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模糊的人文面孔

严：那么为什么国际关系研究的人文面孔越来越模糊？

王：原因有很多，首先是人文研究和政策研究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决策部门的朋友说，政策建议报告最好不超过1 500字。把要点解释清楚，不要注解、不要展开，只把最必要的事情、梗概和对策建议说清楚就好。但你想想，如果这种研究成为风尚，那么法国年鉴学派也好，英国的霍布斯鲍姆等学者也好，或者我们现在所说的日常生活转向研究也好，这些都不可能推进。既然无法满足需求，后面这类研究就注定会远离决策、高层和政治圈。

但是有人会说，国际关系研究如果不让政策指令者感兴趣，你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这个问题也要说清楚，让未来的年轻人、学术人首先明白，放弃政策研究、追求人文研究的代价艰苦。也要让有识之士意识到，养这些清谈者、这些看似高谈阔论实则一无所用的“闲人”，其实是体现时代进步、是思想丰富的需要。如果你到非洲去，到那些贫穷的部落去，它们没有我们这样的大学，养不了这种学问家和闲人。因为他们需要的人才，是能够提供食物、建造房屋、懂得算术的人才；对这些国家而言，它们只能把有限的资源投资给实用性人才。但是越是发达国家，它的第三产业越是发达，就意味着教育的发达、大学的发达、科学精神的发达，养得起更多的艺术家和思想家、清谈者、研究所和设计团队。人们有闲心，有相当的一部分人可以安心地不受“为稻粱谋”的困扰，去做那些“大而无用”的研究。那么国际关系呢？它应该属于不受“为稻粱谋”困扰的学科，是拓宽公众和政治人物视野的学科，是把眼光从“一亩三分田”延伸至全球各个地域的学科，是洞察不同族群差异与融合的复杂历史进程的学科。从人文精神的角度来说，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除了策论的部分外，应该倡导一种气质、一种精神上的执念——促进社会和人们走向更加正义、高尚和文明的境界。

严：既然您提到了人文精神与现实选择之间的张力，那么我想提一个问题。在讨论人文关怀的时候，有时候无法避免地触碰一些所谓禁忌话题或者敏感地带，那我们怎么处理研究中的政治敏感问题呢？

王：避免过度的政治化或者防止不必要的敏感性，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关于政治敏感性，我做过一个有趣的调研。我在北京大学自己的课堂上，找了30几个国家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问他（她）们一个问题：“你们的国家有没有政治约束，有没有政治禁忌？有没有对于你的国关理论或者外交研究来说不许逾越的界限？”结果是，几乎所有这些同学的国家都有特殊的禁忌和雷区。这点给我一个启示：任何地方都有政治敏感问题，关键是如何呈现，怎样研究它们。技巧到了，能力够了，也许就可以用学术的方式、学理的讨论，把它们展现出来，或者持续加以比照和分析。比方说，在美国种族差异就是一个雷区，到英国、日本说君主制便是敏感话题，和土耳其学者讨论20世纪初期的族群残杀容易自找麻烦，在我们周边的多数国家都有敏感但值得研究的历史问题、种族问题、政治斗争问题、边界争端问题，虽然外交官、政治人物和官方媒体不会涉及它们，但通过富有技巧的学术分析与比较研究，我们能够获得许多洞见。例如，里面充满不同角度的史料记叙和正式与非正式标签，有大历史与小人物的各种奇妙组合与悲欢离合。这些东西有些成为政治规则，有些已经内化成为文化。研究起来，既有难度也有趣味，既有广度也有深度，既有政治也有学术。宣传有界限，研究无禁区，我始终觉得这个讲法是对的，作为研究者不要辜负自己的职业与使命，不要放弃本来应当研究的东西。

严：我记得有一位犹太裔的德国政治哲学家叫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他曾经写过一篇短文，叫《迫害与政治写作》。他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叫writing between the lines，就是“在字里行间书写”。当然他这么做是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他不得不这么做，通过写一些“显白”的内容来表达“隐微”的内涵。

王：这是极端环境下的一种策略。其实你做研究的时候，即便不触雷，也可以很有意思，外国学者或者同行也会觉得有交流借鉴的价值。这也是一个我现在感兴趣的点，做了各国情况的初步调研以后，发现真的值得比较、值得追问。

严：您的意思是，问题的敏感性和问题的重要性、研究的好坏没有直接关系。

王：是的，就是这个意思，我还想再解释一下。外交有很多话语、很多概念，而且我的视角不是特别具体的、当下的方向，比方说我不着急说中美贸易争端该怎么解释。我的关注是中长期的，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过分卷入当下不易看清的事态。中长期视角令你能把控大的走向，找出关键因素，发现与比较更多的侧面，这样对外交方针及其效果的评估，与宏观理论与所谓规律的认知衔接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严：回到我们的主题，您刚刚提到了人文研究和政策研究之间的张力是人文向度国际关系学得不到重视的一个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原因吗？(https://www.daowen.com)

