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的结绳、刻契和绘画

第一节 远古的结绳、刻契和绘画

一、结绳

在绳子上打结,可以帮助人们记事;如果运用得好,也可以传递信息。在我国,这种记载不乏其例。《周易·系辞(下)》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

《老子》第八十章:“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车,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庄子·胠箧》:“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死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矣。”

《说文解字·叙》:“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

至于怎样用结绳帮助记忆,古书中也有过解释。郑玄在《周易》注中说:“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

《九家易》也说:“古者无文字,其为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名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转引自李鼎祚《周易集解》)。

古书的这些记载,无疑是可信的。过去有的地区某些少数民族还在使用这种方法。据说非洲、澳洲、南美洲也都用过,其中以秘鲁最为有名。前苏联伊斯特林在《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中对此作了具体说明:“主要部分是一根粗绳,它上面系着一些带有大结小结的细绳。细绳和结的数目、大小、相互排列的位置和颜色都有一定的意义。例如如果绳子是不带色的,那它就用来计数或者用来记录有重大意义的日期。带色的绳结显然是用来表示更复杂的信息。例如黑色表示死亡、灾祸,红色表示战争,白色表示和平,黄色表示金子,绿色表示玉米。西班牙历史学家G DE La Vga(其母出身于印卡部落)在十七世纪初对结绳作了如下描写:为了表示战争、管理、贡赋、仪式,有各种不同的结绳,每一根绳有很多结和系着的线——红线、绿线、白线等;我们用不同方式把西班牙的二十四个字母加以排列组合以表达不同音素时,能够分清它们的差异。印第安人也正如我们所做的一样,他们利用绳结的不同排列和颜色就有了大量表示不同意义的方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89页)

姜亮夫在《古文字学》中也曾介绍说:“最近,在秘鲁的利马省的拉帕斯村中发现一条长二百五十米的印加人记事绳。结绳记事是古印加人用以计算和记事的一种方法。传统的记事绳是用羊驼和骆马的毛织成的,最多被染成七种不同的颜色。古印加人通过记事绳打的结的形状、大小、结与结之部的距离以及每个结在绳上所处的位置,记录他们生活中的要事。据说,当地的执政者就是通过邮政系统传递记事绳了解各地的收成、税收、帐目情况以及敌情的。”

二、刻契

刻契是在竹木札上刻齿,用以记事。《释名·释书契》说:“契,刻也,刻识其数也。”这种刻齿的竹木札可以是一片,供主人自己使用;也可以是两片,其所刻齿数不但要相同,而且齿道要相合,当事者两方各执其一,以作凭证。《易林·大畜之未济》:“符左契右,相与合齿”,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刻契记数在古书中也是有明确记载的:

《老子》:“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

《礼记·曲礼(上)》:“献粟者执右契。”

《管子·轻重甲》:“子大夫有五谷菽粟者,勿敢左右,请以平贾取之子,与之定其券契之齿,釜鏂之数,不得侈弇焉。”

《列子·说符》:“宋人有游于道而得人遗契者,归藏之,密数其齿,曰:‘吾富可待矣。’”

出土的历史文物证明,古人往往在陶器上也刻上一些记号。考古工作者发现,在陕西中部的仰韶文化遣址出土的陶器上,有如下一些记号:

在甘肃和青海东部的马家窑文化址出土的陶壶陶罐上,有描画的下列记号:

在江浙一带良渚文化遣址出土的陶片上刻有下列记号:

这些在不同地区出土的不同时期的文物上,刻有一些这样那样的记号,这件事本身就非常值得研究。上古的人们为什么要刻这些记号?刻这些记号有什么作用?据说,在仰韶文化遣址出土的文物上,不同的符号刻在同一种陶器的同一部位上。在半坡遗址出土的文物上,有的记号在好多件陶壶上重复出现,而且刻有相同记号的陶钵碎片往往就发现于同一墓穴或同一地区。专家们推断,在上述的记号中,应该有记数的符号、陶工的标记和器物主人的标记。

