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严：我们前面从学术的角度，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谈到了要看到国际关系学的科学、艺术和人文面孔，要实现“三位一体”。从现实角度来看，我们为什么需要“三位一体”的国际关系研究？

王：就像前面提到的，国际关系研究不应该止步于科学研究，艺术和人文视角的研究同样重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考虑到中国当前的发展状况，尤其在国际社会上，传统反应式的、追求量的增长的研究取向已很难适应我们面临的局面。研究过程需要关注有关人的、环境的、普遍性的议题，并且在理解这些问题的时候发挥想象力，不能被机械的思维局限住。

严：您是说既有的国际关系研究思路和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存在一定脱节？

王：前面谈了传统国际关系研究的长处和不足，也谈了我们期待的“三位一体”研究视角，现在可以谈谈具体的问题。当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面临的问题发生了变化，是全新的、复杂的。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还不够深入与全面，用过去的思路去解释分析，会出现一些偏差。

严：我们现在提出中国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机遇来了，要用新的姿态去面对这次变局？

王：我觉得首先要避免陷入一种误区，这种误区往往伴随着某种民族主义的狂热，认为中国是百年巨变的全部，是巨变的开启者、引领者，是未来世界秩序的开创者。我要强调，中国仅是百年巨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远不是巨变的全部。

百年巨变主要是就中国的发展与影响而言，还不能轻易说世界变局已发展到清晰可见、影响长远的百年巨变。所谓百年巨变应该有世界史全方位的影响，为各大洲的政治家和人民所认知和接受。出现世界巨变，可能因为战争（如两次世界大战）、重大政治变化、科技革命（如三次工业革命）、疾病肆虐（如中世纪末黑死病、现在的新冠肺炎疫情）、气候或地质变化（如冰川期）等。与今天的变局相比，两次世界大战、冷战结束，都是产生深远影响、缔造世界的不同性质的巨变。对一些国家而言，“9·11”事件都算不上有很大的影响。包括现在的新冠肺炎疫情，我的判断也是它加剧了当前国际格局的发展，比如加剧了贫富差距，让传统的联盟更紧密、让国家间的竞争更加白热化。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国际格局发展更像是催化剂、加速剂，而不一定是颠覆现有格局的事件。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殖民体系开始向共和国、主权国家体系过渡，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发达国家开始大量研究国际法、国际联盟和国际条约。现代会计制度、常备军制度、教育制度、铁路制度等，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普及。当时中国也向民国过渡，成为世界潮流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核武器诞生，亚非拉民族纷纷独立，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制度、国际组织建立，这些现象的影响远超出此后任何单纯的事件。人类彻底终结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时代，开始进入更加追求和平、文明、正义、公正的时代。和热战不同，后来出现的两极格局和冷战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应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待。冷战的结束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它带来全方位巨大冲击，世界进入一超多强时代。海湾战争、“9·11”以后美国参与或发动的一系列战争，等等，都和这一背景下西方的傲慢有关，同时金砖国家开始崛起，新旧力量转换加速。当前世界变局还不足以与上述巨变相比，很难找到类似的爆炸性、断裂性、质变性节点，并未产生新的国家、国际力量结构。当前仍是一超多强、西方相对优势的阶段衰败，国际格局处在渐变中有质变的长期过程。

有些人把百年巨变理解为，中国及其代表的模式起来了，美国及西方的制度不行了，至少中国要发挥与美国相媲美的影响力。但事实确实如此吗？某些宣传是过度了，例如某些文章、电影宣传片，给国民造成中国各方面已数一数二的想象，其实中国数一数二主要是在经济领域，还不是全方位强国。(https://www.daowen.com)

如果我们告诉世界，中国崛起带来世界百年巨变，其他国家是否认可？各国或许认同西方确显乏力，但“中国模式”还谈不上被大多数国家接受。西方的衰落并不意味着东方的崛起。比如从生态环境的角度而言，中国模式未必有很大吸引力，加速发展是北欧等地不一定需要的。在各国看来，中国带来了资金和项目，中国是解决脱贫、民生问题的了不起的经济巨人。“一带一路”倡议为各国所知，但它主要限于经济领域，在文化、政治、安全、环保、教育等各方面的含义较弱。

