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求“真”的现实使命

严：刚刚我们讨论了那么多关于科学、科学哲学的话题，国际关系的科学面孔一定会有科学的气质和性格，那么这种科学的研究会不会让我们陷入一种“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误区？

王：这是需要平衡的问题，国际关系研究天然具有政治影响力和决策利害关系，对于好的研究者来说，关键是如何掌握“度”——在可能的政策建言与学术要求的严谨客观之间建立动态平衡。要知道，国际关系学不是象牙塔里的智识游戏，好的国际关系研究在追求知识增长的同时，也能够直接或间接地表达着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影响各种人的看法与选择。我们说的“求真”既是学术要求，也是现实使命。因此，兼顾科学精神和社会担当，应当始终贯彻在我们的研究思考之中。

严：我觉得这个“度”是很难把握的，就像您前面提到我们的很多研究存在低水平重复的困境。现在提出来要把大学做成智库，实际上我不是很赞同，因为若把大学做成智库，研究就成了就事论事，不需要过多的深度，只需要应急的政策建议，自然就会缺少人文关怀。因为它不太需要人文的东西，人文是一个长期积淀的过程，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现实关切的研究需要一种撞击反应式的、见招拆招式的思维，这样对大学的培养是非常不利的。我们除了智库人才，还需要坐冷板凳长期研究一些深刻问题的人，反而是这些人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比如说像法国大革命的推动，它前面有卢梭、伏尔泰，这些人你说他们对法国革命有直接的贡献吗？实际上他们的直接贡献并不大，但影响了几乎所有的革命团体。还有那些社会空想家们，在现在来看他们就是一些天方夜谭的妄人，但是他们对推动社会主义运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对重大问题的研究、对政策的响应是必要的，但一定是要以学术研究的思路进行。

王：说得非常好。我觉得，有关政策导向方面的研究，我认为它是有必要的，但是不能成为唯一。其实你看历史上，很多重大的经济需求、政治需求确实导致了学术的进步。比如说经济学领域凯恩斯学说的发展，就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英、美国家的动员与备战，包括对战后经济的重振和繁荣起到重大的作用。而凯恩斯主义带动了很多政策导向和学理上的研究，其中也有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取得了知识的进步。

那么对于中国而言，也是这样的。改革开放也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好，“一带一路”倡议也好，这些重大的、带有枢纽性的、历史转折意味的国家政策调整，对我们研究中的知识增长同样是有启发的。我的批评仅仅是说政策导向的研究不能成为唯一的，不能是所有的研究都要成为政策导向的。政策导向研究和基础理论的纯粹学理研究要平衡，很多时候因为过分的强国家、强政府导向，这使得我们后面要提到的带有艺术、带有非实证色彩的研究，那些看来没有什么用处，没有实际经济效应，没有增强博弈能力和短期效果的研究很不受待见。比如说像带有艺术气质的国际关系研究，从诗歌、服饰、音乐、美学、戏剧等角度来看国际关系，在我们大学经常很边缘化。我们的课题设置，在国家社会基础重大课题评选中基本没有，所以这才是问题所在：政策导向的研究是必要的，但不能只有这一个类型。

此外，我们有一个问题：一旦政策有驱动、上面有需要，大家就都一呼百应、争先恐后，以至于造成重复和浪费。而政策所不太关注的东西，比如外交政策的艺术特征，科学家、学者就很容易把它忽略掉。我想说的是，对于国际关系研究来说，政策上不紧要并不意味着学术上不重要。在很多发达国家的学术生态中，很多“政策上不紧要”的研究会自然生长，在大学中会有比较平静的容身之地。

而我们现在的大学就像你说的，越来越智库化、政治化。但是在发达国家，一般来说智库是比较独立的，比如说在华盛顿专门有一条街都是智库。但是在哈佛大学里面，包括像肯尼迪学院，包括我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参加活动，它的那些学者都很严谨地遵守自己学术人的立场。比如亨廷顿当时在做“文明冲突论”的研究，很受政府赏识，所以非常得意地去哈佛演讲。当时他讲到一些关于儒家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对立的时候，就有一些人问他，你说的儒家到底如何界定。亨廷顿当即挂出免战牌，他说在东亚学问家面前，我不敢过多谈儒家文明。还有一个号称美国十大中国通的学者，穿梭于各大智库之间，但是他在哈佛大学特别低调、说话小心。所以在美国的经历给我一个强烈印象，就是美国虽然号称是智库发达的国家，但是这些智库研究员在最好的大学、最好的学者面前，仍然保持了至少表面上的谦虚谨慎。反观我们的学术生态，在各种演讲、会议和大学的活动中，一些官员反而成了首席和明星，学者变得边缘化。我们所说的国际关系研究、政策研究、学理研究，或者说对策研究和基础研究之间，要建立比较平衡的关系。现在是这头过重，那头偏轻，不是不要，但是不能变成唯一，不能变成压倒性的、统治性的、无所不在的。应该给学理研究、基础研究，包括那些看似荒诞的、非实证的、想象性的研究，留有一定的空间。

最后强调一点，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要做到谦虚、开放，还应该通过营造良好的知识交流平台，实现知识之间的通约与共鸣，不同领域取长补短。要避免国际关系不同领域专家彼此看不起，要打通国际关系学和比较政治学这些次级学科之间的隔膜。朝这个方向努力，学者的学术学问之类，会做出更高的品质，有利于争取更多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