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找回大写的“人”

严：既然科学和人文都源于人类的历史实践，那么对于人文的国际关系学来说，它侧重的要点是什么？

王：首先，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要求我们要重新确定研究对象。人性和个体是人文国际关系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同于自然科学中单纯的物理关系，国际关系本质上研究的是人的关系。在自然科学中，物理学中的质点是没有意识的，化学中的化合物也不享有情感，研究对象是冷冰冰的客观事实。但是在国际关系中，我们的研究对象是由人组成的各种群体——不管是个人的群体、部族的群体、社会不同阶层的群体、非政府组织（NGO）的群体，还是跨国的群体。人类独有的特质深刻影响着互动的规则与规模，最终使互动呈现出不同的结果。比如在危机时刻有的人会表现得自私自利，有的人会舍生忘死，有的人会工于心计，有的人会随声附和，还有人会渴望一个强者带领自己走出困境。现实中的国际关系研究绝非用简单的概念就可以描述概括的，人性的复杂程度远比我们对无政府状态的理解要丰富。如果将人的个性特质剔除，或者将它们简单类型化为某种社会事实，国际关系研究将同时面临学术和现实的双重危险。

严：您所说的学术危险和现实危险指的是什么？

王：学术上的危险指的是，把国际关系中的人抽象化、一般化，以国家身份定位进行均质化处理，看上去这种做法有助于凝聚民族国家的整体意识和战略安排，并抽象出规律性的外交与国家间政治的各种结论，但这样的研究过于粗放笼统，容易忽略族群、个性、文化、宗教、社团、阶层、草根人群和跨界居住者的多样性与差异需求，因而把原本丰富多彩的世界画面光谱化并做出简单处理，无法鼓励细致的、分层的、新鲜有趣的探索努力，也无法充分再现“客观世界”。这种方式会导致怀特海（A. N. Whitehead）所说的“误置具体性谬误”（the 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就是把抽象的东西视为真实的存在，最终曲解现实。比如我们假设人都是自利的理性主义者，那么在打击盗版产品的国际合作中，所有人都倾向于采取消极的不合作态度，因为人们反对花更高的价格去购买使用效果相当的产品。但是如果我们假设所有人都是道德高尚的人，那么大家对于打击盗版就会全力支持。可是在现实中，我们要去哪里找这些完全符合标准的人呢？

现实的危险是，一旦人失去色彩，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千篇一律的质点，极易产生国家主义、团体精神至上的思维定式，进而对个体的自由造成约束甚至危险。还是刚才打击盗版产品的例子，如果在研究中假设所有人都是高尚的合作者，那么“不使用盗版产品”就成了潜在的道德要求，成为一种区分局内人与局外人的隐形标准。在研究中可以随意地设定道德标准而无伤大雅，但在实证研究和实际操作中，如何看待那些不符合标准的群体个体？是用强制方式令他们变得高尚，还是把他们当作错误数据忽略掉？我想无论任何一种做法在现实中都不合适。

严：对人的关注，对人本性的肯定，对那些大一统风格的审慎是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第一个脚注。按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话来说，人文主义是对尼采所说的“超人”的断然否定。人文精神的潜台词是：人具有足够的体力和智力，他无需一切英雄和英雄的美德；他不想过冒险的生活和迎接挑战；他能心安理得地把生活看作是目的本身，从而过着一种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这并不是要求我们在现实中去过那种“没心没肺”的庸碌生活，也不是把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对象埋没在无止境的平庸日常之中。在研究中关照人的本性，目的在于反对虚伪的教父，反对虚假的英雄豪杰，要同受苦受难人民团结在一起。

真正的人文主义是反对“机器”的。但不是反对那些可以使生活更安全、更轻松，为了减轻自然界凶恶残暴而设计的机器。更不是让我们回到“四足行走”的时代，去过一种简单朴素的“自然式”生活。人文主义反对的是那些取代了机械装置的“机器”——政治机器、社团机器、文化教育机器对我们的凌辱，它们把幸福和苦难熔成了一个理性的整体。这个整体太大，统一性太强，功能也太有效，以至于个人鲜活的个性变得那么微不足道。

