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回归日常生活

严：听了您的介绍，我发现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和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并不是对立的，它们都是在探寻人类生存之道，只不过这个“道”有着不同的面孔。有时候我们面对的是碳排放、裁军这些具体问题，这时候“道”表现出科学的面孔，需要去实证、去统计、去对比。有的时候我们面临的是国家间的信任、合作、敌意这些问题，“道”也许就需要更多地呈现出人文的面孔，去理解、感悟、体会。对于研究者而言，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技巧是可以训练的，但是人文的研究技巧我们要怎么把握？

王：我认为要更多地去关注日常生活，从个人、群体、不同阶级与族群的状态里面，汲取或发现人文研究的思想及线索。举个例子，比如说提起冲突，你能想到什么？

严：战争带来的暴力、死亡和贫穷。

王：除了战争这种直接的对抗形式外，政治领域的冲突在经过时间的洗礼后会成为社会肌体的“慢性病”，它折磨着每一个人，但是却不易被公众察觉。这种“慢性病”式的政治冲突实际上渗入了日常生活，使得人们对很多“对抗状态”习以为常。比如耶路撒冷分区管理下分享不同信仰的居民，冷战期间定期进行核防护演习的美国小学生，曾经整日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同胞们。对于普通人来说，很多国际关系领域的变迁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回顾历史时，我们会发现上帝视角下的多数“转折点”“导火索”或者“历史的高潮”，对于当事人来说都是平凡的、日常的、细微具体的记忆。

严：从日常生活的视角去研究国际关系，它有什么特点？

王：所谓日常生活，它研究的是与国际关系相关的各类日常现象，它有三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是它关注寻常之中的不寻常，重在对日常经验的审视与批判。比如有的学者研究了不同啤酒品牌消费选择背后的政治意图，以色列烹饪指南书所勾勒的国族认同，日常消费和语言习惯背后的主权逻辑，等等。虽然国际关系现象往往以整体性的面目示人，国家、族群是天然的关注焦点，但在深入细节之后我们也能够从啤酒、菜谱和俚语中，发现被压制、淹没和忽视的个性与特色。

第二个是日常生活研究的工具箱十分丰富。它既可以使用年鉴学派的路径，考察类似观念史、图像史、社会风俗史、价格史的周期性变迁。也可以使用文学评论的方式，对具体文本进行个性化解读或者严谨考证。当然这个要花费很多功夫，所以一般不会有人去细致地浏览这些东西。另外一个就是用人类学的方法，在长周期内去追随一群人的精神面貌，或者一群人心态和行为的演变。这种方法既有长处也有短处。这类研究看起来比较散漫、信马由缰，没有那么高的科学化程度，没有所谓假设、检验，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这也许是它的缺憾，会导致这类研究在学术界不受欢迎，比如我们很少看到这类研究成果在主流期刊上发表，甚至在欧洲大陆的一切重视人文研究的国际关系期刊上都很少见到这类研究。很多人的评论说这太像文学评论，太像新闻纪实报道。

不过，这类研究的好处在于实际上它给了我们一种意想不到的东西，比如说观察美日关系，多数人传统上是考虑结构上的美日同盟，与第三方博弈的意义，日本的修约之类。但是不妨考察日本国民的看法，例如通过民调能看出一些线索吗，例如对美国驻军的复杂批评看法。观察美国在日本基地的搬迁问题，新闻报道中美军士兵强奸日本女性、醉酒闹事、基地搬迁引发的民众抗议，等等，对此需要细致调研、分类考察、避免简单化，使研究视角和成果丰富立体化。(https://www.daowen.com)

第三个是日常生活研究的视角更加多元。日常生活研究的视角不是单向的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而是双向的互动。比较经典的例子是辛西娅·恩洛（Cynthia Enloe）的研究著作《香蕉、海滩和基地》（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她的研究既有传统的结构性思辨，也有细致的日常生活关照。通过思考性别差异和美国与第三世界的关系，检视了女性在美国驻外军事基地的生活，反思了性别对于国际关系的独特意义。

严：对于国际关系研究者来说，这种回归日常生活的人文研究，似乎无法为我们提供有政策意义的指导。

王：虽然无法为我们提供大的政策建议，但它能够告诉我们未来某个政策的潜在后果和影响。比如要做一个决策，是选决策A还是决策B，日常生活的视角不能告诉我们它是不是理性的、最佳的选择，所以人文的研究不能给我们决策上的直接帮助。但是它可以告诉我们如果你选了A，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如果选了B，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它同时也不能对一个问题提出应对之道，但是它会告诉你不同的解决方案会带来什么后果，这也是它的政策价值所在。

在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我们之所以要给阐释性，甚至描述性的日常生活研究留出空间，一方面是因为日常生活“是人们所理解的现实，是一个具有主观意义的规整的世界”，它是我们识别个性的窗口；另一方面，日常生活是理所当然的，它不需要证明，但正因为它是“自我宣示”的，我们才需要费心劳神地审视它。与关注“思想”的国际关系研究相比，常识性的“知识”是日常生活研究的焦点，而正是这种“知识”构造出了所有社会赖以维系的意义之网。

严：怎么在这种人文的、散漫的研究方式和科学的、系统的研究方式之间取得必要的平衡？

王：所谓人文研究中的微观、细节、日常生活研究，不是要放弃宏观的视野，一味钻进琐碎的历史细节中猎奇，它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去发掘互动中人与人、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际之间的“默契”，搞明白这些“默契”产生的过程和原因，然后站在更加宏观的、历史的、世界的角度做出评价，懂得小人物、小事件如何折射大时代、大世界。费孝通先生把这种交流中的默契称为文化，他认为只有通过深度的、“参与观察”的研究，才能发现人们日常的、细微的人际关系、交往方式、交往心态，以及与之有关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这些细微之处，以及不同地区之间、同一地区不同历史时刻这些“默契”之间的差异，大多是这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部分。也正是这些弥散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因素，它们看似琐碎，实际上是活生生的，甚至强大的力量。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微观研究要发现的是“一个无形的、无所不在的网，在人们生活的每个细节里发生作用，制约着每个人每时每刻的生活，它对社会的作用，比那些貌似强大、轰轰烈烈的势力，要深入有效得多。它对一个社会的作用，经常是决定性的”。

严：实际上在中国的传统中并不缺少对日常生活的关怀，中国古代做学问讲究格物致知，这就是非常典型的研究日常生活态度。它考察日常生活中的东西去寻求道理，只不过它的道理可能和西方强求科学的道理是不同的，但是它的研究方式和我们所说的日常生活研究的方式是相似的。

王：是的，比如孔子，比如中国那些著名的思想家，真的是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他们对弟子、对肉糜、对色彩、对性别的敏感，都反映出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与用心，反映出“人”在他们的思考中的巨大分量。这种思考或研究，是把哲学意义上的真、善、美，放在应有的位置。其实想想黑格尔、康德、马克思，包括前面提到的卡尔，我觉得他们都有一种了不起的对“人”的思考、对“人”之色彩的敏感，把“人”大写和立体展现。反观我们现在的很多作品，真的打开看，从头到尾见物不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