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被回避的艺术面孔

王：你讲了政治和艺术之间的关系，提到了艺术的国际关系研究所参考的关系美学。这些既是本体论问题，也是认识论问题，你应该继续往下思考，要再去读更多这方面的著作和文献。你要知道，一个学者的学术成长史，就是他的阅读史。

尽管学术界在2001年开启了“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美学转向”，我们国内也有陈玉聃等学者跟进研究，但艺术的国际关系研究仍然处在边缘的位置。你想过这是为什么吗？

严：我觉得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之所以回避艺术视角，一个原因就是艺术具有不易理解的特征和瞬时性的特征，在观看、聆听、触摸、感受艺术作品之后，我们很难详细说明艺术的“文本”，艺术因为无法“解码”而难以满足实证研究的需要。

王：不错，我们看档案、看数据、看新闻报道，这些最后都能够落实在文字、数字这些文本上，都是客观实在、稳定具体的信息。比如外交部的通告、核武器的数量、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情况，还有条约的文本、各种备忘录，这些东西都可以拿来做实证研究。统计研究也好，案例研究也好，研究者对这些素材的理解是相对稳定的，处理起来也有一套流程。艺术则不然，它的意义需要理解，有艺术素养的人和缺少艺术鉴赏能力的人理解不一样，不同时期、不同心情、不同氛围下人们的理解不一样，不同知识背景的人的理解也不同。看起来艺术是不能用来作为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的。

严：对这个质疑有两种回答方式。一种是站在艺术思维角度上的回应，就是把“对艺术文本进行成功解码”视作研究的必要条件，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虽然说实证主义要求研究者能够对研究对象进行清晰的描述和概念化处理，但在具体的研究中，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普遍适用性仍然是有疑问的，因而不能因为艺术视角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盲点”就对它彻底否定。即便是文字、数字这些看似客观的文本，其实也是有待解读的。对文字来说，我们“双重阅读”之后会发现很多言外之意，有的是隐含了作者当时不便于表达的意思，有的则是带有强烈的时代语境，比如前面说的艺术和科学之间的关系在古希腊和现在就完全不同。对于数字就更是如此，不同的统计方法、计算模型得出的结论可能完全不一样。其实，不论是强调文字的客观性，还是强调数据的真理性，最终的判断标准不是我们的理性思考，而是我们对“什么是理性”的主观选择。比如在印刷术刚刚普及的时候，相比于文字和数据，图像更具有客观性特征。当时学者对论文中手绘插图的迷恋，就和现在我们对数据图表的虔信一样。在这一点上，艺术的非实证特征和文本的可实证特征没有根本上的差别，区别的只是我们界定理性的标准罢了。

刚才说的是从艺术思维角度的回答，我想对于信奉科学主义的人来说，我是很难说服他们的。所以我还有一种回答方式，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回答方式。刚才说到质疑来自艺术固有的不易理解和瞬时性特征，那如果我们有一套理解艺术的方法呢？也就是艺术领域所说的“套式”，英文是stereotype。我想如果艺术家听了我这句话又要不高兴了，艺术怎么可以用套路去理解呢？而且我们知道英文单词stereotype的另一个意思是“刻板印象”，不是什么正面的词汇。但是为了让国际关系学者满意，我只能既得罪艺术家，又得罪科学家了。

王：看来国际关系学者地位很高啊，你不惜得罪艺术家和科学家去说服他们。你准备怎么得罪他们？

严：其实即便从艺术角度来讲，套式，或者说这种鉴赏、分析艺术品的“套路”也是必需的。我们不能指望一个刚开始学钢琴的孩子就能即兴演奏圆舞曲，也不能让刚开始学画画的人直接上手去画人像。学钢琴要先学习指法，弹音阶、和弦，弹各种各样的练习曲，了解不同曲风的特色调式。学画画也是先学布局，学色彩，学基本型构图。这些都是套式。反过来说，理解一件艺术品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创作是加法，理解是减法。我们的确有一套“科学”的手段去解码艺术品，比如图像学和图像志方法、社会心理学方法、结构主义的符号学方法和艺术史方法，而且这些方法可以综合使用。所以说，解码艺术不是问题，只不过我们不太熟悉罢了。

王：我的另外一个疑问是，很多研究国际关系的人，尽管对于艺术也有浓厚的兴趣，但最多也就局限在欣赏这个层面。很少有人能够“玩转”艺术，比如我们学院的王缉思老师，他会拉手风琴也喜欢音乐作品。但大多数国际关系圈子里的学者可能都觉得艺术和国际关系研究结合在一起太“阳春白雪”，难以亲近，难以入手。

