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阶段

第一节 古文字阶段

一、甲骨文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主要是牛的肩胛骨）上的文字，是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成批的汉字。甲骨文应用的年代主要是商代后期和周代前期，距今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至今为止，出土的带字甲骨有十六万片，除少量属于西周时期的以外，都是商代后期的。因此，人们通常所说的甲骨文，主要是指商代后期的甲骨文。

（一）甲骨文的发现

甲骨文发现于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那里是商代后期都城遗址。据《史记·殷本纪》注引《竹书纪年》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死，二百七十三年更不迁都。”当时是奴隶社会，科学文化还很不发达，人们不理解各种自然现象发生变化的原因，认为一切都是鬼神操纵着，祖先的灵魂可以预知未来，可以决定人们的命运，所以当时盛行占卜。商代统治者每遇田猎、征伐、年景、生育、疾病等都要进行占卜，并把占卜结果记录下来。殷墟遗址地下埋藏着商代遗物，当地农民在生产、建筑等活动中无疑会发现一些。据说宋代以来不断有商代铜器出土，甲骨自然也会有所发现。可惜在很长时期里，人们不懂得它的价值，挖出来的甲骨，不是被毁弃，就是被当作龙骨卖给药材商。直到1899年，清末文学家王懿。荣才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发现所谓的龙骨上一般都刻着一种很有价值的古文字。他“细为考订，始知为商代卜骨，至其文字则确在篆籀之前。”（引自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第5页）

王懿荣的发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此后努力搜集甲骨的除王氏外，还有孟定生、王襄、刘鹗、罗振玉等。1903年刘鹗编印出版了《铁云藏龟》），1904年孙贻让著《契文举例》，1912年罗振玉编印《殷虚书契》，1914年罗氏又编印《殷虚书契精华》，1917年王国维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开始了对甲骨文的研究。

1949年以前，发现甲骨文的地点只有殷墟一处。1953年在郑州二里岗发现了少量商代甲骨，1954年又在山西省洪赵县坊堆村，1956年在陕西省长安县张家坡，1975年在北京市昌平县白浮村，1977年在陕西岐山县风雏村，先后发现了一些周代甲骨，但数量不多，无法与安阳小屯村出土的相比。因此，人们又把安阳小屯村出土的甲骨上刻的文字叫“殷虚文字”，又因为这种甲骨文是用于占卜的，所以有人叫它“卜辞”。此外还有叫“契文”、“殷契”、“殷虚书契”的，这是因为它多数是刻的，少数是书写的缘故。

（二）甲骨文的内容和价值

殷墟甲骨文大部分是卜辞。每片完整的甲骨卜辞都包括占卜日期、贞人的名字、占卜的事项、占卜的结果及应验与否的情况。不过，很多卜辞是不完整的，往往只有几项，例如有一片甲骨上刻着这样的内容：“癸丑卜，贞，勿隹王征方，上下弗若，不我其受祐。”这里，“癸丑”是占卜日期；“”是贞人即占卜者的名字；“勿隹王征方”是占卜的事情；“不我其受祐”是占卜的结果。这片卜辞的意思是，癸丑这天，由占卜，王要征伐方，大臣们不同意，问征伐到底吉利不吉利？占卜的结果是神不保佑我。

周代甲骨文主要发现于陕西省岐山县周原地区，那里是周人早期建都之地。七十年代以来，陆续出土西周甲骨1700多片，经初步整理，已清理出有字卜甲190多片。这批甲骨字体纤细，需用五倍放大镜才能辨识清楚，记日不用“干支法”，而用“月象法”（即把一个月根据月象分为“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四个阶段），说明周文化与殷商文化既有很多一致的方面，又有不少自己的特色。

