们在整体主义、现实主义的思维倾向下，这方面的研究做得比较少。但是我和你的看法还有点不一样，我觉得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既要研究客观的方面，也要研究主观的东西。

严：请您先谈一谈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客观的部分。

王：我觉得谈人文精神，谈“人”，离不开的是人所处的环境。刚才提到费孝通先生，他不也说人文是建立在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吗？谈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不是空谈、瞎谈、乱谈，不是一厢情愿、主观臆想。人文研究和哲学的、历史的研究也有区别，人文的研究是抱着一个目标的，或者说它是有“心”的。比如说哲学、历史研究是从一些特定的事实出发，这些事实可能是某些理念，是主观意义的事实，也可能是某些史料，是客观意义的事实。而人文的研究的出发点实际上也是它的终点，就是关于对良好生活、高尚行为、和谐世界的期待。所以，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需要考察人的环境，国内环境、国际环境，人所处的物质世界、精神世界，这些人所处的环境是人文研究中的客观部分。

《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

严：您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吗？

王：王缉思老师的作品《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讲了不少通透的道理。我参加这本书的发布会时，作为评论者注意到他提出一个好的问题，也是我们国际关系研究需要追问的问题——什么才是“好国家”？通常在中国的语境下，在中国的媒体中间，好国家指的是对华友好的国家，在联合国跟我们投票一致的国家，在我们和西方特别是与美国较量时，支持中国的国家，在涉及主权等问题上站在我们一边的国家。反过来，如果外交立场与我们对立，就不是好国家，至少不那么好。加拿大抓了孟晚舟，它就很像坏国家；韩国部署了萨德系统，它在很多老百姓嘴里就是坏国家；等等。但是王缉思老师说，这样的评判有其理由，但容易狭隘化、简单化。他提出，评价什么是好国家的时候，不能仅仅盯着国际关系和外交那些事，还应该看被评价对象的社会、宗教、法律、文化、生活状态及个体的人所处的状态，诸如此类，把分析目光扩展到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https://www.daowen.com)

比方说我们是不是因为孟晚舟事件，就把对加拿大政府的愤怒迁怒于整个加拿大这个国家之上，以至于我们认为加拿大人怎么这么坏，最后把加拿大等同于坏国家。再比如说，日本的确有军国主义，它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日本一些政客依然持有恶劣的历史观；日本军国主义的阴影至今还出现在我们的文学影视作品中，对中国很多老百姓而言，提到日本就是坏国家的感觉——“小日本就是一个恶棍”。但若按照缉思的好国家标准衡量，这种判断有其道理，但过于简化武断。

一个国家对宗教是否包容，对它的人民、群体、边缘人是否尊重，国内文化的发展是否滋润、多元、开放，都应该纳入考量。从这些意义上讲，日本可能是好的国家。我们可以从很多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去判断，比如看看它的游客是不是尊重不同的习俗，它的球迷看完体育比赛是不是满地垃圾，它的居民平常是不是对不同垃圾进行自觉地分类。有一个玩笑似的评论，说有时候日本人真的是到了“变态”的地步，一个酒瓶子或者喝完的饮料，它不是简单地对它们进行分类，把它们都扔到一起，而是把瓶子上面的瓶盖、商标纸都分成不同种类，一个瓶子都要分成好多不同的部分去扔，光是回收这个东西都要好半天。我觉得这不只是细腻或习惯，更是文明生活方式，是对所处生态的尊重，是值得学习的，这些部分也是判断日本国民和国家的组成内容。

所以判断国际关系中好国家、坏国家的时候，不能用单一的国家尺度、战争尺度、外交尺度，对待这个问题不是单看政治立场。政治立场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除此之外还应当辅佐充实其他尺度。这些尺度的判断标准要回归到对于人、对于芸芸众生、对于占到国民总数百分之九十九的那些人的观察分析。不同的人、不同的族群、不同思考倾向的个体、不同的生态位，对它们的研究应当成为我们判断好国家的综合指数构成。现在的指数也许有3个、5个，但远远不够，应该是30个、50个，300个、500个。国际关系学者应该给自己一个更高的要求，就是研究不要太粗线条，不能太简单、太狭隘。这些东西是不可或缺的，但不是唯一重要的，不是弥漫一切、覆盖一切、排斥一切的。如果把人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我们会发现人是多么复杂的动物，人的情感是多么的微妙，人的喜、哀、悲、热爱与痛恨，包括种族、社区、性别，还有更大层面上人和地球其他动植物的关系是多么丰富。

严：谈论个体所处的环境，也就是从客观的角度去探讨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除了思考“好国家”的标准外，还可以从什么角度去挖掘线索？

王：有一个线索值得留意，就是对小国的研究。这个线索实际上是我们思考“何为好国家”问题的延伸或者说反思。因为小国研究和我们传统关注的研究相比有很大的差别，它要求我们把目光从美国这样的大国转向像瑞士、以色列、北欧诸国这样“小而美”的国家，把关注点从军事力量对比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转向创新增长、公民素质提升、个性化创造等领域。

2019年喜剧演员泽连斯基当选成为乌克兰总统，他在就职演说中提到乌克兰未来要像日本一样善于创新，要像以色列一样善于保卫自己，要像瑞士人一样生活，像冰岛人一样团结。尽管对于乌克兰来说，这场演说的政治宣传色彩更浓，最终乌克兰还是需要在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博弈对冲。但是这样的说法很有意思，他没有说乌克兰要像美国人一样富有，像俄罗斯人一样强硬，像中国人一样勤奋，而是选择了一批小国作为国家发展的目标。并非偶然的是，在我们很多人推崇的华尔兹学说那里，也许除了日本以外，泽连斯基提到的以色列、瑞士、冰岛很可能根本无法进入到他的有广泛影响的分析框架之中。

在国际舞台上，小有时候可能是很美的，大却不一定总是好的。在中国，我们经常陷入“大”的迷思，追求盛大似乎就意味着进步。无论是国际关系研究还是外交实践，学习与模仿美国似乎是唯一的正确道路，美国好像成为我们未来唯一需要超越的对象。试问，当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或军费有朝一日超越美国之时，中国就可以被称为美好的、充分的世界大国了吗？很多人可能会这么认为，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和军事实力的确是衡量国家强大与否的重要标准。但我认为这种判断并不周密，强大并不意味着文明，不代表教育发达、大学发达、人文精神发达、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到了高水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小国研究之所以十分必要，原因就在于，它会让人更认真、更虚心地探索“文明”的标准与成因，解码小国受到尊重、得到青睐的理由。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比较重视这类讨论，鼓励倡导一种精神上的执念——一种对正义、高尚和文明的笃定，同时反对那些华而不实、好大喜功的浮夸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