严：是啊，每当我和学术圈子里面的人说起这个主题的时候，大多会有两种反应。一种是认为我的研究是“瞎胡闹”，是艺术学院学生做的东西，是“不务正业”。当然我非常理解他们的批评，毕竟学术分工的结果是有限的关注度和资源都会集中到核心问题上。但是我并不能否认边缘性的学术探索很难在高度封闭的学术圈中获得“生存空间”，但就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知识增长而言，这类探索往往更具启迪价值。

知识社会学的第二代大师凡勃仑在解释为什么犹太人能够在各个方面做得那么出色，他的一个关键论点就是“边缘是社会知识的生命力所在”。为什么呢？一方面，这些处在社会边缘、组织边缘的人，他们没有主流的归属感，他们不会说我是现实主义流派的，我是自由主义流派的。另一方面，这些人还被主流排斥，被主流批评，他们也无法加入这些流派。这两个方面合力的结果就会促使这些边缘人成为天生的怀疑主义者，他们怀疑一切，对任何知识权威都有着天然的疏离感。所以他们必须要有创造力，这是被迫的，因为他们需要编织一整套能自圆其说的概念装置与逻辑体系，最好还能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怪人”，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共同体。这样的结果是旧的知识体系被无意中突破了，带来了我们所谓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进步。

王：我赞同你的观点，我也说过，把艺术和国际关系结合起来的探索是有趣、有益的。但是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对于不懂艺术的学者来说，他们就没办法做这类研究了吗？

严：好，我老老实实回答您的问题。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并不具有完备的艺术技术或者审美知识，他们觉得对艺术行为的研究最好留给那些有能力读谱、演奏乐器、在画布上创作或者参与表演的专业人士。而且平心而论，在国际关系领域采用艺术视角进行研究的学者大部分都是身兼艺术家或者艺术评论家。比如写《美学与世界政治》（Aesthetics and World Politics）的作者罗兰·布莱克（Roland Bleiker）是一位成就极高的诗人，研究艺术与博物馆关系的著名女性学者克里斯蒂娜·西尔维斯特（Christine Sylvester）自身也是一位著名的策展人，考察电影影像和国际问题关联的著名学者迈克尔·夏皮罗（Michael Shapiro）则是众多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但这只能说明，在这场关于艺术与国际关系的讨论中，发起人大多数身处“艺术圈”之中，国际关系学者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大胆涉足他们所开创的领域。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这个圈子并不是封闭的，只要对这个领域感兴趣，就可以参与进来。并不是说会弹吉他、会拍电影才能做艺术的国际关系研究，这类研究没有关卡，没有哨兵。即便是有，和现在流行的定量国际关系研究相比，它也会“温柔”许多。当然如果懂一些艺术，研究起来会更便利。

王：好的，请你回到刚才的思路里面，你说在国际关系学术界经常碰到两类质疑。第一类我们已经说过了，那第二类呢？

严：第二类批评者友好多了！他们普遍对这类研究感兴趣，也鼓励我坚持下去，不过他们也提出了很多具体的疑问。比如有学者曾经说类似的研究好像更适合出现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这类高端文化杂志上面，因为讨论的主题是上流社会的日常话语，或者说是精英茶余饭后的谈资。比如在鸡尾酒会上大家会聊一聊班克西的街头涂鸦与反战文化，在私人沙龙里会讲一讲艺术反抗和机械复制时代人们精神空虚之间的关系。简单来说，第二类批评就是说，这些东西的确高大上，有受众，但不够学术，太过于“文化”了，在《三联生活周刊》上刊登可以，在《国际政治研究》上发表就显得不伦不类。

王：这个批评很犀利！你准备怎么回应？

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技术化的问题，但也很重要，就是艺术的国际关系研究如何成为一个像模像样的学术研究，成为一个在国际关系领域能够立足的学术研究。回答这个问题很难，不过可以反过来思考，想一想如果要防止艺术的国际关系研究失去学术意义，我们要避免陷入什么样的误区？

王：你可能会被这样一种观点挑战：艺术视角无法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具体的建议，相较于重视权力的现实主义视角和重视利益的自由主义视角，艺术视角不过是艺术爱好者的自说自话。会有人从实用的、功利的角度否定你的研究。

严：从功利的角度来判断知识的价值，这种观点古已有之。如果我再重复诸如“学术研究要谨慎面对功利导向、利益导向的趋势”、“国际关系研究不是对外政策研究”这些观点，就有些老生常谈了。那么多大师，比如摩根索、华尔兹、考克斯都对这个问题做过很有信服力的回应。我的想法是要说服这些人，回应这种批评，就得从他们的角度去思考，从他们期待的功利角度、实用主义角度来回答他们的质疑。

