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文性格”

严：费孝通先生曾经说过，社会学是一门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我想国际关系学也是这样一个有着多样面孔的学科，按费孝通老师的说法，国际关系的科学性在于它是一件工具，可以用于解决实际问题。比如预测美国大选，调查东南亚某一个族群的认同态度，或者分析世界卫生组织的组织机构，解决全球疫情期间的国际合作困境。我们对国际关系学的理解更多在于它是一个用于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学科，它的“术”高于它的“道”。您怎么看待这一国际关系学的“人文性格”？

王：费先生把“科学”和“人文”比喻成为社会学的两种性格，这和我对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解非常契合。国际关系研究应该具有的人文关怀，不仅是干巴巴的定理或是所谓规律，而且是像费先生阐述的那种把人文态度视为人的生命与思想在研究中的绽放。前面我们已经说到那些最感人的作品，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们一定是有温度的、有人性的，不会是冷酷无情的作者。特别是那些只擅于做策论的学者，比如基辛格和亨廷顿，他们一旦进入国防部、中情局的对策分析室，就会失去原先作为思想者那种精神上的崇高，心中不自觉地产生博弈或压制对方的想法，人性、情感之类的东西被无形上了枷锁。

我自己的感觉是，去相关机构参加咨询会议后，脑子里更多考虑的是整体的国家、民族、大国关系，这个“大我”会变得非常突出，而“小我”的因素，诸如人的个性、家庭问题、路边的餐馆、工地的民工，包括到不同地区看到的差异性，等等，很容易排除在外、置于脑后。而在我看来最好的一批作家和学者，即便他们是贵族、上流社会的人物，比如像托尔斯泰、爱德华·卡尔，虽然经历过最优越的生活方式，有高雅的地位，但他们对于下层人民始终有深刻的理解和同情。这种气质是我们见不到的。费老曾教导我们，要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投放一定精力，研究关于“人”“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基本问题。我也经常思考，什么是人文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人文性格”是什么？

严：在您看来，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是什么？

王：我觉得“关系”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落脚点，而人又是关系的核心，研究国际关系的本质应当是对“人”这个概念的深度考察和终极关怀。所谓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就是把“人”重新置于国际关系研究的主体地位，将人的境遇、人的福祉、人的心灵作为学科关注的焦点，把人“大写”。回顾当下的国际关系研究，我们不免会产生这样的困惑：尽管我们的研究方法符合科学要求，研究主题紧跟现实，但是在普通大众和不少专业学者看来，国际关系研究似乎是一个“门槛比较低的”学科。好像只要准确把握时政热点，充分掌握新闻资讯，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都可以涉足，国际关系研究和时政评论、政治新闻调查之间的界限似乎变得越来越模糊。

严：是啊！所以很多人开玩笑说，国际关系学者和北京市的出租车司机是一类人。虽然这是一句玩笑话，很多专业的国际关系学者也不屑于回应这种调侃，但是我觉得正是这种普通大众眼中的“事实”才值得我们深思。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困惑的局面？

王：韦伯在《以学术为业》中提出了一个相似的问题。他说：“那些使自己加入这一专业组织并无限干下去的人，在这些永远注定要过时的生产中究竟打算完成什么有意义的事呢？”国际关系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解释诸如中美关系、朝核问题、英国脱欧这些时事热点，并发现它们背后可能的规律是它的任务所在。但是，国际关系学的使命却不能止步于此，作为一种知识，它还需要探索科学向度之外的智识领域——我们要做什么和我们将怎样生活。

