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艺术和博物馆
五、行为艺术和博物馆
王：我觉得你举的几个例子已经超出了用艺术透视国际关系的范畴了，比如你提到艺术家、提到独立电影，实际上它们已经介入国际关系之中。
严：没错。艺术和政治的关系就像前面提到的，并不是单向度的。艺术在反映、透视国际关系的同时，势必会参与其中，影响政治的进程。但是为了解释的方便，我还是将艺术的介入过程和透视过程区分开。
王：那你讲一下艺术是怎么介入国际关系之中的。
严：我先解释一下，这里提到艺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和前面提到艺术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在这里艺术不是作为政策的工具，而是作为一种批判的手段主动介入政治过程，揭示权力对事件的再现过程，目的是打开解读事件的多元视角。
美学理论家呼吁将艺术视为一种视觉政治，艺术的批判力和透视力在于，当国家主权侵犯个人权利之时，激进分子可以将艺术作为他们抗议的安全区，艺术成为一种具体的政治手段。一个具体的例子是犹太裔的俄罗斯艺术家玛丽娜·贝卢布洛娃贾（Marina Belobrovaja）在瑞士苏黎世上演的“Die Abschiebung”（《驱逐出境》）行为艺术，用来表达对欧盟公民身份政策的不满。作为在瑞士生活了15年的艺术家，玛丽娜的居留卡和驾照将在2007年8月21日到期，在到期前一周，她策划了这项互动式的行为艺术。她将自己的行李打包放在一辆停靠在市政府广场上的汽车上，并告知往来民众自己将被迫离开瑞士回到俄罗斯，但又没有合法驾车资格。于是，她请求路人帮她摆脱困境，驾驶她的汽车带她回到俄罗斯。这项行为艺术在瑞士和德国引起了很大争议，普通民众直接卷入了具体的政治问题之中，不得不思考人权与主权，一体化与公民身份，政治边界与道德考量之间的关系。艺术可以给公众提供一种工具，用来质疑日常生活特定现象，让受众知道，生活经验是国家主权的产物。
王：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可以来说明艺术的这种批判力和透视力？
严：譬如说对博物馆与国家间权力关系的探讨。这类研究继承了后殖民主义理论，重在揭开博物馆背后的权力逻辑，尤其是西方大型国家艺术博物馆所隐喻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及其当代表现。博物馆和博物馆内物化的想象具有深刻的政治性。在殖民主义时代，博物馆是殖民者合法性的重要佐证，博物馆展示或体现的古迹成为世俗殖民地政府统治权威的标志。伴随着机械复制时代的来临，印刷业将古迹图片注入生产与消费过程，通过对古迹的“亵渎化进程”使其“识别标志化”。至此，深藏于各类博物馆之中的古迹，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神圣符号，而是人们可以在邮票、商标、招牌、餐具、纪念品等日常生活中体验的事情。《想象的共同体》的作者安德森写道：“正是它的统治权威标志的那种司空见惯的、无限的可复制性，透露了国家机器真正的权力。”属于本土先民的文化符号在殖民者国家机器的改造下，成为彰显殖民者力量、再现国家历史叙事、确立殖民合法性，同时区别于他国殖民者的认同符号。
博物馆作为殖民主义再现的一种方式，反映了艺术与政治之间的深层关系。对一些艺术作品而言，它们看似只包含与政治无关的审美体验，但实际上它们卷入了复杂的国际权力关系之中。它们或赞成或反对艺术背后的主权叙事，反思全球化语境下对不同人种、文化与文明的主流偏见。例如，欧洲中心主义的艺术观倾向于将欧洲以外的艺术传统视为倒退与落后的审美趣味，这些所谓落后的审美趣味需要通过欧洲国家的殖民统治来加以提高。在19世纪的欧洲，人们认为艺术史起源于欧洲，并认为它们处在四周都是野蛮人的文明中心。这并不是说西方人并不关心其他世界，或者是认为其他世界不配拥有文明，而是认为只有西方的文明才能孕育出稳定的社会系统、行之有效的理性思维，以及审慎记录并反思历史的能力；与西方世界相比，非西方世界充斥着阴暗神秘、缺乏条理、没有法律的原始人，他们自然不配拥有艺术。即便欧洲国家对非欧洲文化表示出某种程度的尊重，这种态度也大多是基于欧洲人对异域文化的想象投射。而在文明猎奇与文化消费的背后，对这些文化的定位实际上仍然没有摆脱欧洲中心主义者设定的评价体系，甚至加剧了文化差异性、等次性。(https://www.daowen.com)
比如被冠以“东方学”之名的亚洲研究在命名过程中便已“远离中心”，地理意义上的“东方”概念暗示着文化意义上的边缘属性。在19世纪后期，这种对文明的排序和对文化差异的偏见在世界博览会与大型博物馆的展出中得以固化。对这些所谓“原始艺术”进行标签化，并通过在宗主国与殖民地反复进行展览，欧洲国家创造了一种强有力的统治工具，为殖民合法性提供地理、历史、文化甚至种族上的证明，进而建构殖民地对不平等殖民统治方式的认同和服从。
东方学
