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微观着眼

严：您提到了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的研究对象侧重于人性和个体，那么我们观察的视角是不是要适当的从宏观层次回落到微观层次？

王：你说得很对，除了将研究对象重新定位于“人”，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还需要重置研究视角。以往我们观察国际事务，更多的时候使用的是宏观的、体系的视角，注意力往往放在国家甚至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之上。但是，在使用整体主义视角研究国际关系的同时，还需要给予个体主义视角更多的价值，尤其是避免采用简单的国家主义视角。

现在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有一种风气，研究偏爱力量、大国、整体、英雄主义这些关键词，赢得胜利的气势与学说更受欢迎。当然，作为一个新兴大国，我们需要有“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的战略视野。但是，仅凭外交智慧与战略眼光并不足以支撑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发展，一国国内社会的治理水平和公民素质对于国家的外交能力建设来说同样重要。我在《仁智大国》这本书里面说到过这个观点，所谓大国，一定是仁的社会和智的外交之间的结合。只有幸福、富足、笃定的社会，才足以使我们的国家成为“底气硬”的风范大国，外交才有源源不断的动力，中国形象在国际社会上才有接受度和吸引力。

严：外交的成功看起来靠的是精妙的外交手段，纵横捭阖的外交穿梭，但归根结底凭借的是国家的实力。您的解释表明，实力不只是人们常说的硬实力，比如军事实力，甚至是科技实力，还特别要有好的思想文化底色之上的软实力。

文化吸引力从哪里来？拍几部国家宣传片，举办奥运会之类，当然有作用，但不等于全部，并不必然带来文化软实力的持久提升。最终的吸引力来自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更好的体验，来自国际社会对这种体验的观察学习与接受认可。如果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看到我们的普通民众生活安逸，工作努力，团结上进，教养良好，我想他会把这种印象与整体中国的世界作用联系起来，会愿意亲近中国。历史上也有反面事例。在近代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尽管号称中央王国，拥有世界最多的金银财富，但清朝末年英国使臣沿着京杭大运河北上时看到的是另一番民间景象，那么任凭清帝国在外交场合如何华丽、外交手腕如何高明，它都很难得到别人真正的尊重和认可。前不久，美国《时代》周刊以中国劳动者为封面主题，寓意建设一个经济崛起的新兴强国的关键因素是千百万默默无闻的中国普通建设者。这种报道的影响不可小觑，可能比我们官方的宣传更能打动国外公众的心。

王：正是因为如此，我们还需要“以身观身，以家观家”的个体视角。在个体视角下，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探讨的是国际舞台中人的权利、人的自由、人的精神状态。它要告诉我们，什么是人，何以为人，什么是人的精神。它强调如何培养伟大的人格，如何让公民、社会、民族更善于学习。它告诫我们研究不要过于粗线条、政治化，动不动抬升到国家层次。它提醒我们国际社会是多样、具体和复杂的，而不是霸权至上、简单同质、非此即彼的。沿着“善”的向度思考，看似只有黑暗、斗争和博弈的国际关系研究将变得更加多面。它有成长与进步，也与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相连。总之，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将带领我们进入善良、正义、哲学意义上崇高的研究视界。

严：善良、正义、崇高的国际关系研究，您说得真是太好了！国际关系学的“人文性格”不正是应该如此么！我觉得微观的国际关系研究有两个重要的价值。

第一个是，微观研究有助于我们去理解特定的国际关系变化对于公众的具体意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不仅需要关注权力变动、制度变迁、规范演化对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影响，还要关注这些抽象概念对于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例如生活在冷战核武器的阴云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在族群冲突中艰难求生的家庭是什么样的？跨国公司入驻和国际产业链转移对底层工人的影响是什么？

第二个是，微观研究可以平衡自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以来研究的“物化”倾向，使研究对象更鲜活、真实。所谓物化倾向，就是说我们在研究中把很多脑袋里想象的概念当成了现实存在的事实，然后对它们进行研究。这种办法的好处是我们可以很冷静、客观地去描述、分析现实中发生的事情，比如社会学研究的婚姻，经济学研究的市场，国际关系研究的国际体系。但是，这些概念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吗？如果较真起来，婚姻能被观察到的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一幕幕场景，市场是超市、交易所中熙熙攘攘的人群，国际体系是可以在网页上下载的《联合国宪章》。为了理解方便而假想的研究对象是它真实的样子吗？我们忽略了什么？又过分强调了什么？通过这些概念创造出的世界是真实的吗？(https://www.daowen.com)

如果我们“胆大妄为”地推翻涂尔干的“暴政”，那么国际关系中的“社会事实”就不再是先验的必然性制度，而是需要被反复阐释的偶然性假设。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概念，例如结构、系统、无政府状态、国家利益等，应该被放置在具体情境中加以定义识别，而对具体情境的研究正是微观研究的着力点所在。