再看欧洲、日本、东南亚、中东等地，百年巨变的提法不多见。非洲需要脱贫，这也是中非关系进入新的质变时代的重要原因。但非洲的巨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独立解放，再由西方主宰命运走向谋求自主发展，与中国、日本、印度的关系未必很大。“一带一路”建设给非洲带去机遇，推动其发展，将来可能带去安全保障，但远未到焕然一新的地步。我听到非洲的一位学者指出，中国人在当地主要是搞资源和建筑的，非洲大学里至今没有中国的全职教授。拉美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一批由美国控制的右翼军人政权，在美国“松绑”后得以经济自由、民主化，但美国控制这个“后院”的局势没有根本变化。中国等国家虽然在拉美有工程项目，但除此之外，影响力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严：看来我们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理解还不够深刻。

王：中国领导人所讲的百年变局是有条件的，但现在很多领域都在不加区分地使用这种表述，都在从自己角度和需要出发“开说”百年变局。我们面临的变局，实际上是一种挑战，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高山反应症”，更多折射出“大而未强”“将强未强”的困惑。中国正处于由大向强、跃跃欲试的过程中，“新长征”刚刚开始。很多媒体、学者宣称我们开启了百年巨变的新时代，中国已“憋足劲”冲刺。但事情绝不可能那么简单，欲速则不达。要想清楚百年变局的定位和指向，避免战略性误判与透支。

我们应该更加谨慎、冷静，发现成长中的不足，埋头改革与发展，继续保持升势，避免犯错误。很多朝代都是在鼎盛时期歌舞升平、盲目自大时出错，紧接着就是萧条、溃败、战乱。要研究历史，洞悉未来，立于不败之地。孟子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个国家如果从上到下都卧薪尝胆、埋头苦干，这恰恰是上升期的表现；若到处是一片吹捧和靡靡之音，可能要走下坡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从上到下比较虚心谨慎，像干海绵一样吸收新东西，勇于承认自己落后，迫切地引进、追赶，努力地埋头干事。大学生以刻苦读书为荣，周末不轻易休息。今天却有太多的自傲，一些人觉得，发达国家不如我们钱多、车好、地铁新，从飞机上往下看要数中华大地是全球成长最快、最有效率的。这种心态虽然部分反映了事实，但方向感有问题。

“盛景”滋生了某种膨胀心态，认为别国不再有值得学习之处，可以输出模式、教育别人了。例如有些人老觉得要教训那些“挑事”的中小国家，轻蔑的语气惊人。虽是个别现象，但有值得反思之处。小国往往说话办事很谨慎，而大国容易犯下不敏感、较粗暴的毛病。也正因此，当我们对外宣称百年巨变时，一些国家可能产生不必要的疑忌和反弹。中国要有谦和的大国风范，在自己成长进步的同时，善于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为世界做出贡献。

若想立于不败之地，首先要办好自己的事。小国不管做得多好，都有可能在地区和国际局势的起伏中身不由己地随波逐流。而核心大国、中等以上强国，其强弱兴衰更多取决于自身体制和机制。例如苏联的不战而败、分崩离析，有西方演化、外部的诱因，但长期停滞、丧失活力及官僚腐败等，才是致命的内因。中国有很光鲜的地方，也应该细查自己的短板和软肋。如果讲成就者多，谈问题者少，或者说出来不受待见，就不是一个进步大国的应有氛围。

中国在保持自身优势的同时，要学会继续埋头苦干，不断自我改进。好比早先很多老板都是野蛮生长，其受过高等教育的子辈就会采取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受过更好教育的下一代会做得更精致、有品位。国家发展也会经历类似过程。历史地观察，中国目前还需要更好地满足各阶层的生存权利，要继续解决经济需求、挖掘发展活力，改善国民生活品质，这是发达国家早已解决的，今天中国要提出更髙要求，追求更优质的教育、生活、环境，以及让人尊敬的国际视野、公共产品、外交形象。这时一定要以充满学习气息的态度去看待拥有的财富和仍然存在的不足，不断发展和提升。

我们观察外部世界要谨慎细致：哪些地方有让人担心的事态，就要防范；哪些地方有值得学习之处，就要关注。中国人对复杂真实的外部世界其实远不够了解。国人新世纪以来才真正大规模走出国门，出去学习、旅游、工作，走马观花，对整个世界和人类发展阶段性，对各个民族及文化的内在复杂性，认知远不充分。中国虽然富了，社会风气、国民素质、公民意识、民主精神有待进一步提高，对生态的爱惜可能不如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社会的道德感更没有成为全球的典范。在开始进入所谓“世界第一方队”时，一举一动要小心翼翼。时刻反思提醒自己，辨识自身和他者的优势与不足，形成趋利避害的战略谨慎观，继续借鉴和追赶先进的东西，不管来自哪里。中国应当成为一个保持战略审慎同时灵活开放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