虽然甲骨文大部分是卜辞，记载的内容多为占卜吉凶，表面看来价值并不很大，但它是迄今能见到的最早的成批的古文字，是商代和西周遣物中最丰富的部分。所以它在历史学和古汉语、古文字学的研究上，都有重要价值。两千四百多年前，孔子曾为殷礼无徵而慨叹；现在，由于甲骨文的发现，我们对商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有了相当的了解。郭沫若关于商代是奴隶社会的科学论断，很多证据来源于甲骨文。他在《读了〈殷周殉人之史实〉》、《申述一下关于殷代殉人的问题》、《奴隶制时代》等论文里，特别是在他主编的《中国史稿》里，通过对大量甲骨文资料和其他考古材料的分析，论述了商朝奴隶制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他指出：卜辞里面的众字作日下三人形（即作），说明他们是在田野里从事集体耕作的奴隶；有的卜辞问：“王大令众曰‘田’，其受年？十一月。”（《殷契粹编》866）这是商王强迫“众人”从事集体生产的记录，字就象征用三把（或多把）木耒用力并耕的情景。“众人”除了主要担负农业生产劳动外，还被迫从事狩猎、修路、建筑等各项繁重的苦役。在当时的频繁战争中，“众人”常被征发来当徒兵，服军事劳役。在战争或戍守中，“众人”往往有大量的死伤或逃亡，所以商代有关征伐的卜辞里经常提到“丧众”“不丧众”的问题。他根据“臣”、“妾”（也作“”）的字形，指出“臣”是家用奴隶，“妾”是女性奴隶，他们都要对主人俯首屈从。他们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可以由奴隶主拿去赏赐、赠送或交换，就是杀死“臣”、“妾”，也不算犯罪。在祭祀祖先和神灵时，奴隶主常常要杀掉数十个到数百个战俘和奴隶，实在令人发指！如一次祭祀先王的“多妣”，就用了“小臣卅，小妾卅”，男女奴隶共死了六十人。奴隶主对奴隶们的残酷剥削和野蛮杀戮，自然会激起奴隶们的反抗。在商代后期，许多奴隶逃亡的事件屡有发生。《甲骨文合集》第109有如下记载：“癸酉卜，亘贞，臣得？王曰：‘其得，惟甲、乙。’甲戍臣涉，舟，弗告。旬又五日丁亥执。”这是说，武丁时代，王室的奴隶曾成批逃走，武丁下令追捕，在占卜时还预言三天就能抓回来。然而由于逃亡的奴隶们很快渡过了河，追击的船只未能赶上，直到第十五天才捕捉回来。于省吾在《甲骨文字释林》中，也通过对係（）、執（）、（）、伐（）等字的训释，深刻揭露了奴隶主对奴隶们的践踏和刑杀，也都令人信服。另外有许多学者通过甲骨文所提供的资料，研究了商代的农业、手工业发展情况，研究了当时的天文和历法，均都取得了重要成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甲骨文的研究不仅可以弥补原来历史研究的某些空白，还可以纠正史书中的某些错误。例如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其《续考》，就是利用甲骨文提供的资料，纠正了《史记·殷本纪》和《三代世表》关于商王个别世次的排列错误。

由于陶文数量太少，其中有些是否就是文字，目前学术界还有歧议，所以甲骨文便是最古的成批汉字，对研究古汉语和古文字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对此，裘锡圭在《殷虚甲骨文研究概说》（载《中学语文教学》1979年第6期）中曾经作过很好的说明。他指出：《说文》“追”、“逐”互训，在古籍里也看不出两字的用法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但是杨树达研究甲骨卜辞里“追”、“逐”二字的用法，发现“追”的对象一定是人，如“追羌”、“追龙”（羌、龙都是方国名）；“逐”的对象一定是兽。再联系字形，“逐”甲骨文中作，像追豕；“追”甲骨文作，即師，在甲骨文中经常当“師”字用。“追”字从，大概是既取其声，又取其义；可见“追”的本义是追人，“逐”的本义是追兽，后来才混而不分。《说文》说“自”的本义是鼻，从字形看是靠得住的，但是在古书里，连一个当鼻子讲的“自”字也找不出来。甲骨卜辞里有“疾自”之语，意思是鼻子有毛病；这就给“自”的本义提供了实例。使动和意动在古汉语中常见，不少学者把它们看成是使语言精练的一种方法，或说是修辞上的一种手段，认为相当于化递系式和“以⋯⋯为⋯⋯”式为简单形式，有人甚至认为使动和意动的普遍应用，始于春秋末期或战国初期。但是在甲骨卜辞里，根本看不到意义较虚的“使”的递系式和“以⋯⋯为⋯⋯”一类结构，却可以看到使动和意动的用法。例如“戊寅，子卜：丁归（）在川人。”（《殷虚书契》8—6—3）“归在川人”即使在川之人归，“归”为使动用法； “已亥卜，王：余弗其子妇（婦）侄子。”（《殷虚书契》1—25—3）“子妇侄子”即以妇侄所生之子为子，第一个“子”为意动用法。可见在古汉语发展过程里，是先有所谓“使动”和“意动”用法，后来才出现意义较虚的“使”的递系式和“以⋯⋯为⋯⋯”一类结构。他还指出：依靠甲骨文研究的研究成果，传统文字学解释字形的许多错误，已经得到纠正。举例说：甲骨文“至”字作，像（矢）射到一个地方，以此表示到的意思，可见《说文》认为“至”字像“鸟从高下至地”是错误的。甲骨文“老”字作，像一个长发柱杖的老人，《说文》认为“老”字“从人、毛、匕（化）会意”是错误的。甲骨文“行”字作，像交叉的十字路，《说文》认为“行”的本义是“人之步趋”是错误的。甲骨文“伐”字作，像用戈砍人头，《说文》认为“伐”字“从人持戈会意”是错误的。甲骨文“卩”字作，像席地而跪坐的人，从卩的字大都与人有关，《说文》认为“卩”的本义是“瑞信”，字“象相合之形”，是错误的，对从“卩”字的解释不少有问题。甲骨文“止”作，像人的脚掌，在用作偏旁的时候，或可以象征往前、往外或往上走，或可以象征往里或往下走。所以（步）表示走路，（涉）表示走过一条小河，（出）表示从居穴里出去，（各）表示从外面走来，（之，本义为往、到）表示离开一个地方到他处去， （陟）表示登高，（降）表示由高而下。《说文》认为“止”字“象草木出有址”是错误的。《说文》对从“止”字的字形分析也大都有问题。

