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府主持的聚葬和共葬
隋唐出现多人聚葬的情况，自然灾害多发是其原因，战争频繁也是重要诱因。因为战争所造成的惨重伤亡，经常会引发与传统葬俗、葬制反差很大的聚葬现象。
京观又称京丘[29]，它是交战胜利方出于复杂目的而将所杀敌方首级或尸骸堆积成固定形状，再土封泥盖后形成的高冢。这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埋葬，而是带有原始野蛮味道的惩罚威慑或彰扬武功性质的多人埋藏之法。这种在今日引发极大争议的作法却曾在战争频发的中国古代一度盛行，到隋唐时期仍旧时隐时现。
隋唐不少将帅沿袭前代战胜后用敌人首级大筑京观的恶习，如隋大业中（605——617），隋将黄纯讨伐彭城叛众张大彪等，“大破之，斩首万余级，筑为京观”[30]。在此前后，屈突通也有征发关中兵讨伐叛逆者刘迦论部，“斩迦论并首级万余，筑京观于上郡南山”[31]。黄纯、屈突通用叛乱者首级万余筑成京观，正所谓“一将成名万骨枯”。唐仪凤中（676——678），魏元忠上书提出以筑京观威慑吐蕃寇边的观点：“向使将能杀敌，横尸蔽野，敛其头颅以为京观，则此虏闻官军钟鼓，望尘却走”[32]。其观点是否得到执行，不得而知，但这一时期大大小小的京观却屡见于史。武周圣历中（698——699），凉州都督唐休璟“乃被甲先登，六战皆克，斩二将，获首二千五百，筑京观而还”[33]。唐休璟所筑京观也是以首级筑成，可达数千。
除用战败方首级筑京观外，隋唐也有积敌之尸骸为京观者。唐高祖李渊在隋大业十一年（615），“击龙门贼母端儿，射七十发皆中，贼败去，而敛其尸以筑京观，尽得其箭于其尸”[34]。李渊有杀叛者筑京观之事，难怪唐朝政府对此并不反对。之后，内官杨思勖在唐玄宗时期多次率军讨叛，其中，开元初，讨伐自称“黑帝”的安南首领梅玄成，“尽诛其党羽，积尸为京观而还”；开元十四年（726），他还奉命镇压邕州梁大海叛乱，“生擒梁大海等三千余人，斩余党二万余级，复积尸为京观”[35]。杨思勖两次所筑京观都是堆积反叛者之尸骸而成。天宝元年（742），河西节度使王倕攻克鱼海军后，“积骸成京观”[36]。大历八年（773），岭南将哥舒晃杀节度使吕崇贲反，唐朝任命路嗣恭召集义勇八千人，“出其不意，遂斩晃及诛其同恶万余人，筑为京观，俚洞之宿恶者皆族诛之，五岭削平”[37]。路嗣恭以同叛者万余筑为京观，令人发指。又中和三年（883），沙陀军战胜赵章、尚让，横尸三十里，“王重荣筑尸为京观”[38]。王重荣也是用战败者尸骸筑成京观。
上列隋唐时期大筑京观的事实，其时间从隋朝一直延伸到唐末，但都是隋军、唐军作为胜利者的事例。当然也有外族立京观的记载，如唐太宗贞观五年（631），“遣使毁高丽所立京观，收隋人骸骨，祭而葬之”[39]。这里提到的京观是隋代攻打高丽失败后由高丽军队所立。又唐玄宗天宝十载（751）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大败于泸南，南诏“阁罗凤敛战尸，筑为京观”[40]。此后，李宓战败后，南诏也有积尸为冢之事[41]，这是南诏军队将唐军尸骸筑为京观的事例。尽管传统文献以中原王朝为中心，对其他部族的京观记载往往是或缺或漏，但史籍仍然留下了点滴外族以隋唐将士尸骸筑成京观的记载，甚至也有他族之间互筑京观的记载，如永徽五年（654），高丽征靺鞨兵攻契丹，“为契丹所乘，大败。契丹火野复战，人死相藉，积尸而冢之”[42]。契丹战胜靺鞨兵后也有积尸为冢的记载，那么，积尸为冢与上揭京观能否归为一类呢？
其实，京观也可称冢，如天宝中唐和南诏的战争，《南诏德化碑》记为：“遂收亡将等尸，祭而葬之。”[43]对此，前引《新唐书》认为是京观，唐人樊绰《云南志》又记为“万人冢”，宋人钱易《南部新书》己部：“云南有万人冢者，鲜于仲通、李宓等覆军之地。”由此可知，南诏在战胜唐军后所收瘗的将士冢，既可称为京观，又能称为万人冢。还有，唐德宗建中末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反叛，遣步骑万余进攻江南西道节度使李皋，被李皋击败，“斩首万级，封尸为京观”[44]。此次战役的实际领兵大将是尹慎，唐人权德舆在《尹慎神道碑》中记，尹慎“斩骑将许少华，封其尸为万人冢”[45]。李皋所封的京观与尹慎所封的万人冢为同一物，也说明京观与万人冢可以互称。藉此之故，我们将京观也归入隋唐葬法，认为京观是一种非常状态下的特殊葬法。
