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章年间高宗建立明堂的努力
在上文中我们探讨了高宗即位初期永徽至总章年间两次明堂动议，虽然高宗两次动议的目的不尽相同，但是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其实我们会发现，对于高宗来说，难的不是进行明堂礼，而是建立这样一种纪念碑性质的礼制建筑。之所以困难，是因为自周代传承而来的明堂，经过两汉以来经学的附会，实际上已经与儒家设想的理想政治产生了联系，成为儒家理想政治施行的一个标志。从汉代以来，“太平”成为儒家正式的政治理想，追求和复兴圣王时代的“太平之世”，成为儒家学者的现实任务[25]。也就是说，对于帝王来说，明堂这一礼制建筑必须在儒家政治理想实现之后才能建立，而“太平”政治理想达成的重要宣告仪式即为封禅[26]。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先来探讨一下封禅这一宣告仪式与明堂这一标志建筑之间的关系。
在上文中我们谈到明堂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有三个重要功能为祭祀、朝诸侯和颁月令。概括言之，明堂的礼制核心作用在于建立神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理想秩序。而进行封禅的理由有二：一，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二，荷天命而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27]。因为高宗的皇位是继承太宗而来，所以高宗的封禅必然是采取第二种理由——因治理百姓有功并致太平。也就是说高宗封禅泰山即意味着宣称自己已经在政绩上实现儒家“太平”这一崇高政治理想。但是对于高宗来说，完成这种礼制性的宣告并不是其政治实践的终点，这种政治宣告是需要有更加实际的落实，即以物质形式固化下来。而此时建立自汉代以来殊少建立的纪念碑性礼制建筑，重现明堂这种“王者之堂”[28]无疑能很好地达成这一目标。
关于高宗总章年间建立明堂的问题，已有前辈学人撰文探讨过，我们之所以重新加以探讨，是因为高宗总章年间设置明堂的原因并非是仅以封禅向天告成之后需要在明堂告朔来完成一个完整的礼仪过程便能概括[29]。虽然高宗之前明堂这种礼制建筑长时间段内未建立，但是明堂礼是一直存在的。只是明堂礼和圆丘祭天合为一体，明堂礼没有自己独有的实物建筑载体而已。
关于总章年间这次声势浩大的兴建明堂运动，高宗在其诏书中如是阐述他的动机。据《旧唐书》记载，此次总章年间兴建明堂运动的动机为：“岁稔时和，人殷俗阜。车书混一，文轨大同……百蛮执贽，万国来庭……但为郊禋严配，未安太室，布政施行，犹阙合宫……创此宏模，自我作古。”[30]总的来看，该条史料包含着三个理由：一是祭祀需要；二是施政需要；三是“自我作古”——进行自己独特的政治创造。也就是说建立明堂是高宗打着重现儒家理想政治旗号、进行自我独特政治实践的重要一环。
在这次兴建明堂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高宗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举措：改元和建立明堂县。
首先，关于改元事件。导致这次改元的直接原因便是明堂制度的议定。据《资治通鉴》载：“朝廷议明堂制度略定，三月，庚寅，赦天下，改元。”[31]改元的年号为总章，总章本身即为明堂的另一种称谓。在这里我们需要解释的是为何明堂这种礼制建筑此时会与改元这种极富时间意义的行为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将明堂与改元联系在一起也并非唐高宗自己的创造，此事是有历史依凭的。汉武帝在封禅之后同样建立明堂，并且在太初元年（前104）改元之后进行了历法更改，接着进行了明堂祭祀，如此目的有二：一是向诸神宣告新纪元的开始，二是明堂是皇帝颁时授历的固定场所[32]。也就是说明堂是汉武帝向诸神和万民宣告自己所统治下的汉帝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媒介。而这次高宗在建立明堂前将年号改为与明堂同义的总章，其目的不言而喻：向天下宣告其所统治下的唐帝国已经进入儒家理想中的社会，在该年之后唐帝国将进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而在这个黄金时代中，作为儒家理想政治象征的明堂，其建立的必要性毋庸置疑。
其次，关于建立明堂县。唐高宗总章元年（669），唐代的都城行政区划做出了一些调整。高宗原本计划在都城规划中新增明堂县，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长安作为唐朝的都城，在设计时本身是作为“宇宙之都”来构建的[33]，它的区划本身是具有礼制意义的，而此次调整都城行政区划无论是从政治层面抑或是礼制层面都会给原本的唐朝中央带来一定的冲击。至于这次改造行政区划的用意，高宗的《置乾封明堂县制》中如是记载：
外崇四岳，伊帝阐其宏规；旁别九州，禹王劭其丕绩。所以料兹物土，画野分疆。相彼人事，观时济俗……仰荐成功，升禋岱巘，缅惟严配，只建合宫。感事开元，聿光先德。……城阙崇严，都邑夷敞。户口盈积，市狱殷繁。东西两县，官曹尚少。在于抚字，事或难周。至于词讼，综理时阙，须分所职，各使兼济。其长安县宜置乾封县，万年县析置明堂县。并于京城内近南安置……总章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34]
但实际情况并非诏书中所明确提到的这么简单。据《资治通鉴》记载，在总章改元前的情况恰好与高宗诏书所说截然相反。首先，由于乾封元年（666）推行以一当十的乾封泉宝钱，市场秩序严重扰乱，导致谷帛踊贵，乾封二年（667）正月癸未不得不罢行乾封泉宝钱[35]。再者，乾封二年四月，由于造上阳、合璧等宫，连年征伐四夷以及厩马数量过多，导致国家仓库空虚，因而致使张文瓘上书要求高宗以隋为鉴，减轻百姓负担[36]。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高宗该诏书中明确提出的增置明堂县的理由是难以成立的。我们还是需要对高宗增置明堂县的动机另加分析。
其实，该诏书中已经透露出了高宗的一部分用意了。诏书以大禹分置九州的例子来类比高宗此次置明堂县的行为，并且后面也提到“相彼人事，观时济俗”的观点，由于到总章元年前高宗已经完成封禅并大致上平定四夷，所以正如大禹一样，在安定天下后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对自己所处的空间做出符合自己心意的改造。而长安作为“宇宙之都”，本身就是天下的浓缩，所以此次重新改造长安行政区划也是有这方面用意的。另外，关于明堂县位置的设定也是有用意的，一方面，诏书中已经明文提到，明堂县由万年县分置，于京城近南安置，而近南则靠近城南祭天的礼仪空间，也符合明堂联通皇帝与诸神的这种内涵。另一方面，据《长安志》，明堂县廨在初置时，位于永崇坊的东南隅，后迁到永乐坊的西南隅[37]，正位于皇城正南方的四列坊中。而在长安城设计的过程中其形制是有含义的，皇城正南四列坊用以象四季[38]。也就是说，明堂县廨的设置是被赋予了时间内涵的。
经过以上两项，高宗在总章年间对于自己所处时间和都城空间进行重新定义和调整之后，终于决定开始修建自己的纪念碑性建筑——明堂。到总章二年（669）三月，高宗下诏颁布明堂制度[39]，准备开始正式建设。但是此次看似声势浩大的创建明堂活动却最终未能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