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语
玄宗继位后，在政治形象上进行了宣传和打造，表示要回归以贞观时期为正统的唐代格局。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对武则天的政治遗存展开了一系列的清除和否定，但无论是从血缘关系上还是现实操作层面，都无法完全绕开武则天。而在政策、制度层面，基于武周以来社会发展形态、社会经济基础都已发生具体的变化，故而对武则天时期的制度建设也大多是继承性地发展，如同汉承秦制、唐承隋制一般。
我们在研究政治人物的影响时，常常注重“影响”的发出方，注重分析其意图，分析其意图最终是否实现，是否得到贯彻，也注重观察这种意图在受众眼中是怎样的，是否是被接受的，或者怎样被接受，这也是武则天研究中的常见思路。然而我们却常常无法对“受影响对象”给予应有的关注。在古代历史书写已经有了规则和体系，被影响的对象表现出顺从、支持，却不是实际的接受；同样的，被影响的对象表现出抵抗、否定，却在实际行动中继承、发扬了影响者的施为。
武则天逊位后，当皇帝由中宗一系转入睿宗一系时，便有此倾向，待玄宗即位后，对待武则天时期的制度留存，更是如此。当被影响者的表面态度与实际选择产生差异时，正是“影响”在具体地发挥作用。一则我们需要认真对比，找出这种差异，二则也需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分析这种态度与行为差异产生的原因。“差异原因”的分析，既能为我们解决认识“影响”的问题，也能为我们勾勒“影响的对象”的全息图景。
从陈寅恪先生提点出武周转折期的大格局，到汪篯先生在新旧阶级的问题上与之应和并更加具体地论述，再到吴宗国先生就其中的重要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在这一学术脉络之下，唐代政治形态、制度形态的具体发展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研究硕果，为我们呈现出清晰详细的面相，而我们的研究还将在制度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去解释制度发展的关联，挖掘政策制定的原因，获得历史给予我们的智慧。
注释
[1]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02页。
[2]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第42页。
[3]汪篯：《汉唐史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71页。
[4]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05页。
[5]“有人说武则天特别倚重东南文士，其实武则天时的北门学士虽然有不少东南文人，但是山东、河北人要更多一些。至于武则天时的重要宰相如狄仁杰、娄师德、王及善、朱敬则、魏元忠、魏玄同、刘仁轨、姚崇、李峤，则都是关东人，关中人做宰相的也不少，而江南人做宰相的，并不很多。”汪篯：《汉唐史论稿》，第170页。
[6]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1页。
[7]（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4页。
[8]（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二四《班固一·东都赋》，中华书局，1958年，第604页。
[9]《隋书》卷一五《音乐志下》，中华书局，1973年，第349页。
[10]《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383页。
[11]（宋）王溥：《唐会要》卷一五《庙议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77——378页。
[12]《唐会要》卷二一《诸僭号陵》：“……先天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又废，并称太原王墓。”第477页。
[13]《唐会要》卷一一《明堂制度》，第318——321页。
[14]《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垂拱四年条：“太宗、高宗之世，屡欲立明堂，诸儒议其制度，不决而止。及太后称制，独与北门学士议其制，不问诸儒。诸儒以为明堂当在国阳丙己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太后以为去宫太远。二月，庚午，毁乾元殿，于其地作明堂，以僧怀义为之使，凡役数万人。”中华书局，1956年，第6447页。
[15]《唐会要》卷三〇《洛阳宫》，第643页。
[16]《唐会要》卷一一《明堂制度》，第322页。
[17]（宋）王若钦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五六四《掌礼部·制礼仪注·制礼第二》，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6471——6472页。
[18]《资治通鉴》卷二〇五，万岁通天元年条，第6502——6503页。
[19]《册府元龟》卷二四《帝王部·符瑞第三》，第241页。《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开元二年条：“乙酉，太子宾客薛谦光献武后所制《豫州鼎铭》，其末云：‘上玄降鉴，方建隆基。’以为上受命之符。姚崇表贺，且请宣示史官，颁告中外。”第6704页。
[20]《唐会要》卷一一《明堂制度》，第321页。《资治通鉴》卷二〇六，神功元年条，第6517页。
[21]《唐会要》卷一一《明堂制度》，第323页。
[22]《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天授元年二月条，第6463页。
[23]《资治通鉴》卷二〇七，长安二年春正月条，第6558页。
[24]（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一《中宗九》，中华书局，1975年，第635——636页。
[25]《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条，第6032页。
[26]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167——168页。
[27]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前期的变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91页。
[28]陈仲安：《唐代的使职差遣制》，《武汉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第87——103页。
[29]吴宗国：《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176——178页。
[30]《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弘道元年条，第6416页。
[31]《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开元十一年条，第6758页。
[32]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齐鲁书社，2004年。
[33]《唐会要》卷八十五《逃户》，第1850——1851页。
[34]《册府元龟》卷六十三《帝王部·发号令第二》，第674——675页。
[35]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第90——95页。
[36]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第95页。
[37]陈弱水：《初唐政治中的女性意识》，载氏著《隐蔽的光景——唐代的妇女文化与家庭生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7——180页。
[38]《唐会要》卷三十七《服纪上》，第792页。
[39]《唐大诏令集》卷二《帝王·即位赦上》，第6页。
[40]《册府元龟》卷四八二《台省部·谄佞》，第5458页。
[41]《唐会要》卷六七《试及斜滥官》，第1397页。
[42]《旧唐书》卷一〇一《辛替否传》，第3160页。
[43]吴丽娱主编：《礼与中国古代社会·隋唐五代宋元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56——68页。
[44]《唐会要》卷四九《僧道立位》，第1005——1006页。
[45]（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中华书局，1992年，第157页。
（李淑，中共云南省委机构编制办公室，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