（三）甲骨文的特点

至今所见的甲骨文上不同的字大约有四千五百多个，已识的有三分之一左右。从已识的甲骨文来看，它已经脱离了图画而成为比较成熟的文字（少数甲骨上有文字与图画混用的情况）。它不仅可以记录名词，还可以记录动词、形容词、数词；不仅可以记录一个个单词，还可以记录一句句完整的话；它不仅有大量的象形字和会意字，而且也有了一批形声字，假借字用得也很多；不仅可以记录具体事物，而且可以记录抽象事物、表示语法关系。行文成行，使得语意能够正确理解。总之它已是能够成功地记录汉语的成系统的文字了。不过，它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特点，说明它离初创阶段还不太久远。这些特点是：

1、象形程度高：甲骨文中的许多字很像一幅简化了的图画，虽然有些笔道已变为象征性的符号了。例如：

2、字形不稳定；甲骨文中的每个字，虽然都有基本的形态，但又有各种写法，笔道的多少和方向往往又不固定。例如：

3、繁简不一；甲骨文中的许多字，繁体简体并存，有的差别还比较大。例如：

4、合文很多：在甲骨文中，一字一体、逐字排列的体制已基本形成，但也有不少例外。有时两三个字挤在一起，有时两个字共用一个笔道。这就是合文。例如：

5、行文款式不定；每行从上到下，但行与行之间，或从左向右，或从右向左。

商代后期的甲骨文有二百七十多年的历史，其间字形也有所不同，专家们一般把它分为早晚两期。早期比晚期更象形，晚期比早期更简化。

二、金文

金文是铸刻在铜器上的铭文。据专家们考证，在我国，铜的冶练和铜器的制造最迟在商代的早期就已经开始，到商代的晚期和整个周代已经十分发达，到战国末期才被铁的冶炼和铁器的制造所取代。当时铸造的铜器数量一定很多，仅后世出土的就有上万件，其中很多铸刻有文字。因为周以前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为这类铜器以钟鼎字数最多，所以过去又叫作“钟鼎文”。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商代的早期，下至秦灭六国，约1200多年。至于金文的字数，据容庚《金文编》第四版载，已识的字共2420个，未识的字共1352字，共计3722个。这个数字虽然不一定准确，但大概与实际情况相差不远。

