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科学研究中求“真”

严：从知识社会学的意义上讲，国际关系的科学面孔最大的特点是它有助于我们把握知识进步的方向，这要求我们善于学习前沿的科学发展，以及关注科学发展的社会性因素。那么我们在定好“航标”之后，应该做些什么？

王：应该是求“真”，这个“真”是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的目标所在。尽管对什么是“真”的回答并不是我们此刻的中心任务，但是加入这场自轴心时代就开启的讨论，可以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一些线索。

首先，无论是人文的研究还是科学的研究，求真都是知识探索与传播的永恒标准与目标，而求真的关键在于不断突破与创新。在国际关系学中，研究范式、方法与思想观念的更新是指引我们趋向真理的灯塔，而对金钱、权势和低质量增长的追求，只会让我们在知识的“森林”中迷失。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真”是有条件并且变化的，我们要识别不同语境下“真”的条件，发现不同时空中“真”的具体含义。在自然科学中，对“属真”知识的判断会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而变化。天文学经历了从地心说到日心说，再到现代宇宙说的三次革命。而在不同时代，这三种理论都作为真理与常识被接受。在国际关系领域，作为共识的知识也在发生变化。比如主权概念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至今始终处在自我扬弃的过程中，我们对主权概念的理解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我们熟悉的无政府状态假设的内涵经过了数代学者的反复论争，至今仍在更新。无政府状态就是丛林法则主导的状态吗？无政府状态中有没有等级关系？无政府状态是不是意味着没有秩序？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吗？无政府状态是不是美国研究者为了维护美国的国际地位设置的话语霸权？诸如此类的求索，帮助研究者拨开层层迷雾，见到事物的表象与本质，见到对象的不同侧面，见到追索命题的深化。

严：您的意思是，在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求“真”意味着要求批判、质疑那些常识性论断？

王：批判和质疑当然是求“真”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科学观念的要求。但这并不是否定一切，不是陷入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固定概念的虚无主义之中。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要结合现代性反思，这不仅是哲学思辨的需要，也是科学精神的彰显。所谓求“真”，是要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去看待“真”的条件，是为多元化的知识寻找与其匹配的解释框架和评价标准。如果我们只追求那个终极的“真理”，放弃对现实的考虑，我们会陷入所谓“政治的哲学化”，最终失去对现实的敏锐和关怀。也就是说，较真地去求“真”，求一个终极解，求个大理论，难免会损害我们后面要谈的人文关怀，研究就变得没有“人”的面孔了。(https://www.daowen.com)

严：是的，这也是国际关系后实证主义理论所留下的遗憾。对于国际关系研究来说，哲学思辨和科学推理的限度在于恰如其分地理解事件，发现具体事件所处的历史语境，使我们不会误用概念，或者进行不合时宜地联想。

我们人类有一些恒久追求的价值取向，比如我们强调自由、平等、正义，这些价值的内涵其实是反复变化的。那么我们就要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之中来考虑这些价值变动的内涵，把这些不同的内涵放在国际互动中去理解。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童工”这个概念，在19世纪，它不是一个错误的概念，甚至它都不是一个有道德污点的概念。童工是正常的，我们可以在图片上看到工厂里的童工，在电影里看到在大街上卖报的报童，我们都习以为常，不会觉得这是一个违反人权的问题。但是到现在，我们可能认为雇佣童工违反人权，尤其是在那些污染严重的工厂，我们把它称为“血汗工厂”，要求国际干涉、保护人权。

那么国际关系的一个研究重点就是人的权利这种价值是如何变迁的，过去的理解和现在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中国人的理解和美国人、马里人的理解也不一样。我们能不能做出一套谱系学的研究，按照时间、地域去归类和描述这些价值性、规范性因素的具体内容？甚至去讨论他们之间差异的原因，内容变迁的动力？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比如说“主权”这个概念，过去我们说主权不可侵犯，这种不可侵犯的概念来自让·博丹（Jean Bodin），成熟实践是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后。在那个时候，主权的概念是相对于神权而言的，它是为了反抗大一统的欧洲天主教会对各王国国内宗教自由干涉而订立的。那个时候说的主权不可侵犯，实际上是不让神去侵犯，不让教会侵犯，而不是不让别的国家侵犯。随着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签订《乌得勒支条约》，主权观念被进一步确认，再到后来的殖民地争夺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反对殖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实际上我们按照传统主权定义，这种主权已经被侵犯了。比如说殖民行动，它实际上就是赤裸裸地对第三世界国家的、部族的主权的侵犯，但这个时候西方国家就通过它们的宣传方式把这个行为包装起来了，说这个国家实际上是没有主权的，主权只是我们这些西欧国家的概念。

对于21世纪的研究者而言，传统主权这个概念是否还要再坚持，或者说是否还要在学术上坚持17世纪的主权观念？问题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国家的边界已经模糊很多了，像您提到的深海、外太空、极地这些概念也被纳入了主权的解释范畴。这些概念的产生使得很多问题在现有的主权框架之下得不到解决，必须要进行跨边界的合作、治理才能解决我们现在迫切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揪着过去17世纪的概念不放，不去更新它，那这个命题就被僵化了。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理解欧洲的国际关系，就需要关注不同时代欧洲人的宇宙观和欧洲国家行为与目标之间的联系：16世纪的循环时间观对应着王朝—神权政治互动；18世纪牛顿力学启发了均势政策；19世纪进化论为革命、争霸背书；20世纪发展观则给制度合作与全球治理提供了解释；21世纪量子工程学和网络系统则为全球化及其反抗提供了基础；等等。关于这一点，不妨看看《科学宇宙观与国际秩序》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