三、绘画

考古发现表明,欧洲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40000年至25000年)已有绘画作品传世。最初的作品是用虚线或实线描绘动物的图形(如狮子、犀牛、马、鹿等)和女人的体形,雕刻在石头上、骨头上或用黑颜料画在洞穴的岩壁上。在法国和西班牙的多处岩洞里,发现了作于公元前25000年至15000年的无数图画的岩壁。这些图画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人们把它们画下来,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最大的可能自然是要记往这些猎取对象和自己氏族的始祖,这就是为什么只画动物和女人的原因。我们的祖先进化得也很早,在没有文字之前,也可能用绘画来记事。《吕氏春秋·勿躬》说:“大桡作甲子,⋯⋯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驾,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图,巫彭作医,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圣人之所以治天下也。”作者把史作图与高元作室、虞姁作舟等并列,可见古人对绘画的重视。可惜我们还没有发现旧石器晚期的绘画,但在距今五万年前的山顶洞人的遗址里,已发现有装饰品。“装饰品中有穿孔的兽齿、鱼骨、介壳和海蚶壳,还有用赤铁矿染红的石珠,似乎已有爱美的观念。人骨化石旁散布着赤铁粉粒,似乎已有饰终的仪式。”(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5页)文化进步到这样的水平,产生绘画、雕刻的可能就不能说没有。

1981年在内蒙古白岔河流域发现了四十八组岩画(如下图),画的大部分是动物,也有少量的人像,有些则是打猎的场面。

这些画风格古朴,造形生动,数量多,说明绘画历史已经比较长久。有人认为,这些画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作品。白岔河域历史上曾是我国北方山戎、东胡、乌桓、鲜卑、契丹、蒙古等民族活动的地区,他们过的是游牧生活。中原地区的自然条件优越,先民们的生活比较稳定,文化比内蒙地区更为发达,理应有更多更早的绘画,只可惜至今尚未发掘出来。

现已发现的中原地区的绘画,最早的要算是西安半坡遗址和辛店遣址出土的彩陶上的花纹,其中有鱼形、鹿形、鸟形、草木形、人面形(如下图)。这些画结构虽然简单,而笔触却颇为精巧,具有引人的魅力。彩陶要经烧制,绘画所用的颜料必须耐高温,一般炭素颜料是不成的。彩陶是日用工艺品,在上面作画属装饰美化,没有较熟练的绘画技巧是不能胜任的。半坡文化距今约有6000年,可见在此之前,绘画历史一定更为久远。

结绳、刻契虽然也能帮助人们记事、传达信息,但毕竟太粗疏,对某一结绳、刻契究竟代表什么意思,全靠人为规定,并要人们死记。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交往的范围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多,所需交流的信息不但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复杂。结绳、刻契由于变化有限,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而绘画则不同,不但表达的意思可以很明确,而且变化无穷,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的需要,所以便被广泛应用起来。久而久之,由反映生活变为记录语言和交流信息,由绘画作品变为图画文字,由整幅图画表示一句话一个意思,变为一幅图表示一个词,最后终于发生了质的飞跃,绘画变成了文字。

文字的产生虽然比语言晚得多,但它在人类社会的进步上却起了难于估量的作用。因为语言受空间时间的限制,不能行之远方,遗之来时;所以,在文字产生以前,人们的交际就只能局限于一个狭小的范围,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所获得的知识既不能广泛传播,更不能代代积累,只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忘却,人类社会就只能缓慢地发展。中外历史都证明,文字产生以后,这种情况就有了根本的改变。文字使人们交流的范围极大地扩大了,使一个民族产生了记忆能力。这样,甲地创造的经验可以传到遥远的乙地,这一代人获得的知识可以传到后代,这就使人类社会的进步大大加快了速度。恩格斯曾经指出:“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正因为文字对人类的进步起了重大的作用,所以很早以来,人们就注意文字的起源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