在对待个体的问题上，人文主义不仅是审慎的、救济的，还应该是反思的，是尊重人的自由和权利的。西方文明总是赞颂英雄，赞颂那些为了城邦、国家和民族而牺牲自己生命的人。然而，它很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们是否值得为某个现存的城邦、国家和民族做出这样的牺牲？关于整体的不可置疑的特权的禁忌总是得到坚持和加强，而且，人们越是认为整体由自由的个体组成，就越是野蛮地坚持和加强这种禁忌。(https://www.daowen.com)

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拍摄的《一位忠诚民兵的死亡瞬间，木里亚诺山，1936年9月5日》

1936年西班牙内战中一名西班牙士兵中弹的瞬间。根据当时的摄影技术，这幅照片摆拍的可能性很大，但照片对死亡瞬间的定格足以给人带来巨大的震撼。1937年这幅照片在美国《生活》杂志刊登后在美国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甚至改变了美国公众对西班牙内战的态度。

图片来源：Time Inc. Picture Collection，New York。

王：所以说，今天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需要有温度、人性和人的面孔，需要直面各种对人性的物化和异化。在坚持科学方法的同时，我们要以人的好恶和人性的特点去识别、比照、研究“最小的国际关系”，使人重新回归本体地位。

在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及其作品里，人是本体、是目标、是基础、是上位、是核心、是坐标。政府权势、安全重心、国家主权、法律秩序等形态，不过是人在异化过程中自我束缚的工具，或者是人在解放自我过程中自我解放的手段。国际政治、世界社会、地区主义、全球治理之类当代国际关系的命题，应当服务于这种人本主义的、个性丰富取向的政治分析逻辑。对于国际关系研究者来说，探讨这些崇高的价值概念、道德理想难免费时费神，并且由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以往国际关系的研究中，这些讨论也被认为“过于理想化、充满书生气”。所以对人文精神的讨论大多被排挤在边缘的位置，甚至作为国际政治研究的对立面而出现，对它的亮点和优势分析介绍的也比较少。

国际关系看上去太复杂、太阴暗，充斥着恃强凌弱和尔虞我诈。一般都认为，国际政治就是人性恶在国家间关系上的体现，是人类动物园的自然状态。我们不得不承认，到目前为止，国际体系仍然是以国家的偏好、利益、抉择为中轴和重心，仍然大体沿袭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竞争逻辑。似乎再简单不过，权力政治学、现实主义博弈论、各种势力的均衡理论，等等，拥有一言九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巨大声响，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学生，政治人物还是媒体大众，我们只能被动地、别无选择地接受它们。

然而，细细思索就会发现，国际关系研究还有另外一些耐人寻味、值得追求的东西。它们更多是散落在一些伟大的思想家的著述里，很少占据权力现实主义那样显赫的高位，有时甚至不属于伟大思想家最受推崇的作品之列。但它们表述出更加深沉、影响力更加久远的内涵，揭示了人性中真、善、美的另一面，揭示了国家机器的工具性、可塑性及其原本的“下位”属性，尤其是发现并展现了人类的潜能、解放通途及其桎梏所在，相应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及其互动条件，以及相应的国际关系进步的基本规律。

对于国际关系研究而言，“人”应该成为大写的主题，人的自由、创造、解放与社会的整体性、生动性、进步性是相互依托、密不可分的，人的坐标在划分群己权界、政府行使职能方式、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及全球社会的互动角色等方面是至关重要的。人民主权应当是国家主权的内在特质，个人的进步最终必然外化为国际关系的进步。整个人类的历史归根到底，是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和国际的形态从束缚人类到解放人类的一部演进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