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庶之别，国之章也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第首先是政治概念，是与官吏的选拔和任用联系在一起的，门第婚姻是门第政治的派生物，所以我们必须从门第的形成与区分谈起。
曹魏时期，社会动荡，两汉时期实行了四百年的以察举、征辟为主要方式的选官制度无法正常地进行，而曹魏政权又求贤若渴，于是在主管官吏选拔的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之下，暂时采取九品官人法的制度来选拔官吏。九品指的是人品，根据德、才将人分成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人品是决定官品的依据，人品越高，说明这个人的能力越强、品德越好，能够承担较为重要的工作;人品越低，说明这个人的能力较差、品德也一般，只能承担较为低微的工作。国家那么大，人才那么多，怎样才能做到客观地评价一个人的德、才呢?办法是在各州郡设立中正官，中正官由中央官兼任，这名官员同时必须是本州郡中较有声望、善于品鉴人物的人，负责举荐自己州郡中的人才。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士人，中正官根据其德、才写出评语，即“状”，并定出品，即上文所说的“人品”，又称“中正品”，上交吏部作为选官的依据。每个州郡在中央都有自己的中正官，这样每个州郡的优秀人才基本上不会被埋没。九品官人法在实行初期，确实起到了选贤任能的作用，为曹魏政权聚集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可谓人才济济，被诸葛亮称为有宰辅之才的徐庶到了曹营也只能做一个不起眼的中等官员。这使得曹魏在三国争霸中独占鳌头，为西晋最终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九品官人法虽然是战乱时期的权宜之计，但却没有随着战乱的结束而结束，而是因循相袭，成为两晋南北朝时期正式的选官制度。如上所述，九品官人法最初重视的是士人的德和才，到了西晋，德、才退居次要的地位，决定士人中正品的主要是“资”。“资”是本人或父祖官爵的高低，由于本人的经历有限，所以父祖官爵的高低成了评定中正品时最主要的依据。这一转变主要是因为中正官虽然只负责评定本州或本郡的士人，但他们在朝为官，对本州、郡士人的了解是有限的，他们接触最多的是与其为伍的朝臣，对这些人的评价自然就高了;另一方面，中正官出于趋炎附势的心理，对在朝中居高位的人，往往抬高他们子弟的人品。这样，就形成了官品—人品—官品的循环，即高官显贵及其子弟往往获得较高的人品，有了较高的人品就有了获得较高官位的资格，有了较高的官位又可以获得较高的人品……于是“公门有公，卿门有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就出现了。中正品评定中“资”的出现，并超越德、才，成为决定中正品的重要因素，是门第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不过，此时的门第仍要以较高的官品为起点，是官品决定人品，德、才的因素并未完全消失。
由于官品—人品—官品的无限循环，使得一定的官品与中正品在一些家族中反复出现，我们以太原王氏为例:
第一代王昶，曹魏时为司空，官品一品;
第二代王浑，西晋时任司徒，官品一品;
第三代王济，西晋时为太仆，官品三品;
第四代王述，东晋时任尚书令，官品三品;
第五代王坦之，东晋时为中书令，官品三品;
第六代王愉，东晋时为尚书仆射，官品三品。
王家从第一代到第六代，官品都在一品至三品之间，按照当时的惯例，官品五品以上的就可以获得人品二品，所以王家子弟的人品一直都是二品。虽然人品共九品，但一品最高，空缺，所以二品就是最高的人品。我们再看陈郡谢氏:
第一代谢衡，西晋时为国子祭酒，官品三品;
第二代谢裒，东晋时任吏部尚书，官品三品;
第三代谢安，东晋时太保，官品一品;
第四代谢玄，东晋时前将军、都督，官品二品;
第五代谢混，东晋时为尚书仆射，官品三品;
第六代谢弘微，刘宋时为侍中，官品三品。
与太原王氏一样，陈郡谢氏从第一代到第六代，官品都在一品至三品之间，所以谢家子弟的人品也都是二品，人品二品在这些家族中固化，这样，人品二品就演变成了门第二品，个人的人品演化成了家族的门品。一旦这一演化完成，这个家族的血统就成了高贵的血统，凡是出身这个家族的成员个个被认为血统高贵，禀赋异常，他们自己也以“门地高华”“膏腴之族”自居。门品渗透到了一个家族的血统之中，在一定时期内不因官位有无、高低而发生变动。又恰逢东晋时期，皇权衰弱，出现了皇权与士族共治天下的局面，形成了这一时期特有的门第政治形态。士族凭借自己的政治资本和经济基础，占据朝中要职，形成了以门品决定官品的现象，中正品评定中德、才因素消失，一个人出仕官位的高低完全由其家族的门品决定。
