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的“样子”
二、主权的“样子”
王：既然说到主权，我们不妨用你提到的“艺术的透视功能”去考察一下。主权的“艺术特征”是什么？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它是什么样子的？
严：在提到主权概念的起源时，我们一般会把它和神权联系在一起。主权不是凭空产生的概念，不是政治哲学家们奇思妙想的产物，它的诞生与主权和神权之间的竞争相关。如果回顾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整个欧洲无论从法律还是现实角度都处在天主教教会的权力笼罩之下。从法律角度而言，各国国王需要通过教皇加冕才具有统治的合法性；从现实角度而言，教会不仅控制着各地的教堂、教产，还拥有向百姓收税的权力。教会所代表的神权是中世纪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唯一来源，神权通过教会组织与封建附庸关系层层向下传递。
上帝的神权至上，教皇自诩为上帝的代言人，行使着世俗世界的最高权力。教皇通过加冕仪式册封国王，国王因而具有了得到普遍承认的、在其领地统治的合法资格。国王进一步向下分封贵族，层层缔结契约关系，确认权力归属。在西罗马帝国覆灭之后，这种政治模式持续了数百年，史称“中世纪”。尽管国家与教会之间的权力争夺时有发生，但这段时期国家并不拥有近代意义的主权。国家不是其统治范围内的最高权力代表，也不具有排斥外部干涉的身份资格——它既非对内最高，亦非对外独立。如果我们把此时的欧洲称为“前主权时代”，那么我们可以从中世纪的欧洲地图中发现一些端倪。
博丹的主权观点
让·博丹（Jean Bodin, 1530—1596）被认为是现代主权概念的创始者，他在1576年所著的论《共和六书》里形容主权是一种超越了法律和国民的统治权，这种权力由神授或自然法而来。从这里他也先行定义了君权神授说，指出“主权是一个共和国所拥有的绝对和永恒的权利”。主权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因此是无法被分割的，但也并非不受任何限制：它只在公共的领域行使权力，而不是在私人的领域。它也是永恒的，因为对它的拥有者而言，主权并没有期限存在（而掌权者则有其期限）。换句话说，主权并非一个人的财产：在本质上，它是无法被割让的。
这幅中世纪的欧洲地图有着明显的拟人化特色，它把欧洲描绘成教士的形象：他表情严肃，头戴法冠，身披法袍，右手托着球型法器，左手举着法杖。我们熟悉的欧洲国家——尽管有些国家在当时还只是地理名词——在图中是“欧洲教士”身体的一部分，共同组成了一部完整的躯体。
王：这种独特的地图绘制方法与中世纪的国家主权观念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塞巴斯蒂安·明斯特（Sebastian Munster）所画中世纪的欧洲地图，1570年
图片来源：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Library。
严：从图像的角度考察，每一个国家都是欧洲大陆“有机躯体”的组成部分，只有联合在一起躯体才是完整而有生机的。对于欧洲而言，意大利的独立意味着人失去了右臂，英国的独立象征着教士丢弃了法杖，国家独立等同于欧洲被肢解。而对于每个国家而言，即便成功谋求了独立也无法生存，因为脱离了躯体的残肢是无法存活的。(https://www.daowen.com)
王：这种解读方式是你的猜想，还是当时人们的态度？
严：有猜想的成分，但也是有依据的。这种将国家与身体进行类比的隐喻方法在当时有着很强的解释力。从宗教角度来说，把国家的独立类比为对身体的伤害，这个隐喻背后的道德威慑力十分强大。在天主教的教义中，为了私欲而自戕是不圣洁的行为，任何自戕的人都无法获得救赎。因而一旦国家背叛神权、谋求主权便会遭到严厉的宗教指控，这种潜在心灵压力不仅施加在国王和贵族身上，更施加在虔信的公众心中，成为一股隐形的压力。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考察，把主权与身体进行类比的做法是当时知识界的主流观点。从起源上考证，西方近代政治学与医学的关系最为紧密，政治学研究中的大量分类方法都脱胎于医学研究成果，更有不少学者使用医学领域的案例去解释政治现象。
关于身体、生命、政治之间的关联，德国学者恩斯特·康托洛维茨（Ernst Kantorowicz）的作品《国王的两个身体》（The King's Two Bodies）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
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英国，流行着这样一种观念：国王有一个“自然之体”，他个体的肉身，可生病、会疲弱、可朽坏；同时，国王另有一个“政治之体”，永远存续、不可朽坏。
然而，政治体世俗化的发展历史塑造了超越时间的“祖国”和“人民”这样的观念，并自然地引向这个身体的“头”，即国王的永久性问题。这个问题是古今政治体的根本问题。
用艺术观察主权时，借助这两幅地图，我们看到了什么？那就是下面这番场景：神权是完整的躯体，主权是自戕后的残肢，知识界接受了这种隐喻方式，普罗大众受迫于难以救赎的恐惧，艺术家则把这种前主权时代的观念通过地图记录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