王：我听听你的想法。

严：是的，艺术的国际关系研究和主流国际关系研究、外交政策分析不一样，它和主流研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它绝不曲高和寡、自说自话，更不是无病呻吟，它的目光实际上要转向底层，转向边缘。它一定是人文主义的，一定是有草根关怀的，它不是为权力辩护的研究，不是为当权者锦上添花的研究。会有正直的国际关系研究者为国家出谋划策、纠正错误、决胜千里，但也需要有研究者睁开悲悯的眼睛去关怀苍生。引入众多被压迫的视角、声音和情感自然难以取得主流的关注，但正是因为他们处在边缘化的不利位置，才更需要研究者为他们发声。聚焦于底层的研究难道没有价值吗？我想和聚焦顶层的研究相比，它们只是实现价值的角度不同罢了，或者说它们在为不同的人实现价值。

王：还会有一些具体的问题，你对学科分工造成的知识盲点有自己的看法，你主张把注意力放在这些盲点上，不要被这种分工干扰。但是我们无法摆脱这种学术分工的现实，在具体的研究中，你可能还会遇到很多技术上的问题，这些技术问题仍然与不同学科之间的界线划分有关。请你思考，艺术的国际关系研究和艺术研究的边界在哪里？会不会随着研究的进行，国际关系的色彩被淡化了，成了艺术史的研究，成了文学批评的研究？

严：有很大的风险研究会陷入这种误区，就是用艺术视角来观察理解国际关系，将模糊与文学评论、艺术评论之间的界限，研究将成为对各种文本和素材的个性化解读。对于这个批评，从事艺术与国际关系交叉研究的学者已经达成了共识，他们认为应该在“艺术视角的研究”和“艺术研究”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其中“艺术视角的研究”的目标在于再现政治事件，而“艺术研究”则关注解读文本。简单说就是研究的目标不一样，一个落脚在艺术背后的“故事”，一个落脚在艺术本身。这里说的都是“小写的艺术”，对于“大写的艺术”而言，在艺术的国际关系研究重在强调“艺术性视角”“具有艺术特质的方法”，这也和单纯“形而下”的具体艺术研究不同。

此外，很多国际关系学者认为一旦接纳了艺术视角，研究将无法区分个人的审美取向和由艺术视角获得的政治洞见，主观的体验容易被包装为客观的分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对作品的过分解读，而且往往集中于那些文本模糊，需要我们运用想象力填补作者留白的那些作品里面。比如没有歌词的音乐、诗歌、抽象艺术、现代话剧和舞蹈。举个例子，当我们看到巨幅湿壁画《死亡的胜利》，我们可能会感到恐惧，被画中描绘的杀戮、分尸这些残忍的地狱场景给吓到。如果我们刻意地去联想，完全能够把这个场景和创作时意大利各个邦国之间复杂的国际关系史相联系。但作者在作画时有这种政治意图吗？还仅仅是我们的臆想吗？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在缺乏史料档案的情况下，这两种答案都有可能。

我的观点是，只有当个体的艺术体验能够启发我们的政治思考，这种艺术体验才有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价值，否则它只会停留在感官层面。也就是说，我们不必过分区分什么是主观的感觉，什么是客观的知识，因为使用艺术视角的目的在于分析具体问题，而非建构理论，只要有助于我们对事件的多角度理解，艺术视角就是正当的。具体来说，我们感受到了《死亡的胜利》里面所描绘的恐怖氛围，然后在历史档案中发现了描绘同时期战争的只言片语，那么我们有理由把它们进行类比，用于思考战争的烈度、对人的创伤，以及国际关系对平民心态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

王：最后还有一个方法论方面的疑问，会有人说在艺术视角下，研究所选取的材料是有意摘取印证论点想法的那些艺术品或者艺术家，尤其选取的是那些“反主流理论”的艺术作品。实际上研究者并没有全面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视角研究实际上是dilettantish，也就是“对艺术不懂装懂”的研究。你怎么看这个批评？

严：我觉得这是任何研究在选择案例时都无法避免的尴尬，但同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一样，艺术视角下对案例的选取也可以采取技术手段减少这种风险，例如采用“最不可能案例”和“典型案例”等。而且对于这个问题，应该用具体的研究来回答，这和研究的质量有关。使用数据作为论据，研究可能做的很糟糕，而使用图像和音乐作为论据，研究也可以做的很好。把艺术文本和常规文本放在一起，以论据的性质来说明论据的好坏，这种评判方式并不一定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