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如何想象国家？

王：国家的想象？

严：是的，我们研究中的国家和我们感受到的国家是存在区别的。我们说的民族国家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比如说它由领土、人口、主权、政权和国际承认等要素构成，它是国际关系中重要的行为体。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国家是什么呢？是飘扬的国旗，演奏的国歌，是纳税记录，是征兵告示，是面对入侵时的反抗。那么日常生活中对国家的体验是怎么和政治意义上的国家联系起来的呢？研究者指出，靠的是想象，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想象来自历史记忆，来自神话故事，来自口耳相传的故事、歌谣，还来自课本上的插图、博物馆中的藏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媒介沟通着日常生活经验和政治思考，它使得我们的情绪、体验、感受，具象为某种理念、主义。谁来承担这个任务呢？艺术肩负了很大一部分的使命。所以反过来思考，通过这些艺术品，可以溯源共同体想象出来的过程，探索认同形成的环节。

王：那么艺术和认同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

严：艺术和国家想象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国家的建构和主权的再现，以及公众对主权的想象都无法绕开艺术这个话题。

一方面，艺术直接表现着不同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大众心理。比如18世纪欧洲风景画往往被认为和当时社会的阶级、性别和国族认同紧密相关，是早期现代社会审美与意识形态要求的体现。

19世纪的艺术家则更注重在作品中强调创制一个新的政治和社会敏感点——民族主义。尽管1814年的维也纳和会重新确立了王朝国家为主体的欧洲秩序，但公众实际上已经深受人民主权观念的洗礼，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思潮普遍见于当时大众的审美偏好之中。19世纪艺术家展现的主题已经从表现王朝缔造者和军事贵族的英雄事迹转变为再现抽象的国家与民族概念，诸如法国大革命中的“自由”观念和美洲革命中的“美洲”与“哥伦布”元素。艺术作品描绘的主题从专制王权到代议制民主，从君权神授到有组织的民族国家，正如意大利民族主义者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在意大利统一战争中所说：“艺术不是某些人的奇思怪想，而是庄重的历史预言……没有祖国和自由，我们也许会有艺术预言家，但绝不会有艺术本身。”

另一方面，艺术隐微地反映着特定社会语境下主流政治叙事和日常生活中政治实践之间的张力。与官方艺术同时存在的还有作为反对力量的艺术，尤其是艺术家往往作为政治抵抗运动的积极分子参与甚至领导着反抗运动。比如前面提到的19世纪最为著名的反抗艺术作品《自由带领人民》，是法国作家欧仁·德拉克鲁瓦（Eugene Delacroix）为纪念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推翻查理十世而作，这部作品象征着人民通过集体行动决定自己的政治未来，折射出法国王朝统治下大众对人民主权的普遍态度。

艺术对政治的再现和预言不仅局限在绘画这一种艺术形式之中，音乐同样扮演着类似的角色。有学者认为法国歌剧在19世纪作为重要的文化外交武器，通过对表演内容的改编和曲目编排的处理，表达着法国对欧陆均势格局的不满，以及对德国主导的大陆联盟体系的反抗。另一个例子发生在冷战时期，当时苏联试图通过改造匈牙利的传统音乐来抹杀匈牙利的民族认同，但匈牙利听众却通过欣赏特定的音乐片段去发掘更深层次的匈牙利民族认同，最终苏联文艺政策的目标未能达成。(https://www.daowen.com)

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之间的差异也是这个张力的重要内容，艺术则是再现这种张力的直接形式。以现代电影为例，自电影成为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以来，国家一直试图利用电影强化国内的单一身份认同，但同时有一大批电影人利用电影作为对抗主流认同的工具。比如马来西亚的华人族群通过成本低廉、转运便利的数字电影创作了许多反映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处境的影片，例如华裔导演特克·塔恩（Teck Tan）的《五人乐队》（Spinning Gasing）和马来裔导演雅思敏·阿莫（Yasmin Ahmad）的《单眼皮》（Slit-eyed）。尽管受制于审查制度无法在本国广泛上映，但这些影片通过国际电影展成功传递了马来西亚国内边缘化族群的声音，将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张力呈现了出来。与此相似的还有描写韩国孟加拉裔移民身份认同的韩国艺术电影《爱在韩国》（Love in Korea）和中国台湾地区反映原住民族群身份挣扎的史诗电影《赛德克·巴莱》。

社会边缘群体借用艺术表达认同，国家或者多数群体同样可以使用艺术针对少数群体实现政治目标。比如冷战期间智利的1964年大选，美国通过在电视和广播中反复播放天主教宗教音乐和美国流行音乐，成功减少了智利共产党候选人的选票。此外，法西斯主义通过以《意志的胜利》为代表的宣传电影不断强化着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而在以色列的极端犹太教徒则通过涂鸦表达了对信奉天主教的亚美尼亚人和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的歧视，通过艺术表达宗教不宽容。可见，电影、戏剧、文学和其他形式的视觉艺术都直接或隐喻地表达着全球化加速下次国家族群日渐增长的不安全感，艺术是对当代不同群体政治归属与身份认同竞争状态的美学表达。此外，政治认同运动和艺术之间的联系还体现在艺术家对非主流文化、民族自决和反抗压迫的追求之中，而这一联系又往往因艺术家被审查或被迫流亡而变得更为明显。

艺术家与政治激进分子的身份边界正在逐渐模糊。与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不同，当代艺术不断朝着交互式和咨询式方向发展，比如现在有很多剧院上演的剧目是沉浸式的，意味着观众实际上参与了剧目的情节推动。这意味着私人经验不再是艺术创作灵感的唯一来源，包括艺术家在内的大众日常经验成为艺术创作的素材与反思对象。艺术不再虚无缥缈与曲高和寡，它成为“话语交流与协商”的途径，它的主体间特征超过了主体性特征。在这个意义上，许多先锋艺术家同时也是政治上的活跃分子，他（她）们的艺术不仅是个人情绪的宣泄，也不是工业体系中单纯的文化产品，而是关乎群体诉求与认同的普遍经验。对于研究者来说，不但不能忽视艺术家们的审美动机，还要把它们视为艺术家对“情境理解”的基本来源。艺术家们可能通过某种方式深刻感受着这些审美承诺，无论承诺的内容的是什么。

比如18—19世纪的历史先锋派（historical avant-garde）将自身与激烈的历史变革潮流联系起来，在呼吁人民主权的法国大革命和其他反抗专制王权的起义都可以看到艺术和政治相互联系的情形。大量现代艺术家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拥抱着时代的主题，比如工人的权利、妇女的解放、和平主义、唯心主义以及平等主义。与此同时，一些政治思潮，例如法西斯主义和专制主义甚至发展出了它们特有的艺术形式。实际上，和生活中其他领域一样，当个体沉浸于艺术世界的文化中时，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化经验。在其中，现有的审美标准和实践，以及对它们的反叛都根深蒂固地体现在个体的习惯中，并影响着“艺术家对整个游戏的体验”。简单说，艺术视角可以作为观察政治问题的“定焦器”，在透视政治现象之余，通过观察艺术家、艺术行为和艺术体验，它将有助于厘清纷杂现实，锚定问题的症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