（一）金文的内容和价值

铜器上的铭文，字数多少不等，内容也很不相同。商代的铜器，特别是商代早期的铜器，铭文字数很少，有的只有一个字，就是族徽；有的有两三个字，主要是族徽再加上“祖某”、“父某”、“妣某”等字。这些被称为“族名金文”或“记名金文”，这大概是由于铜器是“重器”，可以永久保存，又是当时最先进的工艺品，奴隶主用它来显示自己的地位和财富，用它来祭祀自己的祖先。到了西周，青铜器的使用范围更广了，种类也更多了，除了酒器和烹煮器外，还有盥洗用的盘匜，盛食物用的簋、，祭祀用的鼎，奏乐用的钟、，以及各种兵器和生产工具。铭文的内容由单纯记名发展为记事，字数也由几个字发展为几百个字，著名的大孟鼎就有291字，毛公鼎就有498个字，简直是一篇长篇大作。这类记事金文涉及面广，诸如祭祀、赏赐、册命、旌功、训诰、约制、战事等，都在记录范围，其主要内容大多是颂扬祖先及王候们的功绩，同时也记录了重大历史事件。大概是由于铜器制造业已十分发达，制工精美，受人喜爱而又便于保存，有时还要把重要文件也铸在铜器上，例如西周的《盘》就记录了从文王、武王到当时在世的恭王等王族的谱系。春秋时期的郑国和晋国，还把刑法铸在鼎上，这就是史书上有名的铸刑鼎。

金文在考古研究上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古墓的年代往往难于断定，但只要其中有一件铜器的铭文上有明确的时代记录，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金文在历史研究上的价值更是令人瞩目的。铜器上的铭文不能改动，自然没有后人窜改的嫌疑，比起《诗经》、《尚书》、《左传》、《史记》这些不知经过多少人转抄的古籍来，当然更加可信，是历史研究的最珍贵的资料。记事金文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往往可以或印证或纠正史书的记载，甚至可以弥补史书的某些重大空白。郭沫若在《青铜时代》、《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金文丛考》等书里，以金文为根据，以古籍为佐证，在商、周史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例如在很长的时间里，学者们认为周代为封建社会，但郭氏却从周代的铜器里，发现了畜养、使用、赐予、买卖奴隶的大量证据。《大盂鼎》：“锡汝一卣，冕衣市车马。锡乃祖南公旅用兽。锡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锡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舀鼎》：“买（）丝五夫，用百寽（锊）⋯⋯受丝五夫，曰陪，曰恒，曰，曰、曰。”他指出，既然奴隶可以和器物车马一样赐人、买卖、抵债，动辄几个几十个甚至成百上千个，而且奴隶之赐予以家数计，可知奴隶是家传世袭，他们就决不是农奴或自由民，西周社会只能是奴隶社会。

从武王灭商到秦始皇统一天下，是我国社会飞跃发展的时期，其间语言文字必然也会发生巨大变化。金文便是研究这一时期语言文字的绝好资料。管燮初的《西周金文语法研究》，虽然描述的是西周金文的语法，但事实上反映了西周时期汉语语法的某些面貌。把甲骨文的语法和金文的语法加以比较，则不难发现商周时期汉语的发展规律。例如甲骨文中各种句子成分虽然已基本齐备，但句子结构一般比较简单，修饰成分少，充当定语和状语的词类和词组还不多。可在金文中，这种情况便有了明显的变化。结构助词在甲骨文中尚未发现，金文中在西周便出现了。《中方鼎》：“唯王令南官伐虎方之年。”《虢季子白盘》：“搏伐狁，于洛之阳。”这类“之”字在典籍中常见。甲骨文中介宾结构作定语用得不多，而在金文中就很明显了。《毁》：“易田，于五十田，于早五十田。”意思是赏赐在处的土地五十田，在早处的土地五十田。其中“于”、“于早”为介宾结构作定语。《大盂鼎》：“易女邦四伯，人鬲自至于庶于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意思是赏赐给你邦四伯，六百五十九个自驭至于庶人的人鬲。其中“自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九夫”是人鬲的后置定语。这种复杂的词组作定语而又后置的现象，在后世典籍中未见。甲骨文的复杂谓语大多是单一的双宾语、连动、兼语等结构形式，很少有几种结构混合使用的情况。金文则大量使用几种结构混合套用的办法，使谓语更加复杂化。《明公尊》；“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或。”这是兼语套连动式。《貉子卣》：“王令士归貉子鹿三。”这是兼语套双宾语式。《大鼎》：“王呼善夫召大小以厥友入攼。”这是兼语套兼语再套连动式。

由于商代的青铜器并不比甲骨文晚，而且制作铜器的范模质地松软，在上面写字笔道的粗细形态可随意掌握，所以金文中的有些字体要比甲骨文更象形，更象事物的图画。金文中的族徽文字可能是，或者可能更接近最早的原始汉字。由于金文应用的年代长达1200多年，其间汉字的形体发生了不小变化，所以它是研究西周、春秋、战国文字的主要资料。是研究汉字早期形体演变的重要依据。