王：是的，在人文主义的视角下，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会有全新的认识论态度。但与此同时，还需要一些具体的角度去着手开展研究。刚才说到微观的国际关系研究关注具体的人在国际关系中的境遇，和这个主题相关的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人权（Human Rights）、政治心理学（Political Psychology）、情绪研究（Emotion in IR）、少数权利（Minority Rights）和原住民权利（Indigenous Rights）、世界政治中的记忆（Memory and World Politics），以及领导人个性特征（Leadership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研究。这些研究主题都是比较成熟的方向，在国际学术界中每个主题都有一批学者在追踪，形成了一定的学术共同体。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对人权和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比较多，对于其他领域的研究至多停留在介绍、翻译的层面，有些甚至连翻译都没有。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严：我曾经读过一本书，题目是The Global Politics of Contemporary Travel Writing（《当代游记的全球政治》）。这本书汇编了大量的游记，向读者展现了普通旅行者、商人眼中的国际关系，比如全球化进程中“外国人”概念的变化，人权保护、民主促进这些词汇对于普通人生活的影响，地理边界与具体的认同变化，等等。阅读这些收集来的游记，我们可以感受到普通人对世界政治变迁的理解。

我对这个主题非常感兴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曾经作为一个旅行者亲身感受到了国际关系对人的影响。几年前我去波斯尼亚旅行，当时是从克罗地亚的首都萨格勒布坐长途巴士前往萨拉热窝，车程有八个小时。对于萨拉热窝，我们学习国际关系的人对它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这个城市曾经多次成为历史的焦点：它是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地方，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双方争夺的焦点，还有一部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描绘这次战役，它还是南斯拉夫内战的修罗场，这座峡谷城市曾经被包围长达一年之久。

我的经历是，当时巴士在萨拉热窝城郊的一个加油站加油，乘客们在一旁的咖啡馆休息，我走进咖啡馆时看到一群40来岁的居民都直勾勾地盯着我。我笑着用当地的语言和他们打招呼，但是所有人都充满了警觉，甚至是恶狠狠地注视着我，一言不发，当时吓得我夺门而出。后来在萨拉热窝和年轻的向导提起这件事，他认真地告诉我，这些人肯定是把你当敌人了，他们骨子里对外国人就不信任。我很惊讶地问起原因，结果答案令人意想不到。他说这些人大多经历过20年前的萨拉热窝围城战，城市周边的山上遍布狙击手，这些人只要上街就有可能成为活靶子，而这种情况居然持续了一年之久。所以说，民族冲突和不信任成为这些中年人难以抹去的记忆，而我在他们眼中则“不幸”被识别成了“坏人”。

通过这次经历我开始相信，做国际关系研究要有高高在上的视野，但不能有高高在上的傲气。并不是说我们研究的主题是国际关系，就高人一等，要和普通人隔开。我觉得微观研究在吸收、继承这些研究成果的同时，要更多关注具体语境中的群体与个人，而不是泛化的群体或者抽象意义上的人。

王：同意你的看法。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写过一本书，叫《非凡的小人物》，我很喜欢，常常推荐给自己的学生阅读。他最大的贡献就是，从平凡人的足迹和历史的角落里，例如中世纪的鞋匠，越南丛林中抗美、抗法的游击战士，乐师中那些非主流的爵士乐手，找寻时代和世界变迁的重大印记。他发现，通过这些小人物，能在国际关系史、世界史的盲区里发现重大的节点、历史进步或转折的动因。比如说中世纪鞋匠，他发现意大利、地中海的鞋匠很多是能言善辩、消息灵通的“政治掮客”，善于鼓动演讲和宣传。对于15、16、17世纪意大利的革命运动而言，这些鞋匠实际扮演着火种传播者的角色。因为他们经常走街串巷，又能够广泛的把各种信息传递到不同的乡镇角落，所以霍布斯鲍姆称他们是中世纪意大利民族意识兴起的关键——“政治鞋匠”。

在研究越南抗美、抗法的丛林游击战士的时候，他写到这些伟大的却不知名的、戴着草帽穿着破衣烂衫的游击战士，凭着简陋的步枪甚至是弹弓、农具，最终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国人和法国殖民主义者。这也让人们联想到神话中大卫战胜歌利亚的神话，越南丛林的游击战士的形象成为反殖民运动的符号，20世纪中期吹响了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号角。

这位英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还走遍世界各地专门去听爵士乐，在北美、南美、欧洲这些地方之中，他说纽约的爵士乐是最好的。按照霍布斯鲍姆的说法，爵士乐永远不是主流，但爵士乐的演奏者和欣赏者却是有着反叛气质的一群人，是精神上不流俗的人。在聆听过程中，我们很容易从中间听出强烈情感，听出草根底层的需要，听出社会包含的那些在主流媒体上看不到的愤怒。爵士乐的演奏经常即兴发挥，不能用标准的程序编排，也没有既定的演奏乐谱，不像交响乐那样规整。这恰恰反映出边缘音乐家的特殊性及其魅力所在。作为历史研究者，霍布斯鲍姆把爵士乐手作为非凡的小人物中的一个群体，通过他们来考察美国黑人地位的变化，甚至联系到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爵士乐外交”和特殊的时代气息。不管选取的小人物来自哪个国家、哪个时间段，他观察的都是社会剧烈变动在普通人日常心绪中的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