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门阀”政策的破产与唐高宗的接力

在社会惰性之下，贞观六年《氏族志》初稿交付太宗的时候，崔民幹等旧高门仍然保留了一等士族的排名。太宗很不满意，重申了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的“新门阀”标准。但是直到贞观十二年《氏族志》完稿，也只是把皇族和外戚置于前两位，崔民幹等旧高门从第三等开始往下排，并没有改变旧门阀排行的实质。于是，社会上的旧高门依旧我行我素。

由于在太宗的刻意打压下，旧高门在“宦”的方面没有实现本朝尊显，那么“婚”的方面就要有意抬高身价了，卖婚现象由此而生。于是贞观十六年，太宗又下了“禁婚诏”，声明“自今年六月禁卖婚”。太宗的“禁婚诏”实际上是针对买婚卖婚的现象所作的限制。“氏族之盛，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自有魏失御，齐氏云亡，市朝既迁，风俗陵替。燕、赵古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族，或乖德义之风。名不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膏粱之胄，不敦匹敌之仪，问名唯在于窃赀，结褵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自贬家门，受屈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望，行无礼于舅姑。积习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伦，实亏名教。朕夙夜兢惕，忧勤政道，往代蠹害，咸已惩革，唯此弊风，未能尽变。自今已后，明加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务合典礼，称朕意焉”[33]。然而，这些措施都没有被执行。包括房玄龄、魏徵等朝中大臣都私下与旧高门结亲。《资治通鉴》卷二〇〇载，显庆四年（659）冬十月壬戌诏略云：“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34]高宗新“禁婚诏”的规定，显然要比太宗的诏令更彻底。

由于贞观《氏族志》的修撰并没有以当朝冠冕为准，于是显庆四年，高宗又主持重修了官方谱牒《姓氏录》。“以四后姓、酅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师、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仆射为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为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叙之，凡九等，取身及昆弟子孙，余属不入，改为《姓氏录》。当时军功入五品者，皆升谱限”[35]。显庆《姓氏录》不仅重申了遵守当朝冠冕的标准，并且对官品与士族排行的对应关系做了详细的规定，社会的反响很大。所谓“搢绅耻焉，目为‘勋格’”，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新排行榜做到了以当时的官品为准则，旧士族的门第再高，但凡没有官品，就不被《姓氏录》收入，这是旧士族无法接受的事实；另一方面，被收入《姓氏录》的“新门阀”成员尽管被中央承认，进入了新排行榜，但是与“军功五品”等不具备家风、家学的人为伍，在观念上他们也接受不了。再者，显庆《姓氏录》与《禁婚令》还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严格规定了七品及七品以上官员婚姻纳彩的财物上限，“三品以上纳币不得过三百匹，四品五品二百，六品七品百，悉为归装，夫氏禁受陪门财”。这就是要从制度上禁止七品以上当朝“新门阀”与没落而骄矜的旧门阀结亲。

以往对显庆《姓氏录》的评价往往纠结于文献所描述的情节，认为新谱牒是高宗废王立武后、许敬宗等大臣为了拍武后的马屁，同时在李义府等新贵想要跻身士族谱系的私心驱使下修撰的。然而，从高宗修撰新谱牒、颁布“禁婚诏”，甚至不惜搜罗焚烧旧《氏族志》等一系列举动看，与太宗朝的举措在形式和内容上有根本的相似性和延续性。在主观上，高宗秉承太宗的遗志，打算建立以本朝衣冠为准的“新门阀”体系，进一步弥补《氏族志》的错误，树立中央权威。正如李唐皇室所期待的，社会上从此有了不同于魏晋传统的新标准，中央权威与社会权威的对立公开化；但是在客观上，《姓氏录》的颁布引起了士族对官修谱牒的恶感，同时也造成了社会上对新旧士族排行认识的混乱。其结果是，旧高门不屑言士族排行，新门阀耻于言士族排行，最后混乱的“门品”概念在社会上逐渐被嫌弃、淡化，直至门阀士族失去了赖以维系的意识形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