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其基本特点是:国家处于分裂、对峙的状态。从汉末三国鼎立开始，到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近四百年的时间中，除了西晋时期短暂的统一外，一直处于分裂、动荡之中，先后建立的政权达三十多个。
东汉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汪洋大海中灭亡，代之而起的是魏、蜀、吴三国鼎立。晋武帝司马炎结束了鼎立的局面，他的父亲司马昭灭掉蜀国，司马昭去世后，他代魏建晋，灭掉东吴，统一了中国。可是好景不长，司马炎去世后，为争夺帝位，皇室诸王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这就是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八王之乱大大消耗了西晋的国力，北方少数民族趁机入侵，开启了五胡乱华的历史。五胡是指北方五个主要的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五个少数民族在中国北方地区先后建立了十六个政权[1]，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五胡十六国。
在西晋王朝衰败之际，皇室的一支琅琊王司马睿南渡长江，在建康(今南京市)建立了东晋王朝，和北方的五胡十六国对峙。在频繁的对北战争中，东晋王朝中的低级将领日益崛起，北府兵将领刘裕推翻东晋政权，建立起刘宋王朝。之后，又经历了南齐、梁、陈三个王朝的更迭。宋、齐、梁、陈四个王朝都是武人建立的政权，是历史上的南朝时期。
五胡十六国的分裂状态被来自内蒙古的拓跋鲜卑统一，建立北魏王朝，与南朝形成南北对峙局面。北魏末年，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一些军阀形成割据势力，其中，高欢和宇文泰分别拥立北魏皇室后裔，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他们的后代又代魏自立，东西魏分别为北齐和北周代替。公元577年，周武帝宇文邕消灭北齐，统一了北方。公元581年，北周外戚杨坚代周建隋，八年后，他灭掉陈朝，统一全国，南北朝至此结束。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上的显著特征是出现了皇权与世家大族共治的门阀政治形态。西汉武帝以后，崇尚儒学，官僚多以经术起家。他们授徒讲学，门生故吏遍天下，形成一种社会力量，其子孙承家学，继续为官。久而久之，到东汉中叶出现了世代为官的大姓豪族。魏晋南北朝时，实行九品中正制，选官专看家世声名，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状况。士族垄断了政府的重要官职，占有重要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军事资源和社会资源，对政府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力。东晋政权就是琅琊王司马睿在世家大族的支持下建立的。司马睿在皇室中的地位和名望并不高，刚到建康的时候，江南的士族地主并没有把他看在眼里。随他一同南渡的世家大族琅琊王氏兄弟想出个办法，他们让司马睿坐着华丽的轿子，自己骑马跟在后面，以此帮助司马睿树立威望。司马睿称帝后，曾邀请王导和他一齐坐御座，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王指琅琊王氏，马指皇室司马睿。之后，又出现郗与马、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王与马[2]共天下的局面，世家大族轮流执政，微弱的皇权维系一缕而不绝。南朝是武人建立的政权，皇权得到伸张，门阀政治逐渐衰落，但门第观念仍十分顽固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
这一时期思想文化上的特征是多元化。政权更迭、外族入侵、战乱频仍、民不聊生，这一切都让人们感到生命的脆弱，儒家所倡导的神化皇权和礼教思想受到置疑和挑战，汉武帝时期确立的儒家独尊的地位顷刻间坍塌下来，人们从不同角度去追求和发展个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玄学、佛教、道教思想兴盛起来。
生活在乱世之中的人们，尤其是作为社会精英的士人，政治热情已经冷却，朝不保夕的仕途生涯让人没有安全感，人命如草芥。在这样的社会中，生不得而知，唯有死是必然的，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着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因此他们必然要求摆脱外在的束缚，渴望挣脱世俗的牢笼，撕裂社会伦理的虚伪面纱。他们越名教而任自然，在老庄思想中追求自我的存在，寻找人生的真谛，形成这一时期特有的玄学思想和谈玄之风。
佛教宣扬“生死轮回”“因果报应”，把人们的眼光从痛苦的现实转移到来生的幸福上。东汉初年，佛教便传入中国，但没有得到广泛传播。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长期的战乱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佛教对无边苦海的描述在现实中得到了验证，皈依佛就能够得救，使人们看到了脱离苦海的希望，再加上佛教大乘空宗的般若学说与玄学有相通之处，很容易被士人接受，因此，佛教很快在社会各阶层流行开来。
