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现代与古典的平衡

严：刚才我们谈到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的现实使命，而提到科学的研究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科学研究的方法。什么是科学的研究方法，或者说，什么样的研究可以被称为是科学的？科学的方法就是唯一的好方法吗？

王：什么是好的研究方法，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唯一的。我们前面提到了科学的观念是在变动的，对于什么是科学的方法的判断自然也是变化的。再有就是很多国际关系的大家，他们的研究方法说不上是科学的，但也是好的。比如说我们回到最早期的摩根索和爱德华·卡尔的研究。实际上我们把摩根索和卡尔分为一类，都叫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家，或者第一次学科辩论中的现实主义的一方，但实际上如果细细去读两个人的著作，你会发现他们两个人的研究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卡尔因为是英国的外交官，他研究的成果是在政策的基础上进行提炼，有点像我们所说的经验回顾，是一种反思性、沉思性的研究。而摩根索的著作则是讲习式、口头语式的。他通过自己的顾问经历和切身经验——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在德国受迫害的犹太人，之后逃到了美国——来进行思辨。摩根索的研究没有摆脱历史学、社会学这种古典的研究方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来自德国汉堡的美学流派的影响。你能说他们的研究不是好的吗？但是后来技术的进步，就有了早期的计算机研究方法，有简易的统计方式，比方说有一个叫作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的人，这个人到现在已经被边缘化了，你们可能已经不读他的文献了，但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他使用计算机进行博弈分析的方法可是前沿呢！

严：我记得做大数据研究的董青岭老师曾经和我说过，做国际关系研究你可以走两条路，一条是走技术的路，一条是走思想的路。但是我一直有这样的疑问，就是纯粹的技术研究思路如果没有思想的支撑，走到最后会不会变成单纯的研究工具使用者。就像我们经常举的一个很好玩的例子，我们可以通过复杂的统计研究分析大学四级英语成绩的通过率和女生头发长度之间的关系，我们当然可以取北京大学这个几万人的样本来做一个很复杂的数学模型，甚至可以构建出某种对应关系出来，但是这个现实意义有多大呢？

王：前面说到了对策研究和基础研究，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数量化的、带有技术特质的这些研究。其实你想，不光是纯粹数量的研究，机器、物理形态的分析研究都是跟技术时代、科学全球化时代有着必然关联。其实在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盛行的时候，不同于以往以经验、老式历史思辨为特点的研究，美国对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十分青睐。这股科学主义之风其实始于50年代后期，在60年代达到高峰，到了70年代以后就逐渐盛况不再。你如果去看那个时代美国政治学家的访谈录、回忆录，在70年代实际上政治学研究有一次历史、哲学方法的回潮。但是国际关系学兴起的比较晚，政治学在人文主义回潮的时候，华尔兹、基欧汉才刚刚崭露头角。所以即便这股科学主义旋风没有那么鼎盛，但是却在国际关系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我记得1996年、1997年我在哈佛大学的时候，它的隔壁就是麻省理工学院（MIT）。有一次我去听讲座，感觉真的很惊悚。为什么呢？当时教室还没有计算机，电脑也很少，我一进教室，黑板上满眼都是各种各样柱状图、饼状图之类的数据图表。我看了之后一个图都没看懂，所以我当时就对MIT心生恐惧。我说再也不去了，所以那是我唯一一次到MIT听讲座，现在想起来还都是图、表、曲线、柱状图和角。我印象中那次讲座的主题是战略威慑，包括导弹、核威慑，围绕这些因素讲大国博弈。但是MIT的讲座和我在哈佛听到的还不太一样，在哈佛我能听得懂，有各种感悟与收获。尤其是在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它们的主题有东亚的文化、血脉，所以听来还挺舒服。但是到了MIT我有一个感觉，什么感觉呢？我后来想可以引用英国学派的一个著名代表人物的一句话：那些看上去闪闪发光的行为主义、科学模拟，就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看天空，那个星空看上去那么亮闪闪、绚丽无比，但是很高远、很孤独、很寒冷，我们还是需要一件人文的外套，需要历史气息的润泽。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在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中间，一方面我鼓励年轻人，鼓励现在擅长于各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的研究手段的人继续深造、发挥优势。就像我们学院的一些年轻老师，他们最近回来，我和他们聊天，我印象最深的感受是，他们就是经常讲这些量子、科技啊，都想在以往的博弈论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其中一位告诉我，有位退休的著名外交家最近写了一篇题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的文章，他们看起来就觉得太初级。我想说，这些年轻人，那些特别擅长新技术的人，看到我们这些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式学者试图用这些东西来装点自己，他们觉得好笑、很外行，这些年轻人会认为老式学者用这种花哨的东西装点自己很可爱。(https://www.daowen.com)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抱着开放、宽容的心态，鼓励年轻人去追踪最新的技术。因为我看我的小孩，他房间里永远有一堆电子设备、有数据线和好多手机。每次他走之后我都给它们照个相，问他桌上是什么东西、有什么用处，不要占着太多空间。反正每次回来，他的桌上就是一堆这样的电器，然后走的时候他又都不要了。所以讲到技术，一个重要的点是，看待今人的和未来的国际关系研究，要回望古典，感受那些有温度的、了不起的思想家，不要忘记人文关怀和对是非善恶的敏锐直觉，不要让眼花缭乱的技术及器物模糊了视线。

