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无畏等人对密宗的奠基之功

二 善无畏等人对密宗的奠基之功

唐玄宗统治时期,是密宗在中国落地生根之时,即萌生期。在此阶段,善无畏、金刚智及中国禅师一行等人,建曼陀罗道场,授徒讲经,翻译印度密教经典,为密宗在中国的开宗立派打下了坚实基础。

善无畏在印度学习的是真言密教,来华后,主要传播胎藏持明诸法。玄宗先是将善无畏暂时安置在内道场,以国师之礼接待。后来善无畏“累请居外”,玄宗于是允许他迁居兴福寺南塔院,随后又移居西明寺菩提院。

从开元五年(717)起,善无畏开始译经,先后翻译出:《虚空藏菩萨经能满诸愿最胜心陀罗尼求闻持法》一卷;《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七卷;《苏婆呼童子经》三卷;《苏悉地羯罗经》三卷。

善无畏在唐朝生活了将近二十年,开坛弘法,授徒众多。其中,得到善无畏法脉传承的人有中国僧一行、智俨、温古、宝思、明思、敬贤,新罗僧玄超、义林、不可思议,日本僧道慈和俗弟子李华、崔牧等人[19]。在善无畏弘法、授徒和译经等活动中,玄宗给予了不少支持和赞助,如提供译经场所、费用,配备翻译人才等。善无畏的弘法、授徒与译经活动,对于新引入到唐朝的密宗来说,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它获得了唐朝最高统治者的关注、认可与支持,在中国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有利于密宗在唐朝的落地生根。

纵观善无畏一生的传法、授徒和译经等活动,都取得了较大成绩。善无畏译经数量虽然并不多,只有十余卷,但是却将印度密教的经典——《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翻译成中文,这对于中国密宗经书体系的构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善无畏晚年请求回国,但是玄宗“优诏不许”。开元二十三年(735),善无畏“右胁累足,奄然而化”。此事对玄宗颇有触动,“皇心震悼,赠鸿胪卿。遣鸿胪丞李现具威仪,宾律师护丧事”[20]。在开元年间崇道抑佛的宗教氛围中,玄宗对一个圆寂的域外高僧,不仅赠官,还由政府出面操办丧事,体现出他对善无畏的情谊,更透露出他对密宗的宽容与信赖。

金刚智来华后,玄宗对其深为器重,“从是随驾,往复两都”[21]。与此同时,金刚智开启了他在华的弘法、授徒与译经事业。关于弘法,金刚智传持弘扬的是金刚界密法。据汤用彤先生考证,金刚界密法与胎藏界密法是中国密宗的两大主流,分别由金刚智和善无畏传入中国并加以发扬光大[22]。金刚智擅长秘术,在华期间曾多次施展,颇灵验,震撼时人,向其求学的僧俗不少,于是金刚智在“所住之刹,必建曼拏罗灌顶道场,度于四众”[23]。金刚智弘法一生,授徒众多。其中,著名弟子有中国僧一行、义福、惠恒、惠翷、惠濬、惠正,印度僧不空,新罗僧慧超和俗弟子吕向、杜鸿渐等人[24]

关于译经,金刚智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开元十一年(723),在玄宗的支持与赞助下,金刚智开启了他在华的翻译事业,“奉敕于资圣寺翻出《瑜伽念诵法》二卷、《七俱胝陀罗尼》二卷”。开元十八年(730),金刚智“于大荐福寺又出《曼殊室利五字心陀罗尼》《观自在瑜伽法要》各一卷”[25]。开元十九年(731)后,金刚智又翻译出“《金刚顶经瑜伽修习毗卢遮那三么地法》一卷、《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身咒本》一卷、《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咒本》一卷、《不动使者陀罗尼秘密法》一卷”[26]。从数量上看,金刚智翻译的佛经种类与数量要多于善无畏。关于金刚智的译经效果,史称“智所译总持印契,凡至皆验,秘密流行,为其最也”[27]。正因如此,后世的密宗传人把金刚智作为中国密宗始祖来供奉与纪念。

开元二十九年(741)金刚智病逝,享年71岁。其丧事由国家出面操办,皇帝还钦赐葬地、建塔、赐谥,并由朝廷大员撰写碑铭,体现出玄宗朝廷对金刚智的重视与厚待。

除了善无畏和金刚智两位印度佛学大师,一位中国僧人也为密宗在唐朝的奠基做出了杰出贡献,他就是一行。史称其“少聪敏,博览经史,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少年英才,声名远播,然而淡泊名利,无意入仕。武周时期,梁王武三思“慕其学行,就请与结交”,一行“逃匿以避之。寻出家为僧,隐于嵩山”。睿宗即位后,“敕东都留守韦安石以礼征,一行固辞以疾,不应命”。开元五年(717),“玄宗令其族叔礼部郎中洽赍敕书就荆州强起之”。一行到长安后,玄宗对其礼遇有加,“置于光太殿,数就之,访以安国抚人之道”。又因为一行精通天文历算,玄宗命他主持编撰在我国天文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衍历》。开元十五年(727)九月,身居西京华严寺的一行病重,玄宗深切关心;一行去世,玄宗不仅赐谥,还亲自撰写碑文,并“出内库钱五十万,为起塔于铜人之原”[28]。玄宗对一行的深情厚谊,于此可见一斑。

一行同时师从于密宗两位大师善无畏和金刚智,深受密宗经典熏陶。中国密宗的两大主流——金刚界密法与胎藏界密法,汇集于其一身。善无畏和金刚智的译经活动,一行时常参与,担负记录与润色译文之责。例如善无畏翻译《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时,即“一行笔受,删缀辞理”[29]。再如开元十八年(730)金刚智翻译《曼殊室利五字心陀罗尼》《观自在瑜伽法要》各一卷时,也是“一行笔受,删缀成文”[30]。除记录译文之外,一行还对《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作了注疏,形成了著名的密宗经典《大日经疏》。对于一行为密宗做出的贡献,吕建福先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唐代密宗实际上是由善无畏和金刚智与他们共同的弟子一行一起建立起来的……尤其注疏密典,阐述经义,建立了密宗的理论体系。”[31]

在善无畏、金刚智和一行三人的弘法、授徒与译经等一系列传教活动中,几乎处处可见玄宗的影子。玄宗朝廷不仅对上述密宗大师崇敬有加,生活上给予优厚待遇,政治上给予保护与关照,对他们的传教活动也给予了政策和物质上的有力支持与赞助。凡此种种,为密宗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