门品中有“高门”“次门”“役门”之分，“高门”中又有一流高门和一般高门之分，如上所举的太原王氏与陈郡谢氏，家族中成员的官品多在三品以上，并有人达到官品一品，有的主持朝政，有的立下辉煌战绩。太原王浑有平定孙吴之功，陈郡谢安、谢玄在淝水之战中，以少胜多，阻止了北方胡族南下，大大提高了这些家族的声望，成为高门中的高门，即一流高门，又称“膏腴之族”“华族”。除此两家之外，还有东晋初年与司马氏共天下的琅琊王氏、颍川庾氏、庐江何氏、谯国桓氏等。这些一流高门确立的时间并不同时，太原王氏、琅琊王氏、颍川庾氏，在西晋或东晋初期家族中有人升至官品一品，建立功勋，主持国政，确立一流高门的地位较早。而谯国桓温建立功勋，取得官品一品稍晚，陈郡谢安更晚，因而家族开始遭到一些轻视。可是终究因为桓氏、谢氏官高功著，其第一流高门地位，最终也得以确立。陈郡谢氏进入南朝，后劲十足，与琅琊王氏一起，发展成两支并秀的高门之高门。相反，颍川庾氏、太原王氏、谯国桓氏因在东晋晚期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几乎灭族，后代在南朝官位也较低，很少取得三品官品，无一升至一品，所以尽管仍是高门，却已从一流宝座上跌了下来。
魏晋南北朝的士大夫形象
一般高门的门品也是二品，不过几代人的官品都徘徊在四五品之间，比之一流高门显然低了一个档次。次门中也有高下之分，高等次门的门品为三品以下，几代人反复充任六七品官，最高为六品官的家族;低等次门的门品为四品以下，几代人反复充任八九品官的家族，也就是史书中常见的“寒微士人”或“人士之末”。役门由无人品、无任何官位，或即便入仕，也只能反复充任不入流的小官的家族固定而成。这样，东晋时期在上流社会中形成了一流高门、一般高门、高等次门、低等次门等几个区分明显的阶层。
刘裕推翻东晋皇朝，建立刘宋政权，重振皇权，士族在政治中的影响逐渐降低。不过，由于门第差别已经由政治等级变成社会等级，门第观念在南朝仍然有着非常深厚的社会基础。一些掌握权力但出身低微的寒人想进入士族阶层，士族阶层则以门第自矜，不愿意与寒人为伍，连皇帝也没有办法。刘宋时期，文帝刘义隆十分宠爱中书舍人徐爰，徐爰出身寒微，刘义隆想提高他的社会地位，就指示高门士族琅琊王球和陈郡殷景仁与他交往，王球说:“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1]刘义隆也觉得自己的要求有些过分，只好作罢。同样的事情又发生在王弘身上，中书舍人王弘也深得刘义隆的宠爱，刘义隆对王弘说:“你想成为士人，如果能在王球家中得到一个座位，就可以了。你到王球家，就说是奉我的命令来的。”王弘到了王球家，说是奉皇上的命令而来，王球举起扇子说:“你不能在这里就座。”王弘回去后向刘义隆回报了情况，刘义隆说:“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还是宋文帝时，吴地高门张敷迁散骑侍郎，中书舍人兼员外散骑侍郎秋当、周赳掌管机要，与张敷同在散骑省。秋、周二人出身寒微，想结好张敷，临去之前，周赳顾虑重重地说:“恐怕张敷不会愿意和我们结交，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还是不去的好。”秋当说:“我们也已经是员外郎了，他不会不接待我们的，你就放心去吧。”二人到了张敷家，张敷命人给二人准备胡床，离墙有三四尺远，二人坐下，张敷与二人饮酒，甚为礼貌。喝酒完毕，张敷大声对身边的人说:“把我的胡床搬得离客人远些。”秋、周二人这时才知道张敷不会和他们交朋友，灰溜溜地走了。
南齐永明年间，中书舍人纪僧真很得武帝萧赜的宠幸，又容貌俊秀，举止优雅，颇有士人之风。纪僧真对萧赜说:“我出身寒微，本是县中的一名武吏，赶上了好时候，能够得到今天的位置。我没有别的请求，只想请您让我成为士大夫。”萧赜说:“这不是我说了算的，是江敩、谢瀹说了算，你可以到他们两家去。”纪僧真先到江?家，坐定之后，江?就对身边的人说:“把我的座位挪得离客人远些。”纪僧真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对萧赜说:“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2]江?的做法还得到了当时高门士族的一致赞赏，认为他保持了士族的高贵，没有向权力屈服。
门第观念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选官制度与政治格局，也改变了婚姻的社会结构。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论及此事时说:“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选举之权遂归右姓，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当其入仕之初，高下已分，迨及论婚之际，门户遂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