和甲骨文比较起来，金文的时间跨度要长得多，所以金文形体和结构的变化比甲骨文的象形性强，繁简不一、字形不稳定等特点，金文在不同程度上也都存在。不过金文还有白已的特点，早期金文和晚期金文也有明显不同：

1、早期金文比甲骨文更象形、更保守：

2、早期金文笔道圆转肥粗，多团块：

3、后期金文的笔道由圆转肥粗变为线条化：

4、后期出现了美术化的倾向：合文基本消失，字形大小趋于一致，形态趋向美观，行列趋向整齐，给人以美感。

从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铜器的制造术更加成熟，器物更加精巧，花纹更加精细。与此相应的是字体刻求美化。笔道或故作波磔，或多加点饰，使字的笔画大都变为鸟形。实在无法演变者则径直加上鸟形的装饰，被称为鸟虫书。

很明显，早期金文与甲骨文不同的地方，主要是由书写工具造成的。甲骨文是用刀在质地坚硬的甲骨上刻出来的，所以笔道细，直笔多，转折处多为方形；而金文大部分是在模具上刻好铸成的，模具质地松软，笔道粗细直弯可随意掌握，所以笔道肥粗，弯笔多，团块多。后期金文的特点则是由应用范围的扩大和应用目的改变造成的。

三、籀文

籀文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使用的文字，又称大篆，是由西周金文发展而来的。籀文出自《史籀篇》，据《汉书·艺文志》载，《史籀十五篇》是周时史官教学童的书，并注：“周宣王（公元前827年-前781年在位）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公元25年至27年）亡六篇矣。”魏晋以后此书全部亡佚，幸亏《说文解字》里保存了二百二十个籀文，作为异体附在正文之后，使我们至今还能看到籀文的大概面貌。对《史籕篇》，段玉裁推测“其书必四言成文，教学童诵之，《仓颉》、《爰历》、《博学》实仿其体。”王国维把《说文》中所收籀文辑出加以解释，作《史籀篇疏证》，认为籀文“作法大抵左右均一，稍涉繁复，象形象事之意少，而规旋短折之意多。”这与西周晚期铜器铭文出现的字体方正、行款整齐、偏旁结构固定的新书体相近，而被秦国长期使用。

随唐之际，在天兴县（今陕西凤翔县）发现了十个石碣，样子像高脚馒头，又有些像鼓，遂名石鼓。每个石碣上都刻着一首六七十字的四言诗，记载秦君打猎游玩的情形，风格与《诗经》中同类题材的作品十分相似。据专家考证，这些石鼓是春秋末年到战国初年的东西，其诗是歌颂秦王的。石鼓文是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由于年代久远，很多文字已残泐不清，能辨认的大约只有三百来个。这些石鼓现在保存在故官博物院里。

北宋时发现了三块刻字石头，文字内容是秦王诅咒楚王，后称诅楚文。这些原石和拓片都已亡佚，现在能见到的只有摹刻本。对诅楚文的具体年代，专家们认识还不统一，但都认为是战国晚期的秦国文字。

籀文、石鼓文、诅楚文和部分秦国金文，都属同一字体，统称籀文或大篆。籀文笔道匀称，字体整齐，说明它是官定的标准文字。籕文里有些字结构繁复，在一个字里，同一偏旁往往重复出现，例如雷、败、副、麈、涉等字，在籀文里是这样写的：

如果把这几个字的每一部分转换成现在的写法，再组成字，就是样的：

“雷”字里的田和已，“败”字里的“贝”字，“副”字里的“副”，“涉”字里的水，“麈”字里的“鹿”和“土”，都出现两次或两次以上。石鼓文里的“吾”字就更复杂，写作“”，不仅“”（五）重复出现，而且还多出了一个“”（辶）和“”（午）。