王：另一个原因是费孝通先生提到过的，就是我们过分地强调了自然和社会，或者说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差异。费先生认为社会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在区分的时候又对它们产生了误读。我们通常的理解方式是，人的生物性就是人在生理、医学意义上的特性，比如要求生存、繁衍、群居，这类属性不包括精神的、文化的内涵，而人的社会性则包括人的身份、角色等内容。乍看之下，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是对立的关系，探索生物性使用物理、生物和化学等科学，研究社会性则要使用社会学、历史、哲学。但实际上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并不是彼此“二分”的概念，而是一个事物的不同方面、不同层次而已。无论是生物性还是社会性都是人的“自然属性”的一部分，人的社会性其实不过是人在自然界中生存时所表现出的一种独特的生物习性罢了。开个不合时宜的玩笑，如果一位社会学家变成了鸵鸟，那么对于他来说，遇到危险时把脑袋埋在沙子里的行为就是鸵鸟的社会性特点——因为这是鸵鸟特有的行为方式。

我们之所以习惯于把社会性和生物性，把人和自然二分看待，一方面是我们在思维常规中为了认识和解释方便而做的“概念化”处理。另一方面，也许是出于人类之于其他生物的优越感，“我们”把自身的特点命名为“社会性”，而把其他物种的特点一并笼统归为“生物性”。其实，无论是追求真、善、美的社会性一面，还是追求生存、繁衍的生物性一面，它们都是人类自然属性的一部分，只不过前者是人类的物种特色，相对于生物皆有的吃、喝、拉、撒来说层次更高一些。那么，这对我们理解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有什么意义呢？

费孝通先生给我们的启示是，社会、人文这些概念都是人类自然属性的一部分，是人类根据自己的思维模式创造出来的环境，因而我们所说的“人文”只能建立在自然规律和原则的基础上。这样一来，所谓人文研究和科学研究其实是同源的，都源于人类社会发展、演化的基本规律，“科学研究绝对客观，而人文研究则一厢情愿”这样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忽视了科学和人文都源于人类在自然中的实践历史这一事实，我们才武断地将它们割裂，并生出偏见。

严：科学和人文之间存在的裂隙好像越来越大，科学的研究和人文的研究似乎有一种水火不相容的关系。难道我们没有意识到它们都是人类演化规律的一部分吗？

王：这个和中国近代的历史有关。在清末民初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大量地借鉴了西方和近代的社会思想，这些思想无疑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基础。但是，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这种匆忙的、被动的借鉴的过程，也存在着很多粗糙和不协调之处，特别是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我们在接受西方现代科学的同时，基本上直接接受了西方文化中“人”和“自然”的二分对立的理念，而在很大程度上轻易放弃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价值观。这里费老说的中国传统中的天人合一观念，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人文与科学同源于人类的自然属性与历史实践，中国知识分子把它称之为“天”或者“天道”。

严：那这种把人文和自然二分的知识传统，对我们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或者说这只是思维方式的差异，实际上无关紧要？

王：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一方面这种二分法会带来我们刚才提到的，注重科学而轻视人文的倾向——人文看起来只是主观的臆想，而且不实用。但另一方面，把人的社会性和生物性截然二分，把人文、社会和科学、自然割裂会引发一个更大的危机，这个危机就是我们会忘记人文和科学同源于自然，因而人文只能建立在自然规律和原则的基础上，人文的活动只是利用自然、顺应自然，而不是改变自然，甚至对抗自然。

严：是的，在中国过去的知识传统中，指导我们行为处事的那些经典，无不告诫我们要敬畏自然、发现自然、顺从自然，比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格物致知”，还有《易经》中提到的“亢龙有悔、潜龙勿用”等道理。

王：是啊，把人文和自然二分会让我们产生一种迷思，一种单凭人力就可以对抗自然的幻想。当然我们要承认科学技术和精神信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改造自然、为我所用，但是把人和自然过分对立起来就会重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悲剧。在国际关系中，这种对立也会误导我们的行为，误以为自身足以强大到可以通过一己之力改变国际秩序。

费先生曾说：“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社会历史实践，包含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蕴藏着推动社会学发展的巨大潜力，是一个尚未认真发掘的文化宝藏。”我想，对于我们国际关系研究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也是我们的宝藏，对于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它重新界定了我们思考的基本框架，为我们提供了更加多元的认知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