这是一个平衡点，我们讲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之前，要树立伟大的、崇高的价值观，要让人权、平等这些人类进步中永不熄灭的灯塔长明。但也不要让自己变得过于守旧、迂腐，我们和年轻人一样，都处在技术井喷的时代。我们对他们所心仪的、擅长的手段和方式，不能抱着一种轻蔑的态度，反过来说也不要让这些东西变成排他性的新教条。

严：我总结一下您的观点。对于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来说，平衡“现代”与“古典”是关键。一方面，关注技术变革带来的知识进步是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侧面，技术特质是时代潮流。另一方面，“现代科技”是科学向度国际关系研究的一副面孔，我们应该鼓励年轻人，尤其是擅长最新技术的研究者不断探索。您是这个意思吗？

王：不错。用国际关系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争论，即行为科学主义和历史主义的争论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来说，最终两者都是需要的，两者需要保持平衡，都需要不断自我革新。历史学派有很多新的发展，他们融合了不同工具箱的探索方式。而行为科学，或者发展到后来的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些新的东西，也要给它一个很好的空间和提升机会，要允许年轻人充分地发展自己。所以，最近我就请了一个年轻的学者，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董青岭老师，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做了一篇关于大数据与国际关系研究的专访。他现在也就三十几岁，但是他写成了我们第一本关于大数据与国际关系的专著，这是很难得的。

但另一方面，就是在繁星闪烁的寒冷的冬夜，我们也要披上温暖的外衣，人性的外衣、价值判断的外衣、历史智慧的外衣，这个是永远去除不了的。在探索科学向度国际关系研究的同时，还要警惕技术奴役我们的心灵。科学不是统治性与排他性的教条，在科学的审慎之外我们还需要树立伟大崇高的价值观。17世纪科学革命时代一位人文主义者的呼吁至今仍然发人深省，他说：“知识正在不断走向碎片化，我们凭借自己偏狭的能力将艺术与科学分成了碎片，无法渊博到一窥全貌。人类已经不再可能拥有普遍性的知识，但是我们可以鼓励‘哲学精神’以期避免狭隘的专门化。”

严：古今中外，您认为有哪些学者在平衡古典与现代的时候把握得比较好，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学习呢？

王：在百年历史中间，如果说对我影响最大的中国学者，我可以列出四五位，比如说李慎之先生是第一位，陈乐民老师、资中筠老师，包括像王缉思老师也都了不起。他们的研究成果未必在数量上超过我们，但是他们的人文气质和人文智慧，是我们一般人达不到的，包括我自己。我做研究，常会想起视为榜样的四位前辈同事：思想开阔而犀利的全球化研究大家李慎之，在国际关系领域学问无人出其右的陈乐民，疾恶如仇却优雅知性的资中筠，聪明绝顶和幽默风趣的王缉思。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见多识广、见解深刻，作为思想者而“顶天立地”。所谓天，是除了思想外，金钱、地位和职务都无法与之相比。所谓地，是接地气，了解社会及普通人的感受。每当我提出一个看法时，心里会自问这几位师长可能怎么看，因为古典与现代的两种风格在他们那里有最好的平衡。

从外国来说，我佩服的是两个人，不是亨廷顿、不是基辛格，这些人以对策著称，而且确实都是“老狐狸”，都是不同凡响的大战略家。可是我最佩服谁呢？一个是刚才提到的爱德华·卡尔，一个是汉斯·摩根索。卡尔有英国贵族气息，他的文字充满优雅的韵律，但是他又有英国绅士看问题的风范。按理说威尔逊主义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欧美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充满了理想主义精神，重视国际联盟、国际法。但是卡尔却超过了他们，发出了战争的警报，提醒人们这是二十年的危机期。而且还有一点是美国人不讲的，后来到了美国读新闻学的时候，我才注意到其实卡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刻理解的人。这是卡尔作为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最了不起的特点，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下层人物都有同情心。卡尔虽然是贵族，但他的作品里有马克思的影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就是对人的命运、对下层的苦楚的了解，这是思想之花、人性之花，也是人文主义了不起的特点。

摩根索是另一个我佩服的人，前面提到过他是德国的难民，从欧洲移居到美国。作为现实主义的大师、第一本百科全书式的《国家间政治》的作者，国际关系学到他的手上才变为一个比较系统、全面的学问。从他以后，才可以说国际关系学像一个学科、像一座山一样耸立着。但摩根索最了不起的一点是，对于美国政府、美国军方、美国战争中的偶现狂热，始终抱有警觉。这是美国某些智者很了不起的地方。华尔兹也是这一类。别看他的理论叫作新现实主义或者科学结构主义，但是跟有些人不同，他也有着很高的道德水准，不会为了讨好政客而动摇自己的学术信念。哈佛大学一位著名教授给我讲，哈佛不少老师看不起亨廷顿。虽然亨廷顿的学问了得，三十几岁就成为终身教授，但是越战期间他给中情局打小报告的污点，受人诟病、难受尊重。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说这些大家就是人格上伟大的人，人性之光了不起的人。这也是对现在做科学学问、大学问的年轻人的一个提醒：真要把学问做大，一定要保持审视与批判力，保持自己政治哲学意义上的、人格上的独立。需要警惕的，既有权势的影响，也有技术至上的诱惑，还有市场金钱的诱惑。那些最好的学者，在权力、权势、利诱、炫色的科学时代，始终是清醒的，永远保持应有的姿势。希望你和以科学为业的国际关系学子，未来发展时牢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