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我”与他者

严：探究人所处的环境，思考什么是“好国家”，这是从客观的角度去探索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那么主观的角度呢？国际关系研究是不是有必要去考察人的主观世界？

王：是的，研究人的主观世界不仅是哲学和心理学的任务，它也应当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主题。相比于其他生物，人最大的特殊性就在于具有完备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的存在极大丰富了“我”这个概念。比如弗洛伊德把“我”区分成代表生物特征的“本我”，代表社会属性的“自我”和具有道德意义的“超我”，这三种不同的假设为我们理解国际关系中行为体的动因提供了不同的理论支撑。相信行为由“本我”驱动，那么国际互动就是由丛林法则支配的你死我活的世界；相信“超我”，国际互动就意味着是大同社会；相信“自我”，国际关系就是一幕信息量丰富的荒诞话剧。再比如语言学家乔治·米德（George Mead），把“我”区分为“主观的我”和“客观的我”，前者是真实的自己，而后者是社会评价和期待的自己，人在二者间反复互动、发展和变化。如果我们接受了米德对“我”的解读，那么在国际关系互动中，行为体就具有了某种人格的特色。

严：有一项研究就是把国际关系理解成一个剧场，国家在世界舞台上互动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呈现”的过程，是需要和观众互动的舞台表演。如果一个国家期待被世界认可，那么它就会努力去做一些看起来不符合理性的行为，反复加强世界对它所期待身份的认同。比如有观点认为朝鲜之所以要反复进行核试验，一个原因就在于它希望得到国际社会对朝鲜作为一个有核国家的认可。但是即便我们都知道朝鲜已经成功研制了核武器，它还是要反复地把这个事实“表演”出来，也就是反复地进行核试验。为什么呢？它希望扮演一个有核国家的角色，但是观众不认可，于是它就更要拼命地去“表演”。

王：所以说研究国际关系中的“我”是很重要的，理解个体、国家决策者、一个民族的主观世界，是我们国际关系研究的短板。“精神世界”是人类特有的东西，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具有某种决定性作用。如果我们忽视了精神世界这个重要的因素，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人、人的生活、人的思想、人的感受，也就无法理解社会的存在和运行。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从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没有停止过，神学、哲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神经科学都在追寻解答这个问题的钥匙，但没有说哪一门科学、哪一派哲学观点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严：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现在主流的实证主义方法去解决主观的问题呢？

王：我想实证主义方法有一个不足之处，就在于它的研究对象大多是可以被观察到、测量到的东西，而且需要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去界定研究对象。但是面对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它的复杂程度之大、变化之快，不合逻辑的地方之多，很难用一套标准流程去研究它。除非我们把个性还原成共性，把生活在燕园，有着不同性格的学生还原成“北大学生”这个概念，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所以我很认可费孝通先生的判断，他认为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人的精神世界，要避免一种简单“还原论”的倾向，那就是试图把所有精神层次的现象和问题，都简单地用“非精神”的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各种机制来解释。还原论式的解释方式，看似一种圆满的“解释”，实际上这种“解释”恰恰忽视了精神世界自身的特点。社会学对于精神世界的理解，应该是把它和社会运动机制联系起来，但不是简单的替代，不是简单地用一般社会层次的因素去解释精神层次的活动。

我们应该有一批学者专门研究国际关系中的精神世界问题，比如说心态史、观念史的研究。不求大、不求宏观，但求从细节入手，从个体入手，以小见大，也去探索一下国际关系发展中那些“非凡的小人物”。(https://www.daowen.com)

严：您提到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要识别“我”、研究“我”，从人的主观世界发掘意义。那么对于“我”之外的人呢？人文研究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王：这又回到了我们前面说的“心”的问题上了。研究主体性，或者说研究“我”的目标是什么？当然一方面是理解自己，理解我们和自然的关系。但对于国际关系学来说，研究“我”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站在别人的角度上“将心比心”，理解他人的“我”。这一点不仅要用科学、技术这种“脑”的方式，更要用人文的“心”的方法去理解、共情、通感。

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我”是为了推己及人，要强调对他者的关切。当前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关注要点大多是本国的权力和利益问题，而对其他国族、国际社会、边缘与少数群体的关注还不够充分。尽管对本国问题的讨论应该成为我们国际关系学的焦点议题，但是聚焦的同时视野也可能不知觉地变窄，国际关系研究和对外政策建议在我国似乎越来越有合流的倾向。我想问问你，国际关系是否等于国家间的博弈？国际关系研究是否就是对我方立场的诠释和针对性的建议？恐怕需要警惕这种误区。国家化、政府化、对策化的国际关系研究，与以人道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底的国际关系研究，不应该是替代关系，而应是互补的、同时存在的。对他者的关切，特别是对普通公众切身利益与个体感受的关照，不应被遗忘。比如说，在思考和平与战争原因的同时，是不是还需要思考如何减少因战争冲突而带来的死伤？在关心跨国公司、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之间互动博弈的同时，是不是应当同时思索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增进个体的生活质量水平？在考察族群认同和边界冲突问题时，是不是还要加入关于如何减少社会成员的焦虑感和不安全感的讨论？

严：人文主义强调对他者的关切，实际上是从另一个角度对现实主义冰冷态度的反思。有这样一些照片，在越南一排半裸的尸体横躺在胜利者面前。这些照片同奥斯维辛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那些忍饥挨饿、筋疲力尽而死的战俘的照片是如此相像。但是历史总是重复着自己，现实主义的思考方式似乎在吞噬着我们，以暴制暴、恃强凌弱的想法时刻在我们脑海里盘旋。我想起马尔库塞的那句悲观论断，他说“未治愈的伤口只能由致伤的武器来医治”，用来砸碎暴力锁链的暴力可能又制造了新的锁链。对于现实主义主导的国际关系研究来说，人文主义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救赎的。

王：人文主义的研究志向绝非是斯多葛学派式的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在国际关系的历史中，在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进程中，都可以发现有着这样一群人，他们反对国家机器的干预，反对各种不正义的战争，反对本国对其他国家的无端干涉。于是，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第欧根尼式的反抗：冒着坐牢的风险焚烧征兵证，拒绝使用富裕社会所说的死气沉沉的语言，拒绝穿着整洁的衣服，拒绝享用现代社会的一切物品，拒绝接受社会服务和高等教育。历史上的玩世不恭的人，“垮掉的一代”、嬉皮士，所有这些“颓废分子”，都反复显示出颓废历来表现出的样子——一股脑儿地钻进缺少人性的可怜的避难所中。在现代社会中，这种自我毁灭式的抗争，无论在学术研究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表现出一种狭隘的孩子气，走向另一个极端。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在人文主义和现实主义中自处呢？我想强调对他者的关切，要求我们在坚守“祖国”“民族”和“主权”意识的同时，了解人类的大爱。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关注中国问题和探求世界性问题之间并不冲突。中国的进步和外部世界的发展不是脱节的，无论从中、短周期，还是从长周期时间段考察，它们都是相互促进、彼此影响的。对我们来说，研究中国问题，需要对外部的世界有所体察，而探索世界问题，也要对中国的现实有所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