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第婚姻的打破
士族子弟凭借自己的身份，无论是否有才能，在踏入仕途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较高的起点，即使是愚钝之才，也照样能谋得好职位。出身太原王氏的王述，有人说他是白痴，司徒王导却将他“以门第辟为中兵属”;出身陈郡谢氏的谢?，“生而不慧，为秘书郎”。在踏入仕途之后，士族子弟又可以凭借门资较快地升迁，所以有“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6]的说法。正因为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取得官位，所以他们拒绝担任事物繁杂、辛苦的官职，特别是武职。即使在清要、显贵的官位上，他们也只是把官位看做自己仕途上的一个站点而已，并不尽心尽责，有的连自己的职责是什么也搞不懂。
出身会稽虞氏的虞啸父在晋孝武帝世担任侍中。有一次，虞啸父陪孝武帝喝酒吃饭，孝武帝问他说:“卿在门下，初不闻有所献替邪?”意思说你在门下省，可是却没有听到你提出过什么建议。侍中属门下省，主要职责是作为皇帝的参谋，对朝中大事提出批评或建议，替皇帝出谋划策，也就是“献替”的内涵。可是虞啸父却回答说:“现在天气刚刚转暖，鱼虾还没有长大，过不了多长时间我就会给您献上鱼虾等海鲜。”弄得孝武帝哭笑不得。原来，虞啸父不知道献替是什么意思，因家在海边，以为孝武帝是向他索要海鲜，所以弄出这样的笑话。一个连自己执掌的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官员，可以想象他是怎么履行职责的。
如此荒唐的事情并不是仅此一例。出身琅琊王氏的王徽之任桓冲的骑兵参军，从不理会属于自己的政务。一次，桓冲问他说:“你是什么曹的参军?”他说:“好像是马曹。”桓冲又问:“你管多少马?”“我连马都不知道，怎么会知道有多少马?”“最近死了多少马?”“我连生都不知道，怎么会知道死?”
刘宋时期，同是出身琅琊王氏的王敬弘任尚书仆射，对递过来的文件只管签字，从来不看。一次，他陪宋文帝审案，文帝问他有疑问的地方，他对不上来。文帝脸色马上变了，严厉地对身边的人说:“为什么不把相关的资料送给仆射一份?”王敬弘说:“我已经拿到相关资料了，只是看不懂。”
“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用这句话来形容当时的士族官僚，再恰当不过了。这样做的后果，便是导致士族整体行政能力下降，特别是在外族入侵或下层人民反抗时，他们往往显得怯懦无能。会稽太守琅琊王凝之面对孙恩的进攻，不是积极出兵，而是向神仙求救，最终身死郡失，为天下人耻笑。士族在军事和行政上的无能为寒人的崛起留下了空间。
南北朝武士复原图
公元420年，出身庶族的北府兵将领刘裕推翻东晋皇朝，建立刘宋政权，之后的齐、梁、陈都是由武人建立的政权。这些政权在争取士族支持的同时，也起用寒人担任要职。士族们自恃门高，觉得改朝换代对他们来说并无太大的影响，他们才是朝堂之上的常客，成了“流水的营盘铁打的兵”，对谁是皇帝并不关心。而寒人就不一样了，他们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作为资本，只能靠自己的才能和对皇上的忠心才能换来财富和地位，皇帝对他们才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们才是皇上真正的同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他们往往担任关键的职务。南朝的中书舍人是皇宫中离皇帝最近的官员，基本上都由寒人担任，而由士族担任的侍中、黄门侍郎等职则退居其次。军功是寒人的另一条起家途径，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崛起一批新贵，他们凭借自己在战场上的英勇与多谋取得较高的政治地位，与士族在朝堂上平起平坐，各占半壁江山。据统计，掌握中央禁军的中领军一职，东晋时全部被士族包揽，寒人不敢问津;掌握全国地方军队的中护军一职，东晋时寒人仅占4%，南朝时上升到48%;掌握地方军政大权的州刺史，东晋时寒人占16%，南朝时上升到62%;太守一职，东晋时寒人占22%，南朝时上升到42%;掌管军事要地的镇将一职，东晋时寒人占14%，南朝时上升到49%。
北周时期，宇文泰任用苏绰进行改革，对士族的门资进行了否定。他说:门资是靠先人的爵禄而定，这并不代表他的后代不会成为白痴或蠢材。如果在士族之中得到的是贤良之才，就是千里马;如果在士族之中得到的是愚蠢之才，那就是土牛木马，形状虽然一样，实质上却不同，没有什么用处。现在选官，不应该靠门资，关键在于得到人才。如果是人才，出身低贱也可以成为公卿丞相，古时的伊尹、傅说就是这样的人;如果不是人才，即使是帝王的后代，也守不住百里的封地，何况公卿的后代?南北朝后期开始采用考试的方式选官，士族逐渐丧失了在政治上的优越地位。