四、六国古文

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前87年在位）末年，鲁恭王要扩大他的宅第，在拆毁孔子的故宅时，于夹壁墙中发现了一批古书，有《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这些书的用字与当时通用的小篆和隶书都不同，汉朝人就认为这是最古的文字，称之为古文。后来，经专家们研究，才知道这些书是战国期抄录的，所用的字是战国时期鲁国的文字。战国时期是我国的封建社会急剧取代奴隶社会的时期。生产力的急速发展，阶段斗争的尖锐复杂，科学文化的异常繁荣，使文字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广，使用文字的人数越来越多，文字的变化就十分突出。由于地理的和政治的原因，当时关东六国使用的文字与秦国使用的文字有很大差别，文字学界便称前者为“六国古文”。现在保留六国古文较多的有《说文解字》，《三体石经》残石的摹本，湖南、湖北、河南出土的大批战国竹简。《说文解字》保留六国古文500多个，最易查找。《三体石经》是曹魏正始年间由政府下令竖立的石碑。它把《老子》、《春秋》两本经书用古文、小篆、隶书三种字体刻在碑上，供人们学习。

由于《说文解字》经过近两千年的辗转传抄，字体难免失真；《三体石经》保存的文字不多，刻写时离战国已四百多年，字体难免走样；所以最可靠的还是后世出土的战国陶器、兵器、钱币、印玺和竹筒，其中以竹简因数量大文字多，尤为重要。六国古文最显著的特点是俗体的流行，其中最常见的便是简体。六国古文不但与当时秦国使用的文字不同，而且彼此之间也不相同。例如：

（转引自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其中部分“者”取自偏旁。）

由于六国古文中文字异形的现象十分严重，不利于各国的交流，因此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便实行“书同文”的政策，把六国古文中“不与秦文合者”统统罢掉。这样，六国古文对后世影响不大，只是某些简体被后世采用。

五、篆文

篆文本是大篆、小篆的合称，因为习惯上把籀文称作大篆，故后世常用篆文专指小篆。小篆又称秦篆，是由大篆省改而来的一种字体。它产生于战国后期的秦国，通行于秦代和西汉前期。《说文解字·叙》说：“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其后，诸候力政不统於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根据这种说法，似乎小篆是由李斯（统一文字时只是廷尉，还不是丞相）等少数人直接从大篆省改出来的一种字体。从出土的秦国文物来看，小篆是由大篆逐渐演变而来的，两者之间并无截然分明的时代界限。大篆有些字比较繁复，书写不便，不符合社会发展对文字的要求，所以从春秋起就开始简化，到战国就明显加快，李斯等人不过是把社会上已经通行的小篆字体加以搜集整理，把它作为标准字体，向全社会推广而已。钱玄同曾经指出：“许叔重（许慎）谓李斯诸人取大篆省改为小篆，实则战国时秦文已如此，可见李斯诸人但取固有的省改之体来统一推行，并非创自他们也。”这是符合事实的。

篆文省改籀文，主要表现在省略偏旁和简化笔画。例如：

汉字发展到篆书，已经实现了线条化，符号化和规律化，所谓线条化，就是把甲骨文、金文里有圆点、团块、尖笔和粗细不同的笔道改为粗细一样的线条。这种变化在籀文里已经很普遍，而在篆文里可以说是完成了。所谓符号化，就是把结构复杂的图形变为简单的符号。所谓规律化，就是确定某个字由哪些偏旁组成，确定它们在字中的位置，因而确定了一个字的基本写法。

籀书发展为篆书，是一大进步，作为书面交际的工具，它已经便于应用了。作为统一全国文字的字体，篆书的历史地位是十分重要的。从文字学看，篆书是古文字阶段的最后一种字体，是古文字通向近代文字的桥梁。要研究古文字，要追究汉字的源渊，必须利用篆书，许多字隶书以后的形体与籀书以前的形体差别较大，没有篆书便很难联系起来。

现在能见到的篆书，除《说文解字》保留的9353个外，还有秦代的刻石（如泰山刻石、琅玡刻石、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等）、秦量、秦权、诏版、玺印以及《三体石经》中的文字，资料相当丰富。由于汉代人能见到的古文字资料太少，影响到他们对字形的理解，加上后世传抄中的错误，今本《说文解字》所载篆书字体，难免失真，如“戎”字，西周金文作、等形，峄山刻石作，而《说文》却作，并分析为“从戈从甲”，可见《说文》是不对的。这说明，查阅小篆应把几种资料互相比较，不可只迷信《说文》。

篆文的特点是很多笔道圆转弯曲，不仅转折的地方要写成工整的弧形，而且很多斜笔也要写成工整的弧形。

这样作字形固然更规整更匀称了，但写起来相当费时间，还不够方便。因此，篆书作为标准字体统一了全国的文字，但在社会上作为通用文字应用的时间并不长，不久便被隶书取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