血腥的京观葬法，在战争频仍的隋唐时期，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事实上，隋唐人也意识到以京观彰功与推行仁政之间的矛盾，如何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点，也是摆在隋唐人面前的一个问题，故许多统治者一再重申收骨改葬的命令。如隋炀帝大业十年（614）针对征辽战役中死亡甚众、不及埋藏的情况，下诏：“今宜遣使人分道收葬，设祭于辽西郡，立道场一所。”[46]此类诏令唐朝也常常下发，尤其是唐太宗的处理方式最具代表性。
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发出《为殒身戎阵者立寺刹诏》：“可于建义已来交兵之处，为义士、凶徒，殒身戎阵者，立寺刹焉。”[47]翌年，分别在破刘武周的汾州立宏济寺，破宋老生的吕州立普济寺，破宋金刚的晋州立慈云寺，破王世充的邙山立昭觉寺，破窦建德的汜水立等慈寺，破刘黑闼的洺州立昭福寺，命文士为碑铭，记功业[48]。唐太宗于战场遗址各立僧寺明显是吸收隋代收葬将士、建立道场的办法。值得注意的是，诏文明确提到不仅要祭义士，也要祭凶徒，这种用道场、寺院代替京观的办法既表达出偃武修文的动向，也能起到战争纪念的作用。后来，唐太宗在贞观五年又发出《划削京观诏》：“尸若乱麻，自以为武，露骸封土，多崇京观，徒见安忍之心，未弘掩骼之礼……但是诸州有京观处，无问新旧，宜悉划削，加土为坟，掩蔽枯朽，勿令暴露，仍以酒脯致奠焉。”[49]唐太宗要求用坟墓代替京观，既有追求仁政、抚慰战争创伤的意图，又可以改变政府黩武好战的形象。但是，他仍然无法避免战争。贞观十九年，征高丽回师：“诏集前后战亡人骸骨，设太牢致祭。亲临，哭之尽哀，军人无不洒泣。兵士观祭者，归家以言，其父母曰：‘吾儿之丧，天子哭之，死无所恨。’”[50]唐太宗既要保持为政以德的形象，又要发动征辽战争以吊民伐罪、取乱辱亡，这种矛盾的焦点在于如何处理伤亡的将士。唐太宗选择亲临哭祭的办法，也算是对此前用寺观、坟墓代替京观的一种补充，这些办法不仅在政治意义上发挥了抚恤战争创伤的作用，在缓和仁政与京观的冲突中也具有重要作用。
除了上述京观之情况外，有意的坑杀也是出现多人共葬的一个原因。古代社会中交战双方为了达到摧毁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不仅在战场上最大可能地消灭敌人，有些时候也在战胜后大肆屠杀投降者，坑杀多见于后一种情况。另外，坑杀的对象也针对聚众叛乱者。事实上，坑杀既是一种惩罚性杀人方式，又是带有震慑性的埋葬方式，其残酷性远超过京观。
隋唐史籍屡见关于坑杀叛乱者的记载，说明坑杀是隋唐仍在使用的一种酷刑。如隋文帝在大象二年（580）时，“尉（迟）迥败于相州，坑其党羽数万人于游豫园”[51]。又隋炀帝大业八年（612），“杨玄感作乱于东都，尚书樊子盖坑其党羽于长夏门外，前后数万”[52]。隋朝建立前后对叛乱者往往处以极刑，坑杀就是其一。隋末王世充讨伐刘元进之乱，“其众悉降，世充坑之于黄亭涧，死者三万人”[53]。单次坑杀就有数万人之多。
同时，隋唐出现的坑杀也具有威慑镇压的意图，如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征高丽，“收靺鞨三千三百，尽坑之，余众放还平壤”[54]。唐太宗推行分别对待的办法，在坑杀数千之外，将余众放还，其震慑目的显而易见。唐高宗时，薛仁贵为铁勒道行军副总管，抵御十余万九姓突厥的进攻，他发三矢杀三人，于是突厥数十人皆降，“仁贵虑为后患，悉坑之”[55]。宦者杨思勖多次领兵作战，曾筑京观（前引），也曾行坑杀，如讨伐自称天子的陈行范，“生缚之，坑其党六万”[56]。唐朝坑杀数额由几十到数千，也有达六万人，同样骇人听闻。
战争中出现的滥用坑杀现象无疑会造成灾难，而隋唐时期的坑杀偶尔会超越战争范围，在一些非战争情况下出现，更造成灾难的无限扩大。隋大业中，突厥处罗可汗攻铁勒，“集渠豪数百悉坑之”[57]。突厥坑杀的铁勒首领并非全属战士，多属于无辜者。唐永泰元年（765），潼关防御使周智光因与杜冕不和，借讨击外寇之机，“坑杜冕家属八十一人”[58]。周智光为泄私愤，坑杀杜冕家属81人，明显属于坑杀的滥用。昭宗乾宁二年（895），董昌杀黄碣一家80口，“同坎瘗之”[59]。再有唐天祐元年（904），汴帅朱全忠强制唐昭宗东迁，在路上将随从200余人“并坑之，乃以谋逆闻”[60]。皇帝随从属于无辜者，却遭到了无情的坑杀。
坑杀在战争以外的滥用导致更多的无辜者罹难，影响到当时的埋葬。唐末王师范听到朱全忠要族灭其家，对使者说：“死固不免，予惧坑之则昭穆失序，不可见先人地下。”[61]王师范不怕死，而担心全家遭坑杀，会扰乱家族的丧葬秩序，事实上，坑杀的泛滥不仅使传统葬俗出现昭穆失序，也极大地扰乱了社会秩序。