因此，国际关系研究需要回答关于“人”的问题——从情感、意志和体验出发，思考我们要做什么和我们将怎样生活。例如人为什么会变得铁血、软弱、乏力？人为什么会表现出喜怒哀乐？人为什么生存？人为什么得不到发展？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处在比较核心、优越、有领导力的创新的地带，而另一些人始终处于被排斥、被不断边缘化乃至于被肉体上消灭的地带？人是国际关系研究中最重要，也是终极的行为体。在关注国家、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的同时，我们要牢记研究“人”是我们分内的任务，关注“善”的生活、实现人的发展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我们现在的国际关系研究给人一种感觉，一种冷冰冰的、机械的疏离感和陌生感，一种研究者被研究“异化”的恐惧感。国际关系研究是人的研究，人是研究的主体，也是研究的对象。为了方便，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不断地把人“物化”，把有着不同温度的人假想成各式各样的共同体，把有着温差的人归类为某个民族、国家。但这种物化的方式仅仅是我们研究中的一个环节，它不是终点，更不是目标。不是说我们搞明白了国家之间的互动规律，摸索清楚了民族认同形成的原因就算完成了任务，到此国际关系研究的工作只做了一半。我们还要把“物化的人”还原成“活生生的人”，看一看这些我们“想象的共同体”对于人的具体影响是什么，看一看我们发现的国际关系规律对于人的生存境遇、心理状态、日常生活、喜怒哀乐、精神解放的意义在哪里。(https://www.daowen.com)

国际关系研究不应该成为只有科学性格的“瘸腿”研究，我们要把它的人文性格找回来，把“人”的研究做完整。我们看其他学科，好的研究最终都回归到了“人”的概念之上。比如写就《反常识经济学》系列的经济学家史蒂夫·兰兹伯格（Steven Landsburg），他在研究各种各样的经济模型、理论假说之后，最终发现经济学家取得成果的根源在于对不同偏好、生活方式和观点都抱有极为宽容的开放态度。带着对人的宽容和同情心，仔细观察人们的行为，更好地了解人们的目的和困难才是经济学取得不断突破的原因所在。

社会学对“人”的大写更是如此，在韦伯和涂尔干式的理性假设、科层制研究方法、系统结构思维等大行其道时，社会学开始呼吁找回研究中的想象力，要求在“理解更大的历史景观时，思考它对于形形色色的个体的内在生命与外在生涯的意义”。在《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一书中，米尔斯坚信借助社会学的想象力，重估人的价值，感受人的心智活动，人们可以在把握世事进展的同时，理解自身的遭遇，发现人生与历史在社会中的相互交织的细小节点。我们是时候“在一座本该熟悉的房子里突然惊醒了”。

哲学研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重回对人的关注，转向了对生活世界的讨论，并且这种转向不是某个哲学家零散地、偶尔地转移了目光，而是许多不同流派不约而同地关注人的日常生活。我们可以从胡塞尔的现象学、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哈贝马斯和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理论、许茨的生活世界理论中看到这一转向。他们看到了19世纪实证主义对人的统治，看到了理性教条对人的意义探索的排斥，看到了由此造成的文化危机和人道主义陷阱。要摆脱它们，就必须回归人，回归生活世界，对人的主体性进行恢复，重塑创造性和想象性的个性生活。

国际关系学研究在人文角度上显然发力不够，只有很少的学者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比如暨南大学的庄礼伟老师生前提出的“草根视角的国际关系研究”，就是这种人文向度的探索。他的研究对象是农民工、城市边缘人群等流动人口，考察的是他们所理解的世界和外交。他的很多文字散见于杂志、报纸、博客中的评论与专栏，比如他的游记《台湾深处的忧郁》，通过台湾地区的流行歌曲、电影和街头小吃，折射出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复杂情感；比如他的杂文《帝国春运：幽暗空间里的烟头在书写什么》，讲的是国际产业分工下底层人的处境；再比如他的评论文章《当“人文奥运”遭遇行为艺术》，通过奥运火炬手与广州街头的行为艺术，反思了公权力、艺术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诸如此类从底层视角书写国际关系变迁的精彩文字，有的读来令人哂笑，有的令人落泪。尽管这些反映边缘的声音很难在研讨会和课堂中被听到，也很难变成大多数作者笔端下的文字，但是我们有必要，也有义务融入他们，倾听他们的声音。只可惜庄礼伟老师英年早逝，我希望更多年轻人把他未竟的事业继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