政治权力的丧失，必然伴随经济利益的丧失。东晋时期的许多高门贵族南朝时期竟然沦为贫苦户。出身琅琊王氏的王延之，是东晋丞相王导家的旁支，到了南齐时期，已经是家境贫寒，下雨屋漏，褚渊到他家里去，看到这种情况，回来向明帝萧鸾作了汇报，萧鸾下令为他盖了三间房。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吴兴乌程士族丘仲孚，因为家贫无法生活，就和强盗结伙，在三吴地区出没，靠劫掠为生。由于丘仲孚聪明有智略，强盗们心服口服，竟然推他为首领。本应成为朝廷官员的人却成了强盗头子。这一切都告诉我们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士族们也不得不重新审视以前对之不屑一顾、现在却和自己平起平坐的庶族新贵。一些头脑精明的士族率先打破士庶之间的界限，开始和庶族来往。
宋文帝时期的阮佃夫出身低贱，依靠军功平步青云，权压人主，身边的侍从也都得到高官显爵。一些士族自视出身高贵，不愿意和他往来，而吴兴的沈勃、吴郡的张澹、京兆的杜幼文等高门贵族则放下架子，和阮佃夫公开往来，而且交情颇深。南齐时期，出身三吴第二大姓的陆慧晓，历任诸王的第一僚佐长史之职，官高身贵，可是他一点儿也不以门第官位自居，下属来拜访，他一定起身亲自送客。有的人对他说:“你是长史，身份贵重，怎么能够屈身送客呢?”他说:“我最痛恨人没有礼貌，不能容忍不依礼的要求和人相处。”他对士大夫也不表示过分的亲昵。有人问他是为什么，他说:“身份高贵的人不必要和他们过分亲近，身份低贱的人才需要表示亲近，人怎么能够时刻去衡量他人的地位高低，把轻重时刻装在心里呢?”虽然这时候仍有一些高门贵族不愿意承认新贵的地位，但并不能改变新贵崛起的事实。
门第婚姻是门第政治的派生物，也必然随着门第政治的逐步黯淡、士族经济利益的逐步丧失、士庶界限的打破而坚冰渐融;另一方面，近亲婚与异辈婚的大量存在也使得门第婚姻日益走向末路。新贵需要融入高门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高门要靠与新贵的联姻来维持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士族之间狭小的通婚圈子需要补充新鲜血液，这一切都要求婚姻突破门第界限，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婚配，以适应家族与时代的发展。
南齐时，琅琊王锡把女儿嫁给了将门子弟沈文季。沈文季是吴郡武康人，他的父亲沈庆之在宋文帝、宋孝武帝时期驰骋疆场，屡建奇功，依靠军功在仕途上一路攀升，最后位至司空。由于没有士族高门深厚的文化底蕴，沈文季忌讳别人说他是将门之后。尽管如此，由于新贵在朝中掌握着实权，是处于上升阶段的一股力量，为了政治经济上的利益，琅琊王锡还是选择把女儿嫁给了沈文季。
乌衣晚照图
出于同样的考虑，南齐时陈郡谢超宗娶了张敬儿的女儿，谢脁娶了王敬则的女儿。张敬儿是南阳冠军人，出身寒贱，本名叫苟儿，宋明帝认为他的名字太粗鄙了，给他改名敬儿。张敬儿善于骑射，膂力过人，在讨伐山蛮中屡立战功，因此而历任太守、刺史。在任他为刺史时，萧道成还因为他出身低微而差点考虑是否改换别人。萧齐建立后，萧道成任命他为中央禁军首领护军将军，张敬儿是武将出身，不熟悉朝中的礼仪，上任之前，一个人整日在密室之中练习揖让之礼、对答之语，他的妻妾偷看他练习，私下里笑话他。萧道成死时，遗诏拜张敬儿为“开府仪同三司”，地位仅次于三公。张敬儿不识字，他的官位全靠军功而得，连他自己也说是“马上所得”。王敬则的母亲是个女巫，他自己曾经杀狗卖肉，后因军功而位至司空。一天，齐武帝萧赜命他赋诗，他拿着纸说:“我差点落到它的手中。”萧赜问:“你说的是什么意思?”王敬则说:“我如果知书达理，不过只能做一个小小的尚书都令史，根本做不到现在的大官。”一语道破他以军功致仕的道路。谢超宗与谢脁都是一流高门陈郡谢氏的后代，以往是绝对不和低等士族联姻的，更不必说是兵家出身的张敬儿、王敬则了，可是时代不同了，他们仕途坎坷，昔日的光环在刀光剑影中变得黯淡，谢超宗还曾因出言不逊而被禁锢十年。在这种情况下，与新贵联姻也是挽救家族沦落的一种办法。
北朝高门也正视现实，纷纷与已经掌握权势的庶族联姻。陇西李诵，把女儿嫁给了穆提婆的儿子怀廆，自己得以超迁临漳令、仪同三司。陇西李氏是北方一流高门，而穆提婆只不过是皇上保姆的儿子。冯子琮在掌管北齐吏部选官权时，以自己手中的权力与高门士族做婚姻交易。顿丘李克，范阳卢思道，陇西李胤伯、李子希，荥阳郑庭坚都是他的女婿，在结亲之前，他都先许以官爵，结亲之后，十天之内便兑现。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荥阳郑氏都是北方一流高门，而冯子琮最多只能算是一般士族。
据统计，东晋世有据可考的士族婚姻共四十三宗，没有一桩是和微姓、吴姓结亲;而在南朝有据可考的三十五宗士族婚姻中，与微姓、吴姓通婚的有五宗，占15%;北朝亦与之相仿。这表明，士族阶层打破了原有的狭小的通婚圈子，南朝侨姓士族开始和吴姓士族、低门士族甚至庶族通婚，北朝一流高门也开始和低门士族、庶族通婚;一些高门士族因种种原因而家族败落，退出了原有的通婚圈，一些新贵由于拥有权势和巨大的财富而跻身高门的通婚圈;高门士族的地位动摇，庶族地位日益上升，也敢问鼎高门，士庶之间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
【注释】
[1]《南史》卷二三《王惠附从弟球传》，第630页。
[2]《南史》卷三六《江夷传附曾孙?传》，第943页。
[3]《魏书》卷三八《王慧龙传》，第875页。
[4]《晋书》卷八四《杨佺期传》，第2200页。
[5]《魏书》卷三三《公孙表传》，第786页。
[6]《南齐书》卷二三《王俭传附弟逊传》，第4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