作为一个学科，东方学是研究亚洲和非洲（主要是北非）地区的历史、经济、语言、文学、艺术及其他物质、精神文化的综合性学科。
东方学实际上是一个学科群体。从学科领域看，有东方历史、东方语言、东方文学、东方艺术、东方宗教、东方哲学、东方经济、东方社会等分支学科。从研究区域看，有中国学（汉学）、西夏学、敦煌学、藏学、埃及学、赫梯学、亚述学、伊朗学、阿拉伯学、中东学、日本学、蒙古学、印度学、朝鲜学等分支学科。
王：博物馆对殖民体系的揭示体现着艺术对国际关系的批判力，那么透视力体现在哪里？
严：除了从殖民历史角度考察隐藏在博物馆背后的权力与政治关系之外，还可以从国家身份的塑造和国际秩序的再现角度，发掘博物馆的政治隐喻。一方面，博物馆可以作为塑造和挑战国家身份的重要工具，而诸如民族、历史、科技、军事等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则从多个侧面影响着一个国家的身份认同和国际地位。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博物馆通过展示本国历史和文化，实际上进行着特定的政治叙事与主权表达，精美的文物藏品、恢宏磅礴的展览规模和特意营造的观展氛围都影响着观展人的心理认知，强化着个人对特定历史文化的认同与归属。但另一方面，如果博物馆选取与主流政治叙事无关、甚至相反的藏品，并且有意对这些藏品进行说明与编排，那么博物馆便可以在观展人中引起反思，让观众去质疑那些习以为常的经验。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美国洛杉矶的吉恩奥特里西部传统博物馆（Gene Autry Western Heritage Museum）于1991年在首都华盛顿所举办的《作为美国的西部：重新解读边疆画面，1820—1920》（The West as America: Reinterpreting Images of the Frontier, 1820—1920）特展。这次展览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把美国西部描绘成只有牛仔和大篷车的世界，而是关注被屠杀和驱逐的印第安人部落、修建西部铁路的华人工人和淘金热中残酷的生存境遇。这次展览极大震撼了美国东海岸的观众，这些从未去过西部的美国人，对西部的想象大多出自影视及出版行业筛选加工过的电影和小说，报纸新闻中权威人士对西部的描述，或者道听途说及奇思妙想的混合。长期以来，浪漫且富有英雄主义的西部故事是美国新教伦理精神在19世纪的历史证据，是美国开拓精神的时代注脚。但这次展览却展现了西部历史的另外一面，残酷、剥夺、贪婪与暴力取代了人们先前的幻想，历史实物与照片揭示了美国认同的另一种解释，一部建立在血腥残暴而非浪漫进取之上的美国扩张史。这次展出对美国精英震动极大，知识界要求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政界则对这种对抗主流叙事的展出表现出不满，认为它是“一场悲惨而卑劣的粗俗展览”，缩减直至取消了国家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NEA）对当时支持展出艺术的资助，一场由艺术家与政治家在国家认同领域的“文化战争”就此开打。
此外，特定主题的博物馆是国际权力结构展示与确认的平台。以美国的几个特色博物馆为例，美国的皮马航空航天博物馆（Pima Air and Space Museum）通过展示各个时代最先进的航空航天装备，向世界展示自身强大的空天强权。另一个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对广岛核爆的再现，向国际社会展示着美国的绝对核力量与对待核武器的态度，这实际上成为公众理解美国核政策的重要窗口。美国的大屠杀纪念馆（The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记录着近代世界上众多的大屠杀事件，包括从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到苏联军队在卡廷森林对波兰军队的大屠杀，再到非洲卢旺达的部族大屠杀。在反思和控诉人类大屠杀的同时，博物馆以美国的政治价值观为背景描述并评论着这些悲剧事件，似乎暗示着美国是自由世界的灯塔与政治道德的标尺。此外，还有密苏里植物园（The Missouri Botanical Garden）和亚利桑那州索诺拉沙漠博物馆（The Arizona-Sonora Desert Museum），这两个博物馆在为观众提供休闲与科普功能的同时，还在场馆的解说词和互动体验设备中穿插介绍了美国的国际环保政策。观众可以一边了解美国对待环境治理与动植物保护的相关政策，一边身临其境地看到美国官方的方针及措施，使展览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美国向世界展示其全球治理模式的“样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