道教以长生成仙为目标，引导人们享受人间快乐，与此同时，并行不悖地积累得道成仙的资本，从而一朝功成，“举形轻飞”，进入“洞天福地”，继续享受更大的快乐。在道教看来，人人都可以通过正确的修炼达到这一理想，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动乱时代人们追求掌握自己命运、渴望和谐安逸生活的愿望。
玄、佛、道虽然具体的方式和内容不同，但却指向一个主旨，那就是关注个人的存在，关注个人的命运，关注个人的享乐和幸福。它们和原有的儒学相互冲突融合，呈现出多元文化相摩相荡的壮观景象。因此，魏晋南北朝是精神解放、个性伸展的年代，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待两性关系的态度、两性生活的方式等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及时享乐思想普遍存在，欲望超越了礼教。如前所说，从来没有哪个时期有过这样强烈的对于自我生命的关注，从来没有哪个时期有过这样强烈的对于生命的眷恋和渴求。面对严酷的斗争，面对朝不保夕的生活，人们心中充满了恐惧，反映在生活上便是苟且偷安、及时享乐，从最高统治者皇帝及后妃到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以至平民百姓，无不如此。
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帝、后妃的秽行冠盖中国古代社会。曹操曾为一孀妇痛失爱子;晋武帝司马炎为了选尽天下美女，曾禁止天下嫁娶。南朝是武人建立的政权，十六国北朝君主来自北方少数民族，他们身上原始的野性远远超越了理性的束缚，欺母盗嫂、娶姐淫妹的乱伦事件时有发生。宋孝武帝刘骏曾经在其生母路太后的房中留宿，流言传于宫内外;并与他的几个堂姐妹淫乱，还娶了一个封为淑仪。北齐文宣帝高洋曾逼迫嫂子与自己私通，他的弟弟高湛又逼迫他的遗孀李氏与自己私通，并生下一个女儿。梁元帝萧绎的妃子徐昭佩和侍臣暨季江私通，还留下一个“徐娘半老”的典故。北魏孝明帝元诩的母亲胡太后曾为梦中情人作《杨白花歌》。北齐后主高纬的母亲胡氏为了与和尚私通方便，竟然把寺庙搬进宫中，她的情夫被和尚们戏称为太上皇。
士大夫们为了满足对声色的喜好，蓄养了大量的妓妾，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东晋谢安隐居东山，放情丘壑，每次游赏，必有妓女跟随，即使在守丧期间，也不废妓乐，衣冠名流纷纷效仿，竟然成为时尚。刘宋时期，明帝身边的宠臣阮佃夫家中有女妓数十，艺貌皆冠绝当时，就连宫中的妃嫔也稍逊一筹，她们的穿着打扮就是流行的风向标。北周李迁哲性情奢华，妾媵有百数，子女六十九人。沿汉水建造宅第，绵延千余里，有子女的姬妾散布其中。子孙们参见，李迁哲有时竟然记不起他们的名字，甚或不认识。
妇女离婚、再嫁也表现出较大的自由。离婚的自由表明这一时期婚姻并不是不可挣脱的牢笼，为了个人的自由，缔结婚姻的双方都有解除婚姻的权利，重新寻找自己的幸福。人们对妇女再嫁也表现出宽容的态度，妇女离婚或丧偶之后，无论是娘家父兄，还是夫家公婆，对女儿或媳妇的再嫁都积极支持，男子们也不避讳娶再嫁之妇。皇室中的公主、皇后再嫁的现象很多，有的甚至三嫁;皇帝娶再嫁之妇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今朝有酒今朝醉，人们对待两性关系的放纵和自由都来自于对生命短促的感慨，从而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迹。这一时期由于门阀政治和门第观念的存在，世家大族的婚姻表现出极强的门第性与等级性。
世家大族在形成的过程中，又分出了几个不同的层次，有高门与次门之分。高门中又有一流高门和一般高门之分，一流高门又被称为“膏腴之族”或“华族”，次门中又有高等次门、低等次门之分。这些不同层次的世家大族有不同的门品，在朝廷中占据不同层次的官位。一流高门指门品为二品、几代人的官品多在三品以上，并有人达到官品一品的家族;一般高门的门品也是二品，不过几代人的官品都徘徊在四五品之间;高等次门的门品为三品以下，几代人反复充任六七品官，最高为六品官的家族;低等次门的门品为四品以下，几代人反复充任八九品官的家族，也就是史书中常见的“寒微士人”或“人士之末”。
政治上等级身份的区分，严重地影响了世族的婚姻。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论及此事时说:“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当其入仕之初，高下已分，迨及论婚之际，门户遂隔。”不同层次的世族形成不同层次的婚姻圈子，他们通过互相联姻构成一个阶层，也靠婚姻关系巩固自己的地位。在他们的婚姻中，德才退居次要地位，门第才是最主要的，联姻的两个家族一定要门当户对。从而形成一个个封闭的通婚圈，通婚圈的狭小又导致近亲婚与异辈婚的大量出现。然而，谁也不能突破这一不成文的、大家默认的游戏规则，如有违反，就会遭到大家的一致谴责，被人瞧不起，甚至剔出士流，罢免官职，禁锢终身。
这一时期，道教的广泛传播，人们对享乐的追求，两性关系的开放性，促进了房中术的进一步发展。房中术原是道教治病和修身的一种方法，研究怎样通过性交促进健康长寿。房中术把性与保健结合起来，既不影响享乐，又可延年益寿而更好更多地享乐，这就完全符合当时人们特别是统治阶层追求享乐的需要，于是房中术得到人们的重视并得以发展。
【注释】
[1]这十六国分别是: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夏、成汉、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
[2]马指的是皇室司马氏。第一个王指的是琅琊王氏，郗指京口郗氏，庾指颍川庾氏，桓指谯郡桓氏，谢指陈郡谢氏，第二个王指太原王氏，都是东晋时期的世家大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